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文學家丘遲所作《與陳伯之書》，勸陳伯之自魏歸梁，是當時駢文中的優秀之作。
陳伯之，睢陵(今江蘇省睢寧縣)人，梁時為江州刺史。梁武帝天監元年(公元502年)起兵反梁，兵敗後投降北魏。天監四年(公元505年)，梁武帝命臨川王蕭宏領兵北伐，陳伯之屯兵壽陽與梁軍對抗，蕭宏命記室丘遲以個人名義寫信勸降陳伯之。《與陳伯之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成的一封政治性書信，一封勸降的書信。
丘遲的一封書信，竟然使一個已投靠北魏三年多的軍閥陳伯之作出決斷，毅然“於壽陽擁眾八千歸降”。對此，人們不禁要問，丘遲的這封書信怎麼就有如此巨大的魅力？陳伯之由齊而梁，由梁而魏，又由魏返梁。這固然與他見利忘義、朝三暮四的本性有關，但這封書信在他身上所起的“速效”催化作用，實實在在是不可估量的。可以肯定地說，假如沒有這封書信，陳伯之是絕對不會不戰而降的。所以有人認為，正是這封推心置腹、情真意篤的書信，才促使陳伯之深受感染，放下了武器，自魏返梁，這種認識自然是對的。然而我們還要進一步地說，是因這封書信的處處比較，才促使了陳伯之辨清是非、明白了真偽，最終作出抉擇，棄暗投明，迴歸梁朝。
《與陳伯之書》一文的比較是多方面的，通觀全文，筆者認為至少有以下四處：
其一是陳伯之自身的今昔比較。昔日“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 今日“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過去的雄偉與現在的卑劣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前後判若兩人的陳伯之就是在這種明朗的觀照下，顯示出他的昔榮今辱。一個堂堂的中原將領，竟然在異族的“鳴鏑”“穹廬”面前，魂飛魄散，猥瑣膽怯，國格人格，哪裡去了？這一處的比較重在用民族的自尊心來激發陳伯之——曉之以義。
其二是梁武帝蕭衍同漢光武帝劉秀，魏君曹操的比較。歷代明君都以寬大仁慈為本。“朱鮪涉血於友于”，“ 漢主不以為疑”；“ 張繡事刂刃於愛子”，“ 魏君待之若舊”。可梁武帝呢？“屈法申恩”，“ 吞舟是漏”，儘管伯之書認賊作父，按理講應該株連九族，然“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相形之下，更顯得蕭衍寬厚仁愛了。這就冰釋了籠罩在陳伯之心頭之上自認為叛國投敵罪大惡極的陰霾霧靄，使他放下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排除了心中的種種疑慮——動之以情。
其三是梁朝功臣名將的顯赫地位同陳伯之的屈辱生活的比較。如果說過去的陳伯之曾在梁朝“立功立事”，榮耀一時，而如今梁朝的文臣武將們的顯赫地位更是今非昔比了。他們有的“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並且還殺馬發誓，要把這爵位傳給後代子孫，享受無窮。而陳伯之在北魏是怎樣 一種狀況呢？面有愧色苟且偷生，為敵效勞。不應該失去的已失去了，應該得到的卻沒有得到，這是客觀事實！作者在這裡用封建社會當中一般人普遍重視的功名利祿來勸說對方，瓦解對方追逐北魏的心理防線，使陳伯之在橫向比較中，自己得出是好是壞的結論——陳之以事。
其四是梁朝的清明政治同北狄的昏聵統治的比較。北狄“惡積禍盈”，統治者昏庸狡詐，勾心鬥角，自相殘殺，各個部落首領相互猜忌，離心離德，趨於滅亡，已為時不遠了。陳伯之目前的處境已極其艱險，“魚遊於沸鼎之中，燕巢于飛幕之上”。梁朝呢？“皇帝盛明，天下安樂”。各地紛紛臣服。作者把兩種政治制度加以比較，把兩種統治所導致的結果進行觀照，一明一暗，一強一弱，敦促陳伯之趕快作出選擇——明以去就。
本文就是這樣，多處運用比較，每一處比較的對象和內涵又不盡相同，去向越比越明確，道理越比越深刻，縱比和橫比相互交錯，正比和反比通貫全篇，組成了一個立體的而又交織在一起的“比較”網絡結構。在比較中明優劣、顯利弊，讓人物在多方比較，反覆權衡之後，自明榮辱，自知處境，自辨美醜，自作選擇——這就是這封書信的巨大魅力所在。
（文中圖片源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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