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東青島乃至中國的文化與教育發展史上，有一位應該被永遠銘記的外國人，他將自己的半生都奉獻給了這片東方熱土。他為中國人興辦現代化學堂和慈善機構，又讓中國文化傳遍整個西方世界；他被中國人親切地尊稱為“衛大人”，他又是“德意志中國人”，是中西方兩個世界文化交流的使者。他叫衛禮賢，一個真正偉大的人。
老式蒸汽輪船
1899年4月4日，一位26歲的年輕德國傳教士登上了德國勞埃德公司發往中國上海的蒸汽輪船。在告別了未婚妻薩洛莫後，他離開家鄉遠渡重洋，決心將上帝的榮光揮灑在古老而神秘的東方土地之上。此時的他相信，貧窮而落後的中國需要上帝的福音，他虔誠的信仰和牧師的身份將會幫助中國人認識到生命的真諦。當然，他還有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通過前往中國傳教來讓自己的事業有所成就，去向那位原本不同意婚事的老丈人、同為牧師的克里斯托夫·布魯哈德證明自己的能力。不過他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到，日後的他不僅沒有給任何一名中國人施洗，甚至連他自己都放棄了傳教士的角色和使命，放棄了他的上帝，轉而投向聖人孔子的懷抱，成為了一名在近代史上舉足輕重的外國漢學家。
他的名字叫理查德·威廉，中文名衛禮賢。
年輕時期的衛禮賢
衛禮賢並不知道，在踏上中國土地的那一刻，他就與中國結下了長達半生的不解之緣。1899年，他受德國同善會委派，乘船從上海來到剛剛成為德國租借地的青島，協助處於病中的花之安博士打理差會的事務。望著這座正在興建的年輕城市，他感到““冒險的慾望充斥在新殖民地的空氣裡”。此時的青島尚處於德國人的開發建設之中，街道正在修建，房屋正在修建，連德國殖民者們也只能住在漁村的小茅屋裡，籌劃著這片土地上的一切。衛禮賢被安排在一家名叫安琪兒的旅館暫住，雖然叫旅館，可條件也好不到哪去，床下的老鼠、床頭的公雞和床邊的母雞，是那段時間他最糟糕的“夥伴”。好在很快，衛禮賢就適應了青島的生活，他時而騎馬遊歷，時而記錄見聞，好奇地觀察著身邊的一切。他在花之安博士的鼓勵下開始學習中文，與當地人接觸，在這個過程中衛禮賢對中國的文化產生了極大的興趣。花之安博士也是來自德國的傳教士，同時還是漢學家和植物學家，具有極高的漢學造詣，被譽為“19世紀最高深的漢學家”，而衛禮賢能夠在20世紀成為享譽全球的漢學家，想必也是與“慈父般的朋友”“學習的榜樣”花之安博士的影響分不開的。
花之安博士
然而很不幸，接下來的路只能靠衛禮賢自己走了。1899年的夏天，青島的德國人開始流行具有傳染性的傷寒和痢疾，花之安博士在救助病人時不慎感染惡性痢疾，之後衛禮賢也病倒了。鑑於當時青島的醫療條件十分有限，衛禮賢被送往上海治療，花之安博士則留了下來。等到11月份衛禮賢重返青島時，卻發現他重要的良師益友花之安博士已經不能陪伴自己走進下一個世紀了：在感染惡性痢疾後，博士於同年9月26日病逝，享年僅60歲。離開了博士的帶領，原本生性柔弱的衛禮賢，需要放下永別的痛苦和心中的孤獨，獨自堅強地面對眼前的一切了。
與許多殖民者不同，在青島的這段時間，衛禮賢一直試圖探尋中華文明骨子裡的東西，試圖真正去了解中國人的本質，而不是以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俯視落後的土地上這些被奴役著的貧窮中國人。在大部分歐洲殖民者眼中，中國人是愚蠢、懶惰、粗俗和不可信任的，他們根本不想與中國人談什麼文明，即便他們自詡為文明世界的人，他們卻更習慣於通過打罵這種方式去跟大部分中國人交流，而中國人面對盛氣凌人的洋大人，往往也只是報以沉默和微笑。衛禮賢與那些殖民者不一樣，他深深地同情和憐憫著貧苦的中國人，因為他知道中國人不僅是勤勞的，更是擁有深厚智慧與古老文明根基的。
中國工人在德國殖民者的指揮和監督下工作
衛禮賢曾寫下這樣的話：“我意識到，他們不只是苦力，他們也是人，有人的歡樂和痛苦，不得不為生活奮鬥，不得不通過自己的聰明和忍耐討生活，不得不以或直或曲的方式走自己的路。是歐洲人對待他們的方式讓他們以這種方式生活，誰以暴力對待他們，他們就以冷淡、逃避的態度對付誰……我發現，他們是父親、兄長、兒子，心繫親人，他們掙錢、存錢，冒著巨大的自我犧牲贍養年邁的雙親。在親人當中，他們心甘情願無怨無悔地做著這一切，而面對敵人，他們又顯示出極大的耐心和長久的受難力。這個發現為我打開了通向中國人心靈的道路。如果你把對方當成人來看待，沒有為自己謀得利益的私心，不謀算他們的錢，不剝削他們，那麼他們對待你再友善不過。”他很清楚，中國人不是沒有思想感情的，他們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進行抗爭，製造矛盾的不是中國人，那些來自歐洲的殖民者才是引起這一切的罪魁禍首。衛禮賢雖然是德國人，可他的心是跟中國人在一起的，這也是為什麼後來他乾脆對外宣稱自己是山東人的原因。
衛禮賢決心做些什麼，為了榮耀上帝之名，為了他熱愛的中國土地，為了他同情的中國人，為了他懷念的花之安博士，也為了實現自己的價值，那麼，就為中國人創辦一所現代化的學校吧。（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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