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吉鴻昌》）
閻錫山有心反蔣不假，但就算是反蔣，在他眼中也是一樁生意。當然這是一樁投資特別巨大，風險也特別巨大的生意，弄得好，可能盆滿缽滿，弄得不好，也可能血本無歸，傾家蕩產，所以閻錫山時時都要權衡其中的損益利弊。像唐生智那樣，毫無擁戴他的表示，完全是一副自己要做首領的做派，那就別說投資了，根本連聲援的價值都沒有。
馮玉祥這邊，離談攏也總差那麼幾步。當時在建安村與太原城之間奔走，極力鼓吹馮、閻聯合倒蔣的，主要是李書城和王鴻一。李書城在唐生智倒蔣失敗後，把希望完全寄託在了馮、閻身上。王鴻一乃山東名士，平生喜談王霸之術，講起類似話題也是滔滔不絕，如數家珍。二人為馮、閻設計的願景是，閻錫山主政，馮玉祥主軍，汪精衛主黨，在北平另組新政府，最後消滅蔣政權。
應該說，閻錫山對這一框架基本還是認可的，但他卻捨不得放棄馮玉祥這一籌碼。因為他認為如果把馮玉祥放在身邊，至少可進行操縱，若縱虎歸山，以後就難以控制了，特別是不能保證西北軍不借機進行報復。
閻錫山不放馮玉祥，聯手就無從談起。被軟禁中的馮玉祥對此又氣又恨，但他知道現在還不到真正跟閻錫山翻臉的時候，只有先把閻拉下水，自己才有出路。至於和閻的這筆帳，以後再算不遲——打倒了蔣，回過頭再來收拾閻，就要容易多了。
（電影《吉鴻昌》）
為了把閻錫山拉下水，馮玉祥想到了要用一個人，定一條計。
馮玉祥想到的這個人就是鹿鍾麟。
馮玉祥向來愛戰將而不重戰將，但他對所謂儒將則是既愛又重。西北軍中有兩個公認的“儒將”，一個是宋哲元，另一個就是鹿鍾麟。宋哲元在用人行事方面也都是亦步亦趨地模仿馮玉祥，所以很得馮玉祥的歡心，可惜他自己運氣不好，在蔣馮戰爭中因與孫良誠不和，打了敗仗，幾乎把陝西都丟掉了。
宋哲元沒法再用了，得用鹿鍾麟。鹿鍾麟長相忠厚老實，然而城府極深，為人處事“外方而內圓”。內圓，其實就是上面讓做什麼就做什麼，“侍堯則吠桀，侍桀則吠堯”。外方，上面不能做的，他也能做，而且還可以為上面遮掩。
在模仿馮玉祥方面，鹿鍾麟比宋哲元更勝一籌，幾乎能做到天衣無縫，其偽善與矯揉造作的工夫，“與馮煥章（馮玉祥）先生如出一轍”。
你可以就此說鹿鍾麟“無男兒骨格”。可是馮玉祥要的恰恰就是這種幕僚，因為只有這樣，才不怕他趁機坐大，同時對自己的所有決策也能做到無條件絕對服從。至於什麼眼光啦，點子啦，個性啦，都在其次。
（電影《吉鴻昌》）
馮玉祥對鹿鍾麟的欣賞認可程度，甚至超過了石敬亭等西北軍中公認的有識之士。韓、石叛逃後，他對身邊的很多謀士、部將，包括石敬亭都失去了信任，唯有鹿鍾麟始終被他引為身邊最理想的羽翼人才。
馮玉祥這樣的用人方式，也常常被外界拿來津津樂道。有人用嘲諷的語氣評論說，馮玉祥有識人之能，故“能用鹿伯瑞（鹿鍾麟字伯瑞）為其爪牙，補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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