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爆發的中英鴉片戰爭，最終以1842年雙方簽訂的《南京條約》為終止。古老的東方帝國被拖入西方人主導的世界體系之中，條約成為改變帝國的制度載體。
作為這場戰爭的旁觀者，美國人對於這場戰爭及戰後條約的感覺極為複雜。英國人的《南京條約》獲得了“五口通商”的權益，美國人不放一槍，也沒有任何外交努力，就能將商務貿易活動擴展到中國沿海地區。但是，美國人對於英國的炮艦政策又不滿意，這與他們的自由通商原則不相符合，也影響美國在東亞地區的經濟利益，影響它的太平洋商業擴張計劃。
《南京條約》簽約現場
1842年3月，鴉片戰爭還沒有最後結束，美國政府派出它的東印度艦隊司令加尼（Lawrence Kearny）率星座號等三艘軍艦來華，目的是考察美國商人在華的處境，以及美國的商業利益是否損失。美國艦隊沒有捲入中英戰爭，但是英國人通過條約“獲得好處和達成商業協定”的做法吸引了加尼司令。
加尼在廣州海上逗留數月之久，在得知中英《南京條約》相關細則之後，他就立即寫信給中國的兩廣總督，要求美國公民在華經商享受如英商一樣的最惠國待遇。不過，與英國人不同，有理想主義的美國人是反對鴉片貿易的。
加尼還指示美國在廣州的商務代表，“要對那些懸掛美國國旗從事鴉片販賣活動的美國船隻進行取締行動”。當時，有一艘美國商船美國商船阿瑞爾號(Ariel)參與裝載鴉片，就被加尼下令吊銷了營運執照。
《南京條約》
加尼代表了美國政府當時想與中國建立平等商業關係的願望，“美國要尋求公平的待遇，不是賞賜，而是一種權利，大清皇帝應任命高級使臣同美國代表談判簽訂條約”。當時美國對華貿易額已遠遠超過美國對整個南美的貿易，所以與中國訂立條約確實是個非常迫切的需要。
中英《南京條約》對美國確實是個誘引，美國國會立即召開會議，以商討對策。泰勒總統向國會發表特別諮文時，強調中英條約中關於五口開放內容，認為美國也要考慮取得這些權益，並建議國會撥款支持政府派遣外交官前往中國談判。最終，美國國務卿韋伯斯特起草了一個草案：
委任一名使節駐在中國，密切關注美國公民利益，授予他與中國地方當局交涉，並且準備在必要時，在本國政府的指示下與清帝國高級官員交涉，甚至通過他們向皇帝本人轉達。
19世紀美國的商船
1843年夏，美國外交官顧盛（Caleb Cushing）攜使團，乘坐戰船密蘇里號(Missouri，開赴中國。顧盛到達澳門後，立即致信清政府護理兩廣總督程矞採，要求進京與清廷中樞談判訂立商約的事情。
顧盛的想法是以提出進京面見中國皇帝、遞交國書為由，逼迫清政府答應與美國簽訂類似於《南京條約》的商約。當時的清朝，剛剛被英國人打怕了。所以，對這突然冒出來的“米夷”心存疑慮，當然不希望這洋人進京面聖，但是又害怕美國人再搞一次炮艦外交。所以，拖延時間成為廣東地方當局的對策。
外國使臣進京面聖，這在當時是不合禮法的，對於清廷而言，這可能比割地賠款還嚴重，事關天朝臉面，洋人怎麼能進京呢？
顧盛
在顧盛強烈要求進京的情況下，護理兩廣總督程矞採有了兩手準備。一方面，他上奏道光皇帝，說明原由：
米利堅國來粵貿易，百餘年來，未通朝貢，今使臣顧盛籲懇進京，並有全權公使之稱，商議相交章程，立定和好條約之語，其意在仿照英夷，並欲駕出其上，已可概見。惟該使臣並不進省求見，番船乘風行駛，旬日可達天津，倘粵省未經奏報，而畿輔近地海口猝見夷船，殊滋疑慮；且恐夷情阻隔，或激成釁端。
另一方面，程矞採通過各種渠道對顧盛進行勸阻，說什麼外國使臣進京“殊與體制未協”，“既無熟識之官員可以照料，又無諳曉語言文字之通事可以傳話往來”。
兩廣總督衙門
在大清國君臣看來，外國使臣進京談判簽約是嚴重損害天朝體面的事情。《南京條約》使大清帝國的威嚴遭到嚴重損害，在清政府眼裡尊嚴比什麼都重要，甚至比具體的國家利益還重要，因為這關係到少數人對多數人統治的權威。
因為使臣進京是清政府不可逾越的底線，也就成為美國人在談判中的制勝法寶，這成為顧盛手中確保簽訂條約的槓桿。似乎只要美國人不再堅持進京簽約，其他的條件都好談，畢竟天朝只要面子，不要裡子。
這場談判最終又是什麼結局，且聽後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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