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工業文明崛起之後，世界超級城市群大多分佈在灣區。一項統計數據顯示，目前世界60%的經濟總量集中在“灣區”——入海口，75%的大城市、70%的工業資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100公里的海岸帶地區。美國的兩大灣區分別是紐約和舊金山灣區。美東的紐約灣區，是全球的金融中心、商貿中心和製造業中心，人口達到6500萬，佔美國總人口的20%，製造業產值佔全美的30%以上。
美國西部的舊金山灣區總人口數在700萬以上，硅谷就在這一區域之內，這一灣區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高科技研發中心。東京灣區，則以先進製造業、金融和化工業為主，GDP佔日本全國的40%。東京灣還集中了日本最優良的港口群，包括了橫濱港、東京港、千葉港、川崎港、木更津港、橫須賀港等六個港口，年吞吐量超過5億噸，是日本與全球的“貨物通道”。“灣區”為什麼會這麼“牛”，無一例外都成為各國的經濟中心？
最直接的原因是瀕臨大洋的地理優勢，這意味著發展工業，或者必要生活資料運輸會享受最低的物流成本。在工業時代的物流成本優勢，奠定了灣區的產業先發優勢。之後，無論產業如何變動，灣區都能夠順應變革，一直保持著在一個經濟體內的領先位置。比如，東京灣區、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是世界公認的知名三大灣區。它們最初勃興於人類工業時代之初，但到了21世紀，它們依然是世界經濟的中心地帶。得益於改革開放，珠三角最初也是成為了“世界工廠”，然後隨著轉型升級的推動，這一地區正發生一場翻天覆地的鉅變，“中國製造”開始向著“中國創造”邁進。
此外，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是，長三角相對珠三角，其實有著縱深更大的腹地、更發達的工業基礎以及更完善的文教衛資源，但如今，在很多領域，珠三角卻早已一騎絕塵。這背後的根源在於地區的“先發優勢”。以IT製造業為例，它最顯著的特點是產業鏈極長，比如手機整機廠，它需要數千家供應商。硬件製造巨大的固定投資，意味著它們無法輕易遷移，最終形成在一個地區不斷積聚的“主動循環”，最終推動區域經濟總量的不斷膨脹。
廣東省有關部門曾援引數據指出，2015年，粵港澳大灣區經濟規模為1.36萬億美元，港口集裝箱年吞吐量超過6500萬標箱，機場旅客年吞吐量達1.75億人次。產業結構也頗為優質，以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港澳地區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均在90%左右，內地9市制造業基礎雄厚，已形成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雙輪驅動的產業體系。
粵港澳三地在經貿、技術、金融等方面開展深度合作交流，正進入全面、深層次合作階段。某種程度上講，珠三角的崛起本身就得益於“粵港澳大灣區”。因為，港資一直是廣東製造業資本的主流。但是，當“粵港澳大灣區”要轉型升級，真正進軍世界經濟版圖的“高地”的時候，這一“灣區”的融合卻還需要不斷克服一些障礙。很簡單的道理是，香港目前實行的金融體制、經濟體制和內地差異很大。比如，作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人員的流動還不能做到“完全平滑”。
此外，另一種要素——資金更是如此。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但金融市場卻被稱為“境外市場”，它並沒有和內地完全連接起來。無論是股權資本，還是債務資本，港澳和內地的雙向流動，還需要很多“審批程序”以及面對背後的行政成本。與此同時，香港低稅和資本自由流動這兩大“優勢”，客觀上也導致了珠三角內地城市的很多高端要素不斷流向香港。而且，很多方面的流動是單向的，而非雙向。可以說，要有效整合“粵港澳大灣區”，必須面對這樣一個現實：和世界上其他“灣區”不同，“粵港澳大灣區”存在著不同的經濟體制和文化心理。
作為珠三角的經濟“樞紐”和嶺南文化的發源地，廣州如何發揮其“樞紐”價值，將是這一新興灣區未來整合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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