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文論觀而言，王充的觀念迥異於他的時代，甚至在他死後的兩千年裡，也很少得到他人首肯。我所說的文論觀，指的是王充所強調的以多為勝，以多為美。他在《論衡·超奇篇》中說：“繁文之人，人之傑也。”他認為能寫大量文章的人，定然是人傑，這跟後世所強調的專家觀念相去甚遠，畢竟“橫通”一直不是個褒義詞。
王充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觀念呢？他在《自紀篇》中做出瞭如下的說明：
累積千金，比於一百，孰為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富愈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為賢？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領，斯蓋吾書所以不得省也。
王充的這段比喻很有趣。他用反問句的形式來說明，有一千塊錢的人總比有一百塊錢的人富有吧，文章也同樣如此，多就比少好，有的人一輩子一卷書都沒有寫出來，而我有百篇；他人無一字傳世，而我卻有上萬言，那你說，到底誰是賢人？所以他認為，自己不能刪繁就簡地節約篇幅，一定要往多里寫。為此他在《超奇篇》中強調：“如皆為用，則多者為上，少者為下。”當然，他在這裡又加了一個前提，那就是有用的文章多多益善，其潛臺詞就是沒用的文章還是不要多寫吧。
王充撰《論衡》三十卷，明萬曆間何允中刻廣漢魏叢書本
王充為什麼強調文章要多讀多寫呢？他在《別通篇》中稱：“海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顯然他強調只有海納百川的廣博，才能讓人視野寬闊，並且強調，其實每一樣知識都有各自的用途：“人目不見青黃曰盲，耳不聞宮商曰聾，鼻不知香臭曰癰。……人不博覽者，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猶目盲、耳聾、鼻癰者也。”
王充認為只專不博就如同人的器官僅能在某些方面有所用途，不能全面地認識問題。也正因為這樣，有些人認為王充只講博而不講專，為此，郭慶祥在《王充與論衡》一書中予以了反駁。該書引用王充《自紀篇》中的一句話來予以說明：“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因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為也。非拙也，精誠不加也。”
郭慶祥認為，這段話“就是王充也講‘專’的明顯證據。”看來，這位王充講博的同時，也並不排斥專。他在《自紀篇》中還說過：
蓋〔要〕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為用，則多者為上，少者為下。
他認為有價值的文章越多越好，沒價值的文章寫一篇也多餘。除了以上的這個觀點，王充的另一個觀念也在後世引起了廣泛的爭論，那就是他對尊古之事不以為然，他在《論衡·問孔篇》中說：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為賢聖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不知難；或是，而意沉難見，時人不知問。案賢聖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
王充撰《論衡》三十卷，明萬曆間新安程榮刻漢魏叢書本
王充在這明確的點出來，儒家的學者喜歡尊師，堅持信古，認為古代聖賢所說的話句句是真理，所以他們只學習這些聖賢的著作，而不能對此提出絲毫的質疑。王充認為這種做法近似於盲從，並不可取，因為聖賢在寫文章的時候，雖然進行了謀篇佈局，但也不一定篇篇都是好文章，更何況那些聖賢平時隨口說出的話，怎麼可能一點錯都沒有呢？既然這樣，後世的學者們沒有疑古精神，這樣的盲從顯然不對。如果細讀聖賢的著作，就能夠看到他們也有前後矛盾的地方。
正是這段言論，使得王充在後世受到了批判，因為懷疑聖賢的言論，在很多人眼中是不可接受的。比如明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二《九流緒論》中說：“讀王氏《論衡》，煩猥瑣屑之狀，溢於楮素之間。辯乎其所弗必辯，疑乎其所弗當疑，允矣，其詞之費也！”胡應麟首先說，《論衡》一書寫得太瑣碎，最不能接受者，則是王充辯論不該辯論的問題，懷疑一些不該懷疑的觀念。
而清代的錢大昕更把王充視為文人無行之流：“其答‘或人之啁’，稱‘鯀惡禹聖，叟頑舜神。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蓋自居於聖賢，而訾毀其親。可謂有文無行，名教之罪人也！充而稱孝，誰則非孝？”（《十駕齋養新錄》卷六）對於《論衡》一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首先肯定了該書價值，同時又說：“充書大旨詳於《自紀》一篇。蓋內傷時命之坎坷，外疾世俗之虛偽，故發憤著書。其言多激，《刺孟》《問孔》二篇，至於奮其筆端，以與聖賢相軋，可謂悖矣。”這段話首先解讀了《論衡·自紀篇》，由此瞭解到王充寫此書的原因，但也正因為王充有著憤世嫉俗的性格，所以他所作的《論衡》有一些偏激之語，而尤不能接受者，則是《刺孟》和《問孔》兩篇，因為王充在這兩篇中對孔、孟表示了質疑。
但也正因為如此，使得王充在“文革”的“批林批孔”運動中被髮掘出來，成為了唯物主義的批孔英雄，幸耶非耶，不知道王充本人作何想。
王充墓
王充的生平記載於范曄所撰的《後漢書·王充傳》中，此傳首先稱：“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為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
這裡首先講到了王充的出生地以及他的祖籍，而後說他在年幼時父親就去世了，後來他來到都城，入太學讀書，老師是著名的史學大家班彪，而班彪的長子就是班固。當年王充跟班氏父子的關係還混得不錯，《意林》引《抱朴子》中的話說：“班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拊其背謂彪曰：此兒必記漢事。”如此說來，王充也是名師之後。王充天資聰穎，讀書過目不忘，但他並不認可後人對古書作出的註解。因為家裡窮，無書可讀，於是他就在洛陽的書店去看書，這使得他的眼界十分開闊，之後他做過幾任小官，但都因為性格不合而離去。
《後漢書·王充傳》又載：“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
因為王充的博學，使得他感覺很多書中所寫並不正確，於是他閉門著述，寫出了《論衡》。然而對於該書的篇數，後世有著爭論，四庫館臣認為該書原本不止八十五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說：“然則原書實百篇餘，此本八十五篇，已非其舊矣。”作出這種結論的依據，乃是王充在《自紀篇》中說過的幾句話：“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案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才出百，而云泰多。”劉盼遂經過一番考證，也認為《總目提要》中的結論沒有問題。他在《論衡篇數殘佚考》中說：“《論衡》一書，今存八十五篇，內惟《招致》一卷，有錄無書，蓋實存八十四篇，從未有加以異議者。惟予嘗按考其實，則《論衡》篇數，應在一百以外，至今佚失實多；最少亦應有十五六篇。”劉盼遂也認為《論衡》應當在一百篇以上，至今已經遺失了十五六篇。
但也有人不同意以上的結論，比如蔣祖怡就認定《論衡》的篇數其實就是八十五篇，他在《〈論衡〉篇數考》中列舉出了歷代的著錄，而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據我看來，《論衡》中今缺《招致》一篇是可以肯定的。《論衡》原書共八十五篇，也是可以肯定的。歷代重要的著錄，都肯定《論衡》原本是八十五篇。如范曄《後漢書·王充傳》：‘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事文類聚》引葛洪《抱朴子》：‘著《論衡》八十五篇。’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三：‘著《論衡》八十五篇。’高似孫《子略》卷四則雲：‘《論衡》，漢治中王充所論著也。書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雲：‘初著書八十五篇。’其他如《隋志》《舊唐書經籍志》雜家類、《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雜家類，雖則僅載《論衡》卷數，不及篇數，但除《隋志》外，其他均作《三十卷》，與今本合。所以，《論衡》原本是八十五篇，毋庸置疑，這些記載，就是有力的證據。”
關於王充為什麼要寫《論衡》，除了前面《後漢書》中的那段話，王充本人也作過說明，其在《論衡·自紀篇》中說：
又傷偽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為《論衡》之書。夫賢聖歿而大義分，蹉跎殊趨，各自開門。通人觀覽，不能釘銓。遙聞傳授，筆寫耳取，在百歲之前。歷日彌久，以為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實論。
王充依然強調，因為看到了很多著作寫得都不真實，所以他要寫出這樣一部書來，以正視聽。而該書的內容可謂涉及到了他那個時代的方方面面，這正是他讀書廣博的因果所在吧。王充在“文革”中被視為唯物主義者的重要原因，則是他不相信鬼神。《論衡·論死篇》中說：
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為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
王充認為人活著就是因為有精氣在，而死後，精氣就消亡了，人也就化為了灰土，哪裡來的鬼呢？同時他認為：
天地開闢，人皇以來，隨壽而死。若中年夭亡，以億萬數。計今人之數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輒為鬼，則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見鬼，宜見數百千萬，滿堂盈庭，填塞巷路，不宜徒見一兩人也。
王充又做出了這樣的推論：他認為從開天闢地以來，已經死掉了億萬數不清的人數，如果這些人都變成鬼的話，那滿世間都難容得下，且不管他的認定正確與否，在他的那個時代，能有這樣的意識確實也超凡脫俗。
林蔭古道
《論衡》一書既然涉及到了方方面面，這些方面當然也涵蓋了文論觀，而該書的《佚文篇》中，王充說過這樣一段話：
五經六藝為文，諸子傳書為文，造論著說為文，上書奏記為文，文德之操為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何則？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為也。
對於這段話，蔣祖怡在《王充的文學理論》中稱：“王充在《論衡·佚文篇》裡，提到他對於‘文’的概念範圍的看法，總稱之為‘五文’。”而對於王充的這段“五文”，蔣祖怡作了如下的解釋：“在這段話裡，除掉重視論說之文，輕視說經藝之文外，值得注意的是王充對‘文’的概念範圍的理解。他的所謂‘五文’，包括了經書的註解，諸子的著述，史書的寫作，以及箴、銘、辭、賦、論說、奏議等，並且還包括著一個‘文德之操’。”
墓碑略顯簡陋
然而，郭慶祥卻認為蔣祖怡的這段解釋是一種誤解，其在《王充與論衡》一書中說：“筆者認為，蔣祖怡把王充的‘五文’說當成‘文體論’是一種誤解，這種誤解是由誤讀造成的。”郭慶祥認為蔣有著怎樣的誤讀呢？郭首先引用了蔣祖怡在《王充的文學理論》一書中的“五文”，而後指出了這段引文的兩個誤處：“一是把‘文人宜尊《五經》、六藝為文’中的‘文人宜尊’這四個字去掉了，而這四個字對於理解王充的‘五文’說是很關鍵的，是絕對不可去掉的；二是‘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的‘也’字右下角的標點符號有誤，本應是句號而改用了分號。正是這種誤讀產生了誤解，以致導致思路的紊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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