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號在1912年4月沉沒了一個多世紀後，很少有新的故事從這場沉船事故中湧現出來。製片人阿瑟-瓊斯和他的團隊開始製作
“The Six”（六人組，一部關於該船的六名中國倖存者的紀錄片）時，他們一直期待著這個故事廣為人知。
然而，從泰坦尼克號逃生的中國乘客在很大程度上被歷史遺忘了，即使在他們的家鄉故土亦是如此。一方面是由於歧視性的美國移民政策，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文化影響導致有必要隱匿他們的故事。
“有一些中國人真的是這樣認為的，不要把頭抬得太高，因為槍打出頭鳥，”瓊斯跟他上海工作室的同事這樣說道。“我認為這兩個因素導致了在幾百個倖存者中，他們是唯一從不講述自己倖存故事的人。”
泰坦尼克號三等艙的男子平均倖存率僅為1/6。但是當災難來臨時，8名中國船員由於英語水平有限反而成了優勢，其中6人倖存下來。所有8名華裔男子都來自中國華南地區。他們之前曾在中國和歐洲之間的貨船上工作，打算去美國開始新的生活。他們購買了英格蘭南安普敦出發的泰坦尼克號的船票，按照對三等艙乘客的慣例做法，這張船票上列出了8個名字。跟其他單身三等艙男乘客一樣，他們被安置在船首的無窗小屋裡。
6名中國倖存者中有5人直接登上了救生艇，而第6位，方郎（音譯）則是第14號救生艇救起的少數幸運者之一，這也是唯一一艘返回並搜尋倖存者的救生艇。
儘管泰坦尼克號故事在國內很受歡迎，但這6名男子的幸運逃生故事在中國卻鮮為人知：詹姆斯-卡梅隆1997年的故事片“泰坦尼克號”於第二年在中國發行，並在中國影院賺得近4400萬美元票房收入。 此後不久，四川省在複製建造一艘與泰坦尼克號大小的船隻時，“人民日報”的評論中給出了一個解釋為什麼該電影在中國這麼受歡迎，認為中國觀眾特別喜歡窮人和富婆之間的浪漫故事。
瓊斯估計，有90％的中國人中不知道船上有中國乘客。剩下的10%知道卻會作出這樣語焉不詳的回應：“哦，我聽說過那幾個中國乘客，他們做了些不夠體面的事情……”有傳聞說，這幾個男乘客偷偷摸摸地潛入了一艘專門搭載婦女和兒童的救生艇。這樣的傳聞就一直在中國和海外流傳，這也是大多數人對中國倖存者的印象。當瓊斯的團隊與當地公司合作在四川建造泰坦尼克號的實物大小的複製品時，員工們都以上述傳聞為理由，不樂意幫忙來紀念這6名乘客。
傳聞可能起源於泰坦尼克號的船主布魯斯-伊斯梅，他最終是與4名中國男子一起駕駛一艘救生艇逃生的。也有人質疑過伊斯梅本人是否有資格登乘該救生艇。因為畢竟是他宣稱泰坦尼克號是不會沉沒的，並且他也沒有盡到責任為該船提供足夠數目的救生艇。
瓊斯推測，這些男人可能只是蹲在座位上。“如果你對中國或中國勞工有所瞭解，那就完全可以理解這種情形。”他說，因為中國的勞工常常就是採用蹲位姿勢休息。
事實上，對中國的基本知識是瓊斯和他的上海團隊在他們的研究中採納的重要元素。其他試圖追蹤這幾名男乘客故事的研究人員都無法將他們的中文名字與美國和英國記錄中出現的拼寫錯誤，以及漢字的音譯聯繫起來，成了研究的絆腳石。
瓊斯和十幾位研究人員搜尋這6名男子的後代，結果發現，這些倖存者都沒有告訴他們在海外出生的親人們這段關於他們自身的經歷。
方郎的故事特別悲慘，他被救起時，人們發現他是把自己綁在一塊漂浮的門板上，泡在冰冷的海水中。根據瓊斯和他的團隊收集的報告，他從船舶殘骸中被救起，脫離了冰冷的海水後，就拼盡全力、不知疲倦地一直將救生艇劃到了安全的地方，他的努力得到了大家的稱讚。
1997年的泰坦尼克號電影原本時重現了方郎在該救生艇上的英勇行為，但可惜這一幕並未包含在最後剪輯的電影版本中。他本人也從未就這段經歷對他的兒子方湯姆提過一個字，而方湯姆出演了“六人組”影片。
這6名男子在泰坦尼克號沉沒後倖存下來，但是抵達美國時時機不巧，正值美國1882-1943年的排華法案期間，該法案禁止中國勞工移民到美國，視中國勞工為當時美國經濟困境的罪魁禍首。
雖然來自其他國家的泰坦尼克號上的倖存乘客在紐約受到了歡迎，並有機會向媒體講述他們的故事，但這6名中國倖存者最遠只抵達了埃利斯島，然後在24小時內就被驅逐出境並且從出入境記錄中消失了。但有部分人，比如方郎，通過其他途徑又回到了北美。
“他們遭受這樣的待遇的後果就是，總是害怕被發現，被驅逐出境，”瓊斯說。 “方郎似乎從來沒有覺得足夠安全可以講述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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