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希臘羅馬歷史記載中的遊牧“蠻族”斯基泰人。
遊牧的擴張
《史記•大宛列傳》關於張騫的記載，以“鑿空”一詞聞名：
“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外國由此信之。”
關於“鑿空”，已有汗牛充棟的文章加以探討，不過大多出自華夏帝國的視角，說張騫在帝國西北頻繁的冒險活動，打開了一條通往更廣大的世界的孔道，由此，漢唐才有了“經略”西域，並通過絲路與更遙遠的大秦（即羅馬帝國治下的敘利亞）進行商貿和文化交流的可能。
然而“鑿空”一詞換個角度看，其實也很恰切地道出了司馬遷所代表的彼時華夏帝國統治階層“世界觀”的侷限。你必須把自己看作一個內向的堅實實體，被一層堅硬的外殼包裹著，才會如此形象而貼切地選擇“鑿空”這個詞，來表述張騫在邊緣地帶的活動。司馬遷固然開創了在《史記》中為四鄰“蠻夷”寫“列傳”的先例，顯示了相當寬廣的視野，但潛意識裡強大的“中央帝國”意識形態，卻不是那麼容易打破的。
事實上，華夏與周圍廣大世界的交流與互動，最晚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就從未停息過。且撇開比較敏感的“中華文化西來說”不談，早在公元前兩千紀，廣義的“西域”，也就是橫貫歐亞大陸中部的大草原上的遊牧人群，就曾在四處遷徙中與東亞、南亞、西亞等地的定居社會發生激烈碰撞。歐亞草原考古證實，古代印歐人一直很活躍，南俄草原的印歐人在草原地帶發展壯大，馴化的家馬和輪輻式雙輪馬車支持他們向更大、更遠的地域擴張。這些遊牧的印歐人早期即向東發展，到達南西伯利亞地區，並進入中國新疆。許倬雲指出：
“最晚不會晚於公元前2500年，他們大概已經發展到用馬拖動的工具。原始的馬車是載重用的，人也用過牛來拉車、驢來拉車，輪子也是原始的兩片大圓木，車子也不是很大。公元前2000年左右，大概馬拉輕車已經成型了，快速的馬車使得這個地區的人群活動範圍擴大了……這些有馬拉戰車的印歐民族，在公元前2000年開始向外擴張。也許因為那個時候，亞歐大陸的氣候正在開始小冰期，氣候寒冷，本來水草豐美、足以繁殖牲口的地方，不足以維持那麼多的人口了，於是這些人必須向外移動。”（《中、歐古代文明的發展》，2012年10月12日《南方都市報》）
各支印歐人或進入外高加索至小亞、西亞，或入主中亞、南亞，或再次遷入新疆部分地區。古老的印度河文明就是在這一波雅利安人南遷中衰亡的，印度史詩《梨俱吠陀》中記載了雅利安人南侵的歷史。
中國亦然。古代印歐人對新疆的影響就像波浪一樣，很多次的遷徙一波又一波地到來。考古證據顯示，公元前2000年前後，印歐人文化和中國西北遠古文化在今天的哈密一帶發生了碰撞和融合，這可以看作是兩種文化最初的直接接觸，其中某些因素還通過甘青地區影響到中原的夏商文化。
華夏與戎狄
根據王明珂的研究，甚至華夏帝國的形成本身，也是與北方或西北方遊牧人群互動的結果。
“形成華夏認同的最主要因素便是，公元前2000年至前500年左右發生在黃土高原之北的人類生態變化。也就是說，華夏的形成與黃土高原北方邊緣人群之遊牧化二者相生相成。這樣的歷史背景與人群分化，造成兩千餘年來帝制中國社會上層人群根深蒂固的定居文明偏見……” （《遊牧者的抉擇》）
定居文明最重要的偏見之一，便是對遊牧起源的解釋，即基於農業社會人群的優越感，將遊牧當作是人類由狩獵進化到農耕的一箇中間階段。然而，遊牧脫離不了馬，騎著馬，牧人才可能控制大量羊群、利用遠處的草場，而馬的馴化以及作為主要坐騎，要到公元前2000年以後才成熟，因此早期歐亞草原上的人群過的並非遊牧生活，而是從漁獵採集進至畜牧農耕，再進一步發展到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較為先進的農牧經濟。
遊牧人群真正形成強大的勢力，一般認為要到公元前1000年前後。漢學家雅羅斯拉夫•普實克認為，歐亞草原東部“蠻族”遷移及入侵中國，與草原西部塞人的大遷徙有關，而兩者都肇因於約公元前1000年歐亞草原上一個新經濟社會形態的產生，那便是基於畜養大量馴養動物——特別是馬——的遊牧。而產生遊牧的根本原因，俄國學者阿納託利•哈扎諾夫直截了當地認為是公元前2000年至前1000年間的氣候乾冷化變遷。
具體到中國，王明珂指出，西周至春秋時的“戎狄”並非純遊牧人群，而是農、牧、狩獵兼營的混合經濟人群。隨著氣候乾冷化，北方混合經濟人群南下爭奪農牧資源，強化了南方周王朝諸侯國上層貴族之間的一體感，這便是華夏認同的萌芽。
“‘華’有眾多或繁盛之意；‘華夏’原與‘諸夏’意義相同，都指的是一個多元聯合體。秦人在周室東遷後‘驅戎’，黃河中游、下游諸國的華夏認同意識逐漸增強，並相互奧援以對抗戎狄——所謂‘內諸夏而外夷狄’。在驅戎之後，強大的華夏北方諸國更往北擴土，並建長城以維護之。此種種發展都意味著，華夏為一保護及壟斷南方農業資源的認同群體；無論是實質的長城，或是作為華夏族群邊界的‘非我族類’概念，皆將‘戎狄’排除於華夏之外。”（《遊牧者的抉擇》）
這裡講到了秦人的“驅戎”對於形成“內諸夏而外夷狄”觀念的重要性。
在漫長的歷史變遷中，像中國這麼疆域廣闊的國家，不靠打，光靠“懷柔遠人”，恐怕是不能讓人家那麼自動地加入進來，變成華夏之一分子的。只不過，在前民族國家時代，國家本身在概念上就要比現在靈活得多，疆域更是變動不居，完全不是今天地圖上那僵硬的樣子。皇上要是高興了，隨便割一塊賞給別人，反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明天不高興，發支兵去打一塊地方回來就是了，史官只會記下帝王的強大、王道的傳播。事實上，因為國家、疆域都是未定型的，所以打仗也的確很難稱之為“侵略”，專家會謹慎地使用“掠地”、“拓邊”一類的詞。不過許倬雲最終還是忍不住提到了“侵略”：
“戰國七雄，秦、趙、燕分別向北開拓。秦的開拓，收義渠（在今甘肅慶陽一帶）諸‘戎’及北地上郡，遠到今日的河套地帶。趙人開邊，及於代北，進入今日內蒙古中部。燕人拓地千里，當已進入遼河流域。凡此開拓，歷時大約不過兩個世紀，中國華夏世界已侵略了北疆不下數千裡的草原牧地！……從這些線索看來，激發草原族群“軍事化”的動機，似乎還在對於華夏世界大規模侵略的反彈。”（《我者與他者》）
考古學上有一支叫作“寺窪文化”的青銅時代文化，主要分佈在蘭州以東的甘肅境內，並擴及陝西千水、涇水流域，年代約為公元前14~ 前11世紀，通常就被認為是氐羌系西戎的遺存。從近年來的考古發掘成果看，西漢水上游有著豐富的寺窪文化遺存，年代與早期秦文化相當。但是曾經遍佈隴山東西兩側、延續數百年的寺窪文化，到了春秋中期呈現急劇衰落的局面。對照《史記•秦本紀》可知，正是這一時期，已經成為大國的秦對西戎發動了多次征討。
源於馬的遷徙與擴張
秦人的故事，幾乎一開始就與馬、與遊牧部族密切相關。
關於秦的起源，一向有“東來說”與“西來說”的爭論，相對而言，目前較多的考古證據支持“東來說”。秦人贏姓，遠祖作為東夷的一支，與殷商王朝關係密切。位於今甘肅清水縣的李崖遺址，鑽探出了60餘座早期秦文化墓葬，年代主要集中在西周早中之際，是迄今所見最早的秦文化遺存。李崖秦墓有濃厚的商文化遺風，如隨葬陶器中的方唇分襠鬲、帶三角紋的商式簋，以及直肢葬、腰坑殉狗葬俗等，為秦人東來提供了重要證據。
西周“以東夷之利兵克犬戎，以犬戎之良馬勝淮夷”，在這一東西南北同時施展拳腳的“大戰略”中，秦的使命便是從東方遷至西北，為周天子牧馬。清華大學收藏的楚簡《系年》記載了周公東征遷秦人於“朱圉山”，“以御奴虘之戎，是秦之先”。這個“圉”字，便是養馬的意思。從考古上看，李崖的秦文化遺存至西周中期偏晚突然消失，南遷至西漢水上游，即今禮縣、西和縣一帶。《史記•秦本紀》說：“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即西漢水上游，非子之父大駱將其傳給嫡子成，而非子則因“好馬及畜”的名聲，被周孝王派去更北面、更接近西戎地域的渭水支流汧水（今陝甘交界的千水）一帶牧馬，這個非子，就是秦人的直系祖先。
可見秦這個封邑，從一開始就是為周王朝的“軍備競賽”而建立起來的，為的是奪取西戎的良馬。其實不管東來還是西來，總之秦要麼是被周室派來的，要麼是戎人中的一支歸化於周室，而主動採取了華夏的視角與身份。隨著秦為周天子的高效服務而來的，自然是他們與當地戎人愈演愈烈的衝突。文獻記載，早在西周中晚期，秦與西戎之間就發生多次戰爭，西戎甚至一度滅了居於犬丘的大駱之族，但在得到周室的奧援之後，秦收復失地，並逐漸佔據了上風。
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秦伐邽戎、冀戎，改其地為邽縣（今甘肅天水）和冀縣（今甘肅甘谷）。今天渭水上游的甘谷毛家坪遺址，面積在60萬平方米以上，已鑽探出800多座墓葬，是渭水流域目前所見最大的秦文化遺址，年代則從西周中期偏晚一直延續到春秋戰國，被專家認為很可能便是秦武公所設的冀縣。冀縣是秦國“第一縣”，開了華夏帝國綿延2000年的郡縣制的先河，而這第一縣正是在被征服的西戎土地上建立起來的，極具象徵意義。
更具毀滅性的一戰，則是秦穆公三十七年（公元前623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敗亡的西戎餘部一部分南遷至川西北，形成了我們今日還能見到的懸棺葬文化；一部分被秦穆公和晉惠公做了筆人口買賣，東遷至晉南（今河南嵩山一帶），幫助晉國開荒，被稱為“姜戎”與“陰戎”；而滯留原地的戎人都臣服於秦，實際上從軍備（馬匹與戰車）和兵員戰鬥力上，都大大加強了秦的軍事實力，為後來一統華夏打下了基礎。不過在秦的打擊下，或許也有部分戎人西遷，這後面再說。
秦滅六國，建立統一的秦帝國之後，對修長城的重視無以復加，顯示其統治理念是對內強力控制，對外則建構堅固的邊界。從秦朝建立到司馬遷寫《史記》，不過100年出頭，統治集團的意識形態雖有鬆動，基礎卻未動搖，強調華夏認同與排斥“非我族類”，依然是漢帝國穩固自身統治之本。正是在“內諸夏而外夷狄”的背景下，將張騫在西域的活動稱為“鑿空”，恰恰印證了司馬遷自身的悖論——既意識到更廣袤的世界，以及帝國對其深入認識與接觸的必要性，又不可能也不允許跳出“夷夏之辨”的窠臼。因此而“忘記”或有意忽略此前長達兩千年既深且廣的交流史，對司馬遷而言便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多米諾或雪崩
張騫的故事既然與遊牧部族有關，司馬遷在講述時自然也要提到馬。
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
為了得到汗血種馬，漢帝國和秦國一樣，不惜發動戰爭，終於如願以償引進千餘匹，騎兵部隊實力由此大增。此後匈奴敗於漢朝，原因雖很複雜，當時漢軍騎兵強大到能與最善騎射的遊牧武士相抗衡甚至勝出的地步，卻是不爭的事實。
從華夏帝國的視角看，軍事力量的強大自然可以更好地“保家衛國”，並進一步擴張“生存空間”；而在邊境滋擾、劫掠並不時發動大規模進攻的遊牧部族，則最好能藉此一勞永逸地將其驅逐到遙遠得不能再遙遠的地方去。帝國是不會去考慮這樣對於西域的“經營”，對世界上其他人群與地方會發生怎樣的影響的。
希羅多德在《歷史》中引用公元前7世紀的詩人阿利司鐵阿斯的敘事詩，講述了早期鐵器時代，即公元前8至前7世紀發生的一場草原民族大遷徙：
“當時被波伊勃司所附體的阿利司鐵阿斯一直來到伊賽多涅斯人（按：即伊塞頓人）的土地。在伊賽多涅斯人的那面住著獨眼人種阿里瑪斯波伊人，在阿里瑪斯波伊人的那邊住著看守黃金的格律普斯，而在這些人的那面又則又是領地一直伸張到大海的極北居民。除去敘佩爾波列亞人（按：即西伯利亞人）之外，所有這些民族，而首先是阿里瑪斯波伊人，都一直不斷地和相鄰的民族作戰；伊賽多涅斯人被阿里瑪斯波伊人趕出了自己的國土，斯奇提亞人（按：即斯基泰人）又被伊賽多涅斯人所驅逐，而居住在南海（按：這裡指黑海）之濱的奇姆美利亞人（按：即辛梅里安人）又因斯奇提亞人的逼侵而離開了自己的國土。” （《希羅多德歷史》）
一般認為，這裡說的，是盛產黃金的阿爾泰山地區，控制該地金礦開採的山地牧人部族格律普斯，是以獅身鷹頭的神獸格里芬來命名。而附近的獨目人部族為了奪取黃金，經常與格里芬部族交戰。然而獨目人之所以開始驅趕伊塞頓人，其源頭卻是在中國發生的一次大規模逐戎事件。對照公元前7世紀前後的中國歷史，可知當時正值春秋時代，秦成為諸侯國之後屢次逐戎，甚至有多位國君在對西戎的戰爭中戰死。獨目人部族或許正是秦國驅逐的對象，卻不料因此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流離失所的獨目人不得不攻擊伊塞頓人，伊塞頓人的故地被佔後只好去打斯基泰人，斯基泰人再去打更西面的辛梅里安人……
這樣的效應，世界史上曾反覆上演，只是中國史書囿於觀念和所能得到的見聞，不會去關注與記載罷了。而在孫隆基近年已出兩卷的《新世界史》中，這一效應卻是描述世界古代史的關鍵——他稱之為“雪崩效應”。
回到漢帝國對匈奴的勝利，這次所引發的多米諾/雪崩效應，知道的人要多得多。至公元153年後，匈奴完全從中國史書中消失。但據西方歷史記載和現代考古研究，匈奴的精銳席捲了整個歐亞草原，一直到達多瑙河下游地區，一路擊敗、驅趕無數遊牧部族，將他們裹挾西進，因此這時其族群人種構成也有了很大變化。西進的“匈人”建立了短命卻極為強大的阿提拉帝國（阿提拉這個名字即來自被裹挾的族群所講的哥特語），這“上帝之鞭”給予衰敗的羅馬帝國以致命一擊。
事實上，羅馬帝國此前已經經歷過無數次蠻族的侵擾。美國曆史學家弗雷德裡克.J.梯加特在《羅馬與中國》一書中論證說，羅馬帝國邊境上發生的絕大多數戰爭，尤其是所謂野蠻人入侵的戰爭，都是由於遙遠的東方如中國如波斯，在經營西域的過程中，或發生政治動亂或出現貿易壟斷，對承擔大部分長途貿易職能的各遊牧民族之生計造成巨大影響，迫使他們遷移和攻擊更西方的民族，從而造成連鎖反應，一直波及到羅馬邊境。“東方的戰爭、西方的侵擾，其原因皆歸於商路的遮斷。”僅以公元前58年到公元107年這一時期為例：
“每一次歐洲的蠻族起義都發生在羅馬帝國東部邊界或是中國的“西域”戰爭之後。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地區裡發生的事件有著十分精確的共同之處：緊接在羅馬東部戰爭之後，無一例外地在多瑙河下游和萊茵河地區就有暴亂髮生，而天山東部的戰爭也總是無一例外地引起維也納和布達佩斯之間的多瑙河流域的騷亂……在羅馬帝國東境的戰爭中，18次是以中國西域少數部族的戰爭為先導。而且，歐洲的40次暴亂中，有27次與漢朝的西域政策有關，或者至少與這個政策所引起的局勢變化有關。”
歷史上對西域的強力經營，不管當時如何成功（比如班超，比如高仙芝），但基於生產力條件，終歸鞭長莫及，數年、最多數十年後總難免慘淡收場；這一收場對中央王朝來說只是某種習慣性的收縮，而對歐亞大陸西半邊的諸多族群與國家來說，卻往往意味著一連串兵連禍結的世界性變遷。南北朝時代，遊牧部族柔然在中國（實為當時已進佔中原並高度漢化的另一遊牧部族拓跋鮮卑建立的北魏）打擊下西移，又不斷承受新崛起的突厥的壓力，於是聯合波斯擊滅嚈噠（即白匈奴），這一連串的移動，引發了中亞經過南俄的大規模族群遷徙，並造成阿瓦爾人在東歐的巨大沖擊，一度兵臨君士坦丁堡城下。而唐帝國征服突厥後，西遷的突厥餘部先以塞爾柱突厥的名義滅波斯伽色尼王朝並控制阿拉伯帝國，後以奧斯曼土耳其的名義滅拜占庭帝國並兵臨維也納城下，就更是頭等重大的世界歷史事件了。
《新世界史（第一卷）》
孫隆基著
中信出版集團•三輝圖書2015年11月版
《新世界史（第二卷）》
孫隆基著
中信出版集團•三輝圖書2017年8月版
《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
許倬雲著
三聯書店2010年8月版
《羅馬與中國——歷史事件的關係研究》
[美]弗雷德裡克.J.梯加特著
大象出版社2009年1月版
《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部族》
王明珂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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