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普會”引發了關於中美俄三角關係的討論，要說到大國關係、尤其是大國戰略三角關係，是繞不開基辛格的。最近媒體披露，基辛格向特朗普總統提出的外交“錦囊妙計”就是緩和美俄關係，或者實現美俄關係正常化，以此來平衡中國的發展與崛起。無論基辛格是不是向特朗普提供過這樣的建議，我們都能看到特朗普對俄外交政策的調整。另外，這樣的建議可能因為有基辛格而更具有可採納性。無論世界秩序的演變，還是大國政治的變遷，尤其是源於歐洲的“均勢”秩序的全球化，都會讓大國關係再次回到靈活調整的時代。
“特普會”在美國引起了軒然大波，甚至加速了“通俄門”的調查，一向堅持否認勾結的特朗普改口說，這並不是犯罪。可以看到，美俄關係改善或者緩和的主要障礙來自於特朗普本人。俄羅斯是不是介入到美國大選，這個關係到美國的核心利益，也是美國人的心理底線。在互聯網時代，特朗普得益於推特這樣便捷的通訊手段，同時也受制於此。
對於基辛格來說，意識形態是可以擱置在一邊的，也因為如此，基辛格在美國似乎是個不太受歡迎的人。他是一個赤裸裸和徹底的現實主義者，在美國之外，他的知名度和認可度要高得多，基辛格曾經因為中東穿梭外交而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但是他最為人津津樂道的還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訪問中國，打開了中國大門。中美關係正常化，實現了中美蘇戰略大三角關係的構建，從而改變了世界。現在中美關係又到了一個分水嶺，不斷崛起的中國成為美國面臨的課題。
基辛格被認為是“老朋友”，然而，基辛格並不是因為友情而訪問中國，改善中美關係，他所鍾愛的是“均勢”。基辛格著作等身，但是思想的原點還是他的博士論文，那就是研究拿破崙戰爭之後歐洲秩序的重建。他是奧地利首相梅特涅的擁躉，通過靈活的外交手段構建一種新的國際秩序，這是梅特涅的過人之處，至少基辛格是這麼看的。從梅特涅到俾斯麥，再到基辛格，構成了國際關係史“均勢”理念和外交操作的脈絡。
俾斯麥在德國統一之後，通過靈活的外交政策有效規避了歐洲強國對德國統一和崛起的壓力，因為後人的愚蠢和不節制，最終打破了俾斯麥構建的外交體系。但是他能夠使德國在統一之後二十多年中免於列強的圍堵並且成為歐洲外交體系的中心，無論從哪個角度，俾斯麥的外交智慧都值得好好研究。
基辛格將歐洲的現實主義傳統帶到了美國外交政策之中，將19世紀歐洲的均勢體系“全球化”了。維也納體系有五強，在上世紀70年代，尼克松也認為世界秩序的未來取決於五大力量中心。在外交的構想上，尼克松和基辛格高度一致，前者憑藉的是政治的直覺，而後者則是一種學術的修為以及歷史的感知能力。深陷於越戰泥潭的美國需要脫身，但是越南戰爭不僅是美國與越共之間的戰爭，也是冷戰中的一場戰爭，只有超越冷戰的邏輯，才能幫助越戰結束，體面地撤軍。
冷戰的邏輯就是陣營對壘。美國對抗的不僅是越共，而是共產主義陣營，進一步說，通往河內的路需要經過北京，另外，美蘇之間進行激烈的核軍備競賽，通往莫斯科的談判之路也要經過北京。將意識形態問題擱置起來，才能進行靈活的外交攻勢。
均勢，是一種目標，也是一個過程，最大的特徵就是靈活的外交與結盟活動，非敵非友，亦敵亦友，僵化和固化的敵友結構之下是沒有辦法構建三角關係的。
三角關係，簡單地說就是任何雙邊關係都會影響第三方，因此，三角關係具有系統效應。
從中美蘇三角關係來看，中蘇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事實上已經打破了陣營內部的等級性安排，在美蘇對峙之下，中蘇之間的裂痕就是美國的機會，基辛格認為，不需要向中國做出太多讓步，因為蘇聯是更大的威脅。
冷戰，不僅僅是意識形態的對壘，更是全球性的地緣政治博弈，這與基辛格所熟悉的19世紀的國際關係史還是有非常大的相似性。中美蘇三角關係是非常純粹的地緣政治遊戲，彼此之間沒有太多的經濟聯繫，非常適合基辛格這樣的地緣政治大師進行操盤。
中美蘇三角關係是對冷戰內涵的陣營化邏輯的超越，我們甚至可以認為，經典的冷戰在中美蘇形成三角關係之後就結束了，20世紀70年代是世界秩序轉型的拐點。還有不為基辛格所關注的重大事態的發展——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美蘇緩和之下，人權等議題的興起；中國進行改革開放等等——這些地緣政治之外的“低階政治”的發展，使世界秩序的層次多樣化， 至少構成了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雙重結構。
與上世紀70年代一樣，美國再次陷入了“衰落論”之中，反恐戰爭持續了十幾年，對美國的衝擊和影響是巨大的。另外，世界再次進入多元權力中心的時期，美國的地位開始動搖。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美國週期性戰略收縮，特朗普的做法與當年尼克松有幾分相似，但是美國不能放棄自己的霸權地位，借力打力，基辛格的“均勢”是美國之外的大國之間的彼此制衡。
特朗普政府出臺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將中國和俄羅斯都視為戰略競爭對手，但在基辛格看來，中國是不斷崛起的挑戰者，美俄關係正常化本身就可以對沖中國的影響力。
在三角關係中，一個國家的影響力或者權力不僅僅取決於它的硬實力，更主要的是這個國家所在的位置，四兩撥千斤中的四兩是非常重要的。美俄關係陷入對峙之中，那麼兩國在三角關係中就喪失了關鍵位置，反觀中國，與美俄兩國都保持著聯繫與互動，反而佔據了非常的位置。
中美關係已經遠遠超出了雙邊關係的範疇，而具有了地區和全球意義，因此，中美關係本身就具備系統效應，中美關係的發展必然會影響第三方，因此，反過來，發展中美關係也需要三角關係的視野和智慧。
中美關係的性質是地緣經濟性的，中國改革開放的外交政策的效應就是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的開放， 中國融入到這一經濟體系之中，因此，中美關係也是中國與世界體系之間的關係。
美俄關係是地緣政治性的，雖然俄羅斯依靠美元體系進行石油的出口，但是俄羅斯正在減持美國國債，美俄之間的經濟紐帶越來越淡，實際上是一種經濟的脫鉤，而純粹的地緣政治聯繫是不穩定的，當然也是比較符合基辛格的“口味”。
在中美俄三角關係中，中美關係是複合性的，但是應該夯實和拓展經濟聯繫，中美關係不是夫妻關係，而是孫悟空與鐵扇公主的關係，需要協同演化。
中國GDP有了很大的提升，以至於讓美國感到恐懼，但是在其他層面中美之間依然可以在體系內發展，而不能退化為體系性競爭和體系性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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