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周本紀》記載：“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看起來好像是厲王貪財，任用奸佞的大臣，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故事，我們接受的歷史教育也都是這樣的，但仔細閱讀的時候，就會發現有貓膩。
如果是國民暴亂，有多少國民參與呢？民眾的武器裝備從何而來？怎麼可能襲擊到厲王呢？要知道這可是在周朝的都城，而不是陳勝吳廣起義的大澤鄉，可以說到處都是周朝的官兵，不說國家的軍隊了，只說王宮的衛隊，也是不可小覷的。到底是誰在背後統籌並支持國人的行動呢？
有沒有另外一種可能，周厲王在多年的積蓄力量之後，想要改變現狀，加強君主的統治，於是注重新勢力的培養，以此來打壓和限制貴族的勢力，貴族組織和支持民眾叛亂，厲王失敗外逃呢？
“共和”執政，傳統史書的解釋是召公和周公聯合執政，但實際上這一說法已經基本被史學界所否定了。目前史學界大多數認同的，是“共伯和篡位”執政之說。
《呂氏春秋·開春論》中，就提到“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矣。”《魯連子》也提到“衛州共城縣本週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餎子於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為宣王，而共伯復歸國於衛也。”
《莊子·讓王》中，也有“逍遙得意於共山之首”之說。
此外，更為出名的就是晉時出土的《竹書紀年》和這些比較火的清華簡《系年》，都有共伯和篡位為王的記載。
以上這些先秦文獻中，共伯和的身影頻繁出現，證明在秦統一中國前，“國人暴動”後共伯和篡奪王位這一史實是普遍為人所知的。然而，在秦統一中國後，由於先秦史籍大多佚失，春秋之前的歷史，也就慢慢模糊起來。
所以，到太史公手中，“共和執政”就異化成了召公、周公聯合執政——當然，此時的召公與周公已是開國召公與周公的後代。
因為傳統史料中，有關共伯和的記載少之又少，現代史學界就開始從地下發掘的青銅器中去尋找有關他的遺蹟。結果，功夫不負有心人，還真找到了一些可能與共伯和相關的記載。
《元年師兌簋》：“隹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才周，各康廟，即立，同仲右師兌入門，立中廷，王乎內史尹冊令師兌：足師和父司左右走馬，五邑走馬……”在銅器銘文中，出現了“師和父”。“師”，為西周軍隊官職名；“和”，為人名；“父”，是周時對人的尊稱，類似於“閣下”、“殿下”等等。“師和父”之稱，還可見於《三年師兌簋》等等銅器銘文。以上這些銅器，經郭沫若先生認定，都屬厲王時器。這時，師和父任王官時間不長，因此只擔任管理左右走馬的師氏之職。“師和父”與“共伯和”同名，又同屬一個時代，而且都在王室作官，因而二者極大可能為同一人。由此推斷，在周厲王剛剛上臺後不久，共伯和就被提拔至王室來做官了。
《師釐簋》：“師和父乍釐叔市，鞏告於王。惟十又一年九月初吉丁亥，王在周，各於大室，即位。宰琱生內右師釐。王乎尹氏冊命師釐。王若曰：‘師釐，在昔先王小學，女敏可使，既令女更乃祖考司少輔，今惟踵就乃令。令女司乃祖舊官少輔暨鼓鍾。易女權市、金黃、攸勒，用事。”從銘文中知，“師釐”曾經在“先王小學”學習，“王”又命其繼承父職為“少輔”。雖然這次是對師釐的任命，但是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師釐”的推薦人不是別人，正是“師和父”！《師釐簋》是鑄於周厲王時代，是在周厲王十一年。
這一年，猖狂的犬戎人剛剛滅了大駱一族，搶佔了渭河上游。為應對日漸猖狂的犬戎之禍，周厲王積極嘗試從學校中提拔新鮮血液，充實到周王朝各個關鍵崗位。在《師釐簋》銘文中再次看到了“師和父”身影，周厲王在這年已經把從學校中為王室選拔和推薦各級政府官員的大師之職交給了“師和父”，這無疑是周厲王對“師和父”的莫大信任。“師和父”在周王室政治地位穩步上升，已是位在上公了。擔任大師之職，對“師和父”而言不僅僅是地位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他個人政治影響力的擴大。“師和父”任職大師幾十年，這段擔任“周王室學校校長”的經歷，必然也為他未來追求政治野心增添了決定性的厚重砝碼。
《師毀簋》：“隹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伯和父若曰：師毀，乃祖考又勞於我家，女有隹小子，餘令女屍我家，耤司我東扁西扁僕馭、百工、牧、臣、妾，東裁內外，毋敢否善。……毀拜頓首，對揚皇君休。……”根據銘文上的干支月相，晁福林先生把《師毀簋》定為共和元年時器。在此銅器銘文中，出現了“伯和父”的稱謂。更加令人矚目的是，在“伯和父”訓話時，居然還用上了“若曰”二字！“若曰”，在周時文獻如《尚書》之類，多用於周王對大臣的訓話。唯一的例外，就是在記載“周公旦語錄”時，也是用“若曰”！雖然周公旦不被後人看作是王，但實際上，他卻是周武王臨終前所選定的唯一接班人。所以，“周公旦語錄”用“若曰”完全合情合理。如今，“共伯和語錄”竟然也用上了“若曰”二字，他的地位在此時必然也是非同尋常。不但如此，在其後的銘文中，“師毀”還尊稱“伯和父”為“皇君”。由此可見，“國人暴動”結束後，“伯和父”地位已是尊貴無比！共伯和篡位為王的記載，絕對不是空穴來風。
以上這些銅器銘文中的“伯和父”、“師和父”，再加上史籍中出現的“共伯和”，是處於同一個時代，而且名字都相同，顯然都是同指一人。
《元年師兌簋》、《三年師兌簋》、《師釐簋》、《師毀簋》按照年代順序排列下來，共伯和在周王室的上升途徑就已清晰可見了：共伯和在周厲王初登王位時，被遴選進王室，剛開始只是擔任左右走馬的師氏之職；十年之後，他深受周厲王重用，被提拔為大師，位在上公，負責在王室學校中培養選拔各級政府“公務員”及“軍事幹部”。周厲王執政三十七年，共伯和始終得到周厲王的高度信任，在王室關鍵性崗位上呆了幾十年，權勢與威望都與日俱增。
但是，“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共伯和雖然是周厲王一手提拔，最終卻成了周厲王政權的掘墓人。在周王室與社會其他各階層嚴重分裂對立的關鍵時刻，共伯和審時度勢，背叛了周厲王。他聯合朝中對周厲王不滿的卿士，一起煽動軍隊與鎬京百姓共同造反，將周厲王趕下臺，最終篡位成功。
共伯和，才是在“國人暴動”過程中在幕後始終控制著一切的神秘人物！暴動開始後，他不但悍然扣押了周厲王，還殘忍地對周厲王的兒子大開殺戒，就是為了清除他篡權奪位道路上的一切障礙！
表面上看，“國人”暴動，不過是共伯和精心策劃的一場篡位陰謀。其實，共伯和之所以能掀起這場驚濤駭浪不過是因勢利導。淹沒在“國人暴動”背後的西周社會現實，就是周王室與既得利益集團之間因周厲王“專利”改革所引發的權力鬥爭。周王室與既得利益階層之間矛盾不斷激化，雙方勢同水火，這場決鬥遲早會爆發。這也是共伯和得以成功的政治基礎：如果沒有周王畿內社會各階層矛盾的急劇惡化，共伯和的篡位陰謀就不可能得逞。在雙方衝突即將爆發的關鍵時刻，共伯和為了個人政治野心，背叛了周厲王。共伯和選擇與既得利益階層合作，四處散佈“仁義”，獲得了既得利益階層的一致擁戴——所謂“仁義”，就是與天下人為善，放棄“專利”政策，減輕王畿內諸侯、卿士們的負擔，這當然會贏得天下既得利益集團的歡心。
人心盡失的周厲王，被身邊親信出賣，倒臺的命運已是註定。
隨著共伯和篡位成功，周厲王“專利”改革，也徹底落下了帷幕。
閱讀更多 歷史文化自然奇觀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