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評論北宋名相富弼?

黃少剛

富弼這個人呢,比較複雜。他在早年與范仲淹交好,支持范仲淹搞的“慶曆新政”。晚年在宋神宗時期又反對王安石搞的“熙豐變法”,不能不說這個人的政治態度和立場是有了很大的改變的。

但這兩次變法我們暫且放下,我們優先看他在外交上的表現。他在外交上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在慶曆年間出使遼國,順利完成了和遼國的外交談判。

當時,宋夏之間發生了幾次大戰,關係非常緊張。遼作為夏的保護人,也趁機對宋提出的早在澶淵之盟裡解決過的關南十縣領土問題。

在西北大量擴軍,準備與西夏展開全面交戰的背景下,同時與遼開戰,顯然是戰略上的不智。宋廷經過討論,認為還是應該儘量從外交角度解決問題。但由於不知道契丹的決心和意圖,很多人畏難不敢擔任出使談判的使者。當時富弼不避不讓,接受了這個堅決的任務。

他在接待遼使的時候,對遼使的傲慢無禮直接就當面譴責,結果反而把遼使的氣勢給壓制住了。他通過和遼使的反覆交流,獲得了遼方的真實意圖,並通知了宋廷。宋廷針對這個情報,進行了分析,給了兩個解決方法:

1、和親

2、增加歲幣

並且確立了一個基本底線,不割地。

富弼出使遼國以後,針對遼主的質問,他都做了很詳細的答覆。例如,他面對遼主威脅要對宋用兵的時候,果斷表示宋朝一定會針鋒相對的打到底,並反問遼國是否有必勝的把握?同時他又勸說遼主,如果只是要點錢,那錢可以都歸遼主所有,如果打起來,那利害就難知了。

富弼敢這麼講,是因為宋遼兩國交戰過二十五年,雙方都不能把對方怎麼樣,在戰場上得不到的,談判場上也一樣得不到。

遼主看到富弼代表的宋廷不會因為虛張聲勢就割地,於是退而求其次,要求和宋朝和親。但富弼非常狡猾,說和親的話只會送一次嫁妝,也不過十萬而已,還不如增加的歲幣每年都要給。

遼主本來也沒有一定能戰勝宋朝的把握,看到富弼的態度非常堅決,於是最終也決定還是接受增加歲幣的結果了。

這次出使非常能體現富弼這個人的特點,他在政治上鬥志旺盛,立場堅定,不是一個輕易能降服的對手,這種人在兩次變法中體現出的不同立場,是一個非常值得深入的課題。

這裡,也許體現了宋代的官僚地主階級面對階級固化所產生的階級矛盾的一些共同性的看法。


經略幽燕我童貫

和韓琦、范仲淹、司馬光一樣,富弼的人品和能力沒有任何問題,這是必須要肯定的,要在這個前提下再來評價富弼這個人。早年他多次辭官,但是在其他人都不敢和契丹使節打交道的時候,富弼挺身而出,他毫不推辭。就說前面一些人提到的出使遼國的例子,他受命出使遼國的時候,一個女兒夭折,後來又有一個兒子出生,他都沒有任何表示。

現在人對富弼的爭議比較多的主要就是一點,他早年和范仲淹一起主持了慶曆新政,進行改革,只是反對勢力太大,改革沒多久就失敗了,富弼和范仲淹都從執政的位置上被外放,慶曆新政也就此夭折了。而到了晚年,王安石主持變法的時候,富弼又改變了自己原來的立場,反對變法了。

在現在的人看來,這種前後不一致是有問題的,是政治態度和政治立場出了問題。但放在當時的語境下來看,其實並非全然如此。哪怕是到了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富弼和韓琦、司馬光的態度也是一樣的,支持改革,但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甚至也包括王安石變法時期反對變法最堅決的文彥博,也是這個態度。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首先從人之常情來說,任何人在年輕的時候都會比較傾向於求變,政治上比較激進,而到了晚年,就會趨向保守,更傾向於求穩,怕變化。年輕的時候就在政治上比較激進,到了晚年還是一樣激進的,這種人是比較少。而且,從歷史上看,一旦出現這種人,多數不怎麼靠譜。

再來說慶曆新政和熙豐變法的問題。韓琦、富弼和司馬光都是堅決支持慶曆新政的,但是卻都堅決反對王安石主持的熙豐變法。為什麼呢?因為在他們看來,慶曆新政是對現有政治格局的修修補補和調整,是為了適應新的形勢,而熙豐變法是外科手術的方式,也就是大拆大建,是顛覆性的。

從政治家的角度來看,尤其是到神宗時期都已經是德高望重的三朝老臣的韓琦、富弼、司馬光和文彥博這些人,他們當然承認宋朝到了仁宗時期就已經出了問題,必須要改革,但這個改革應當是以穩妥、漸進的方式進行,而不是像熙豐變法一樣對舊制度進行徹底的否定,再來推出新方案。因為後者的風險比前者大的太多了,後者如果失敗,是有可能犯顛覆性的錯誤的。

改革本身是為了求生,而不是為了求死。而且,任何改革都可能出現最好的結果,也可能出現最壞的結果。改革當然都是希望事先最好的結果,但在啟動改革的時候,也必須事先考慮清楚,如果一旦出現最壞的結果,整個國家是否能夠承擔。如果不能承擔,那麼就不如先不改革,或者是先進行局部性的、小規模的改革。

慶曆新政就是前一個相對保守的方案,熙豐變法就是後一個比較激進的方案。從我們現在的角度看,當然當時的改革應該更徹底,只有徹底改革才能讓宋朝煥發新生命。但在當時的人看來,這是不一定的。

尤其是對韓琦、富弼、司馬光、文彥博這些人來說,到了神宗時期,他們都已經是元老重臣,國家無事便罷,如果真的遇到了重大危機,還是要他們這些人出來收拾局面的。所以,與其說他們是反對改革,反對變法,不如說他們是在防止改革直接走向最壞的結果。

這也是神宗一邊讓王安石主持變法,一邊又讓文彥博、富弼這些人“平章軍國重事”的用意所在。


蕭武

富弼(1004-1083),字彥國,北宋著名政治家,其一生經歷與主張基本上可以分為前後兩段,大概以慶曆新政為(1043)時間節點。

慶曆新政之前,富弼是一個改革家

富弼出生於洛陽,傳說其母懷孕是夢見旌旗鶴大雁落在庭院中,並且能說人話,說是上天赦免,不久之後便生下了富弼。這當然是後世的附會之說,不能當真。

富弼早期仕途比較順利,而且當時名相晏殊還招納其為女婿。在范仲淹的建議下,富弼應試製科考試,這是宋朝不定期舉行的特殊人才招聘考試,後來大名鼎鼎的蘇軾便參加過,而且取得了整個宋朝最好的成績。當然,富弼雖然成績不如後輩蘇軾,也能夠舉茂才異等進入仕途。

由於富弼與范仲淹交好,且其經常作為宋朝使臣出使契丹和接見契丹使臣,因此對宋遼之間的實力差距深有感觸,對宋朝的社會矛盾也深有了解。

慶曆三年(1043),富弼被拜為樞密副使,與范仲淹、歐陽修、韓琦等人一起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慶曆新政。慶曆新政因為保守派的反對而失敗,隨著范仲淹和歐陽修的被貶出朝,改革走向低潮。富弼也被罷宰輔職位出京擔任地方長官。

這段時間,富弼是贊成和支持變法,但是經過了一次失敗和幾年地方仕宦生涯後,富弼的政治主張逐漸趨於保守。

二度拜相後反對王安石變法

仁宗末期,富弼再度入京,官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成為宰相。富弼執政後,反而失去了從前的銳氣,政治上其實並沒有太大的作為。後其幾度沉浮,自集賢相到昭文相到首相又到丁憂罷相、復相。

神宗繼位,富弼有一次經過洛陽,向他求策,心懷富國強兵願望的宋神宗,聽到富弼所說的“願二十年口不言兵”默然不語,可見此時的富弼已經完全趨於保守,並不主張變法。

熙寧二年(1069),富弼拜相,但此時神宗以起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因此富弼不旋踵出任地方長官,並且抵制新法。於是無奈之下,神宗封其為鄭國公,讓他退休回洛陽養老。此後他就基本上脫離了北宋的政治中心。

這一時期,曾經與范仲淹一起進行慶曆新政的諸如歐陽修、韓琦都反對王安石變法,富弼也不例外,可見隨著時代的變遷,他們的立場均發生變化。

總體而言,富弼的個人主張變化,與那個時代密不可分。其多次入相,實際上都沒有有過什麼顯赫的政績。不過,富弼的確是一個有才之人,他對宋遼、宋夏之間的和戰做出了巨大貢獻。因此,他被稱為北宋名相,也是當之無愧的。


拾五六



我來回答一下:

富弼(1004年2月13日—1083年),字彥國,洛陽人,北宋名相。 慶曆二年(1042年)出使遼國,以增加歲幣為條件,拒絕割地要求;次年任樞密副使,與范仲淹等共同推行慶曆新政,條上所擬河北守禦十二策。慶曆五年(1045年)被排擠,出知鄆州、青州(今山東益都)。時河北大水,難民四處流亡。

富弼動員救災,以地為食,募數萬饑民為兵。 至和二年(1055年)與文彥博同為宰相,後因母喪罷相。宋英宗即位,召為樞密使,又因足疾解職,進封“鄭國公”。

熙寧元年(1068年)入朝,宋神宗趙頊問他如何處理邊事,富弼說:“陛下臨御未久,當佈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 富弼多次出使遼國,對西夏情形也十分關注,他認識到遼國“委實強盛”,西夏“日漸壯大”,與古代夷狄大不相同,已是中原文明的勁敵。富弼利用自己對宋、遼、西夏三國關係的透徹瞭解,助宋朝撬開遼夏同盟,使宋、遼、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漸穩定下來。

熙寧二年,再度復相,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又求退,出判亳州(今安徽亳縣)。拒不執行新政青苗法,聲稱“新法,臣所不知”。後退居洛陽,仍繼續請求廢止“新法”。 元豐六年(1083年)去世,享年八十,臨終前上書神宗割地於西夏,已達到修兵息民。諡號“文忠”。

評價

富弼少年篤於學,提筆能文,胸有大度。弼為政清廉,好善嫉惡,歷仕真、仁、英、神宗四朝,官居宰相;又性情至孝,恭儉好修,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有禮。 仁宗時,宋、遼關係又趨緊張,遼國屯兵北境,要求遣使談判,劃地與遼。

當時北宋朝臣上下因敵情叵測,無人敢擔使者之任。面對主憂臣辱,富弼挺身而出,兩度出使遼國。在談判中,他從各方面陳述了雙方的利害關係,不卑不亢,仁而有威,致使遼興宗自知理虧,遂息兵寧事。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戰事,天下稱善。

歷代評價

范仲淹:“王佐才也。”

穆休:“進士不足以儘子才,當以大科名世。”

歐陽修:“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

葉清臣:“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

蘇軾:“韓 、範 、富、 歐陽 ,此四人者,人傑也。”

王十朋:“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於列聖,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範質、趙普之徒,相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真宗時,有若李沆、王旦、寇凖。在仁宗時,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與守我宋之家法者也。”

葉逋:“①故李沆、王旦在真宗時謹守資格,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綺在仁宗、英宗時謹守資格······以謹守資格為賢,名重當世,······而李沆十數人者,以守資格得名,而其時亦以治稱。”“②守資格以用人,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之為相,然考其功效,驗其人才,本朝以資格為用人之利也決矣。”

脫脫:“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芘當世。富弼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文彥博立朝端重,顧盼有威,遠人來朝,仰望風采,其德望固足以折衝禦侮於千里之表矣。至於公忠直亮,臨事果斷,皆有大臣之風,又皆享高壽於承平之秋。至和以來,建是大計,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熙、豐而降,弼、彥博相繼衰老,憸人無忌,善類淪胥,而宋業衰矣!《書》曰:‘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豈不信然哉!


歸有光:“韓、富二公,與範希文、歐陽永叔,一時並用,世謂之韓、範、富、歐。魏公嘉佑、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朝廷多故,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而與範、歐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富鄭公為相,守典故,行故事,傅以公議,無心於其間,而百官稱職,天下無事。史臣稱魏公相三朝,立二帝,垂紳正笏,不動聲氣,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又稱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芘當世。富公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與文潞公皆享高壽於承平之秋;至和以來,共定大計,功成退去,朝野倚重。由此言之,二公之功名,蓋相當矣。嗚呼!士之幸而遭際太平,福德俱全者,則韓、富二公是也。”

王夫之:“夫富公固非有異志者,而觀其生平,每多周防免咎之意,故出使而發視國書,以免呂夷簡之陷。則奮不顧身,以強人主,以犯母后,以折奸邪者,誠非富之所能與。使必相待而相讓,不我沮也,而固不能我決也,且從容審量而授我疑也。仰質皇天,昭對皇祖,拊省夢魂,揭日月以正告於天下後世,可為則為之,可言則言之已耳。賓賓然以功為不可獨成,名為不可獨屍,期遠怨於朋友而坐失事機,為社稷臣者豈若是?國家之不幸也多矣,伊尹遷桐,萊朱不與;周公破斧,君奭弗聞。富懷不平之心,自愧於君子,而韓公何憾焉?夫韓公不以功名之志期富,其待之也厚矣,惜乎富之未喻也。 ”

蔡東藩:“①銜命登程竟北行,國家為重死生輕。折衝樽俎談何易,恃有忠誠懾虜情。”“②以專閫之乏材,而契丹遂乘間索地,地不給而許增歲幣,亦猶二五一十之故智耳。外交以武力為後盾,僅恃口舌之爭,雖如富鄭公者,亦不能盡折虜焰,而下此更不足道矣。”


江河說歷史

北宋明相富弼(1004年2月13----1083年),字彥國,洛陽人。

富弼,是北宋時期的著名自宰相,歷經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朝。

曾兩度為相,是著名政治家。

富弼,是一位十分出色的人,富有才華。

幼小時,就有超常人的聰慧,他勤學苦練,刻苦學習,吸取了不少知識,長大後更是才華卓絕。

著名文學家、名相范仲淹,第一眼看到富弼的作品,就感嘆:“帝王的輔佐之才!”

王曾和晏殊兩文人,觀看富弼的文章後,因欣賞他的文才和為人,晏然將女兒許配了他。

富弼,是一知恩投報之人。

因范仲淹多次把他推薦給其他人並提攜他,他對范仲淹有感恩之心。

後阿里范仲淹,因議論廢除皇后一事,遭貶謫,富弼冒著盛怒的君主,為范仲淹求情。雖沒有讓范仲淹免於責罰,但這番心意,足以證明了他的人品。

富弼,雖是一文臣,卻是一個硬漢的文臣。

宋仁宗時期,宋遼兩國訂立盟約,當時因遼國軍力強盛,而朝中又不知遼國省錢,

於是,許多大臣都害怕,並有屈辱求和的心思,不敢前往遼國,並將此事推給了富弼。

而富弼是一能臣,歐陽修等人想將他留在京都,但富弼聽聞此事後,覲見宋仁宗。

富弼說:“人主憂慮臣下恥辱,臣下不敢愛惜生命,貪生怕死”。於是願意出使遼國。

遼國的遼興宗獅子大開口,想索取土地,富弼引經據典,分析事實,拒絕了此事。

於是遼國又要求增加歲幣,如不同意,便會興兵的威脅。

富弼仍不懼任何威脅,為國爭取了利益。他的大智大勇,至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戰事,天下稱善。

富弼,是一剛正不阿的好官。

他為官清正,克己奉公。曾多次拒絕皇帝的升遷和賜給他的金錢珠寶,各種獎賞也拒絕。

許多大臣疑問:“為什麼不要?”

但他表示:“這些應是賞賜之外的賞賜,是大臣不應接受的部分,如接受了,將來皇帝作出違背規矩制度的事情時,大臣們又如何勸規呢?”

富弼,是一個憂心天下的好官。

他為政清廉,好善嫉惡。因宋神宗任用王安石,進行變法,富弼因反對變法,自己選擇引退。

但他仍心憂天下,他知道活著的時候勸諫神宗,可能得不到好的結果,還會連累親友,

於是決定在自己臨死之時,親自封好一封遺奏,讓兒子敬獻給宋神宗。

元豐六年閏六月二十二日(1083年8月8日),富弼在洛陽家中去世,終年八十歲。
宋神宗看了富弼的遺奏,感到震驚痛掉,停止了上朝三天,由宮中發佈祭奠,贈太尉稱號,諡號為“文忠”。

一個至死也不忘國家、不忘人民的大臣,是多麼的純粹,多麼的令人敬佩,他給後人留下了深深的懷念!


丁芳39

通過上述兩個階段,我們也並不能夠完全公正全面的評價富弼,雖然富弼在上述兩個階段中存在不同的態度,但並不能代表他不忠君,不愛國,不恤民,只是在施政理念上產生了變化,但又拿不出實際可行的具體措施來緩解北宋王朝的困境,只能提些廣開言路,開源節流,親賢臣,遠小人的老生常談的辦法。但這並不能影響富弼作為北宋一代賢臣的歷史地位供我們後人敬仰。


歷史的小學生

富弼(公元1004—1083),字彥國,是北宋朝的著名宰相,曾歷經宋 仁宗、宋英宗和宋神宗三朝,曾經兩度為相,是有名的政治家。


富弼從小飽讀詩書,才華滿腹,為人剛直不阿,知恩圖報,可謂世間少有,後人給予其極其正面的評價。

富弼從幼時起就表現出了異於常人的聰慧,加之他勤學苦練,刻苦讀書,長大之後更是才華卓絕。當時的著名文學家范仲淹時任宰相之職,初見富弼作品,便十分欣賞,將其推薦給王曾和晏殊兩位文人看,晏殊還將自己的女兒許配於他。

後來在范仲淹的舉薦之下,參加了當時的科考,並金榜題名,入朝為官,一路官至宰相。富弼為報范仲淹知遇之恩,在范仲淹被貶時極力求情,導致龍顏大怒,最終自己也被貶,足見其知恩圖報。


富弼雖是文臣,但也有勇有謀,堅貞不屈。當時,遼國強盛,宋朝羸弱,兩國欲訂立盟約。宋朝無人敢去,唯富弼毅然前往,並不卑不亢,舌戰群儒,與遼國據理力爭,為宋朝爭取國家利益。


富弼因反對當時王安石的變法,選擇了自行引退,但仍心繫國家,為不連累族人,他在臨死前寫下一封遺奏,在死後讓其子呈給皇帝,勸柬帝王分辨忠奸,變法需從百姓實際利益出發。

總的來說,富弼於當朝功大於過,論其個人魅力,也算出類拔萃。


蜜蜂開飛機

富弼(1004-1083),字彥國,北宋著名政治家。

富弼年輕時就很有才氣,且與范仲淹為好友,參加試製科而出仕為官。一生歷經四朝,曾為北宋地方官、樞密副使、樞密使,三度拜相,卓有政績,不愧為北宋名相之稱。

任樞密副使時曾多次出使遼夏,並於范仲淹共擬禦敵十二策,作為抵禦遼夏的戰略。出使遼國時拒絕割地,以增加歲幣與遼達成協議。並通過熟悉遼夏的條件,與遼結成聯盟共同御夏,形成三足鼎立,促成邊鏡數十年的和平。

與范仲淹共同主張慶曆新政,提倡政治革新,不久遭頑固派排劑罷相放外任。後政治傾向保守,以致再度復相後反對王安石變法,再次被下放外任,而在任期間,拒不執行青苗法,並向朝廷直言青苗法禍國秧民。

老年時期更趨頑固,主張罷兵割地,曾在神宗向其尋求治兵強國之策時進言,願陛下二十年不言兵,以修政事。足見其政治傾向的保守。

但終其一生,為國為民盡心盡職嘔心瀝血,頗有政績且為人清廉,不愧為北宋名相。


無奈且向上

感謝悟空問答官方:富弼[bì]這個人是一個北宋時期著名的宰相,曾經兩度為相,他是個很有名的政治家。


富弼:[bì]從小就表現出常人的聰慧,長大以後更是有才華。

富弼:[bì]是個知恩圖報的人,就連范仲淹都非常欣賞富弼[bì]。



富弼:[bì]也是當時北宋最出色的談判高手,我想宰相肚裡能撐船,說的也就是像富弼[bì]這樣的人吧。


笑月銀狼

富弼是一個很優秀的人才,學富五車才高八斗,自幼就聰明好學,智慧超出同齡孩子,學習也很刻苦,孜孜不倦,用現在的話說就是遨遊在知識的海洋,樂此不疲,長大後更加是出類拔萃,聰明絕頂,放眼天下無人能出其右。據說范仲淹看到富弼的文章時都為之感嘆其是專門輔助帝王的人才。 范仲淹對富弼恩惠有加,十分欣賞他的才學和能力,還將他舉薦給其他人,並多次提攜,是富弼不折不扣的伯樂,使富弼在仕途上也相當順利。

富弼是一個知恩圖報之人,范仲淹因為議論廢除皇后一事,遭到貶謫。富弼卻冒著生命危險為范仲淹求情,也同樣被貶,可見富弼是位知恩圖報的君子。 富弼是一個文臣,卻也是一個有氣魄有擔當的文臣,足智多謀,與外敵能據理力爭,維護國家尊嚴和利益。也是一個剛正不阿,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好官。他經常進諫良策,但他本人反對過王安石的變法。他在臨死前還將一份遺奏封好轉交給神宗,這樣一個至死也不忘國家不忘百姓的良臣令人敬佩。 富弼一生克己奉公,為官清廉,心繫天下黎民百姓,是歷史上不可多得的良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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