文 | 周修文
哈佛大學的莫高窟資料包括莫高窟文物、華爾納拍攝的莫高窟照片兩大部分。莫高窟文物藏在賽克勒博物館，主要來自華爾納，而後陸續入藏一些，共計壁畫11塊、塑像2件、絹畫2件、麻布畫1件、紙畫1件、寫經1件。
1923年，美國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組成了由博物館東方部主任華爾納任領隊的哈佛大學考古調查團。1924年1月，華爾納來到敦煌莫高窟，當時藏經洞中的遺物早已被瓜分得一乾二淨，所謂的經卷和絹畫已成為了傳說，而很多壁畫也被白俄殘部毀損。
華爾納不甘心因遲到而一無所獲的結果，在他組織考察隊的時候就決心一定要在敦煌帶回點什麼。在經過一番參觀考察之後，他決定採用剝離的方法對壁畫下手。他們用特製的膠布——塗有粘著劑的膠布片敷於壁畫表層，剝離了莫高窟第320、321、323、328、329、331、335、372等窟的唐代壁畫精品十塊。
後來，華爾納又以70兩銀子的價格經王圓籙道士允許，拿到了328窟盛唐的精美彩塑供養觀音像。這是一尊一米高的唐代彩繪觀音像。為了得到它，他們只得使用錘子，將其從基座上敲打下來，從早幹到晚用了5天時間。
半跪的供養菩薩神情虔恭文靜，造型嚴謹細緻，氣質端莊典雅，充分表現了菩薩聆聽佛法時，對佛發自內心的崇拜和敬仰。
供養菩薩像取自莫高窟第328窟的唐代彩塑群像，製作精細，神態逼真，形神兼備，是唐塑中的精品。居中的佛陀法相莊嚴肅穆、雍容大度，身側阿難、迦葉侍立左右，兩身大菩薩坐遊戲座式，姿態優美自然，肌膚豐潤，衣飾華麗，造型柔麗端莊，表現菩薩的智慧和深沉，兩側半跪的供養菩薩，神情虔恭文靜。左側一身位已空缺，那裡原來安放的就是這尊賽克勒博物館中的供養菩薩。
20世紀20年代末，法國人佩里奧特曾在哈佛大學教書，他提醒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關注敦煌藏品，說自己“特別渴望西方嚴肅博物館徵集它們”。他所說的藏品，正是他和斯坦因未能從敦煌拿走的文物。
王圓籙-斯坦因攝-1907年
受博物館委派，時任福格藝術博物館東方部主任的華爾納來到中國敦煌考古發掘。1923年7月，華爾納一行到達北京，尋求到直係軍閥吳佩孚的支持，為他們在中國的行動提供方便。考察團首先由北京到西安，然後前往黑城遺址，華爾納在此的收穫不大，轉而開始前往敦煌。
華爾納
1924年1月，華爾納到達敦煌莫高窟之後，發現那些佛教石窟，“比我所見過的任何繪畫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看到經歷過戰亂破壞的壁畫，華爾納哀嘆：
壁畫上的人物或是眼睛被挖掉，或是臉上有深刻的劃痕。一排排侍女從你身邊走過，她們穿戴著華麗頭飾，然而你卻難以看到一個完整頭像。在德高望重的眾神中間，王位之上端坐著觀音。在觀音面前的地毯上，有一位可愛的跳舞女孩。整個畫面佈局精巧，卻沒有一個人物形象完整保存……在那些可愛面龐上面，胡亂塗畫著（白）俄軍隊的番號。佛陀端坐，從他宣揚蓮華經的口中，刻畫出斯拉夫人的一些汙言穢語。
他決定要把壁畫帶回美國，“我們必須有一些供美國研究使用的壁畫”，在他寫給贊助人的信中，這似乎是一件輕鬆且有必要的工作：
想到那些故意破壞行為的德行，我會毫不猶豫地把那裡的所有壁畫揭取得精光。有誰知道，何時中國軍隊會如白俄軍隊一樣在那裡駐紮？更糟糕的是，那裡的回族起義，還會持續多久？再過二十年，敦煌將變得不值一看。
為了能夠如願盜取壁畫，華爾納給了當時看管莫高窟的王圓籙道士150美元和一些禮物之後，王道士同意他揭取壁畫。華爾納用特質膠布，把壁畫粘下來。但當時天寒地凍，從洞窟牆上揭取壁畫相當不易。華爾納在他的回憶錄《在中國漫長的古道上》中寫道：
膠水總是在牆上凍結，而不是滲入壁畫裡面，即便我事先用熱水把膠水攤薄了。未及把膠布擺放到適當位置，它已徹底冷卻。總而言之，我的希望渺茫。
最後，華爾納用毛氈和紙，將粘下壁畫的膠布層層包裹，外面再用繩子捆綁。
至於那座半跪的供養菩薩像，是華爾納在經過王道士允許後，僱傭當地百姓用錘子將其從基座上敲打下來的。華爾納回憶道，
整整五天，從早晨直到晚上的艱苦工作，而在這五個晚上，我自己又被自己的所作所為而深深自責，但第二天又強迫自己去繼續工作……
1924年1月，華爾納僱傭當地的農民從敦煌石窟內鑿下的佛像
把那尊觀音像裝車前，華爾納充滿深情用自己的內衣包裹塑像用來減震，以應對之後的旅程。“雖然我在返程時缺少內衣和襪子，”他在報告中寫道，“但一想到那些東西在發揮作用，在使那尊塑像的肌膚鮮活光滑，以及顏料殘片免遭損壞，我的內心就備感溫暖。”
對於自己轉移藝術品的行為，華爾納反覆辯解：敦煌石窟難以到達，並且已經遭受破壞。儘管如此，在給哈佛大學校長和董事們的正式報告中，華爾納對自己揭取壁畫的事隻字未提。私下裡，他自己辯解稱：敦煌石窟已經遭受破壞，文物在他手裡或許更安全。
基於首批探險的“成功”，1925年，華爾納帶領福格藝術博物館中國考察隊第二次遠征。考察隊由6人組成，除華爾納和老隊員傑恩外，還有擅長剝離壁畫的湯普森、協助壁畫研究工作的哈佛大學美術助教浦愛倫、哈佛大學醫學院進修生霍拉斯•史汀生以及負責為壁畫攝影的理查德•斯塔爾。
可他們沒有想到，一到敦煌，迎接他們的是一群憤怒的示威者。當地政府與考察隊達成的協議是，考察隊成員不準留宿千佛洞及附近；當他們全體參觀千佛洞時，必須受人民的監視，必須當日返城；不準破毀壁畫及其他一切文物。當地人甚至組織人專門監視考察團行動。壓力之下，華爾納不得不在三天後便匆忙離開了敦煌。
第二次福格中國考察行，在華爾納眼裡顯然是一種慘敗，“所帶回的唯一有形的東西是那些圖片，大部分是那些遠不如敦煌莫高窟的很不出名的洞窟的圖片”。但在覺醒的中國人眼中，這是保衛敦煌文物的一次成功宣示，它開始關上“外（國人）盜敦煌”的大門。
歷史是過去歲月發生的客觀事實，但由於立場、視角的不同，對同一史實的解讀或者存在差異，但歷史事實本身仍存在於過去的歲月之中。
如今我們去敦煌莫高窟參觀上述洞窟，都能看到華爾納留下的痕跡，如第320窟為盛唐代表窟，畫塑精美，南壁畫千佛中央釋迦說法圖一鋪，釋迦牟尼兩側本應繪有一菩薩頭像，一菩薩、一弟子、二神王，均被華爾納盜劫。而約建於初唐，以佛教史蹟畫為主要題材的第323窟主室南壁中央部分，也被華爾納盜劫破壞。
事實上，這些壁畫到了哈佛後被轉移到丹尼爾•瓦尼•湯普森手裡，他是福布斯的學生，也是一位文物保護專家。湯普森曾建議華爾納使用一種“剝離技術”，即只從牆壁上剝離壁畫表層，他本人曾在歐洲壁畫上使用過那種方法。1974年，在接受一次訪談時，湯普森承認，他對敦煌壁畫的修復嘗試不算多麼成功：“華爾納沒有使用又薄又弱的膠水。他使用的膠水很厚，幾乎不可能處理。洞窟裡面的牆壁很冷，膠水在上面很快結成了果凍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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