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飯統戴老闆
作者 | 董指導
2005年，32歲的美國青年導演J·C·陳多耳（J.C. Chandor），正在被中年危機的焦慮感包圍著。
出生於新澤西的陳多耳，從小在紐約和倫敦的金融社區長大，父親是美林證券的投資銀行家。但他在大學畢業時，卻並沒有踏入金融行業，而是一直從事廣告和紀錄片的拍攝工作，近藝術遠商業的理想主義，並沒有讓他積累下多少財富。
在他女兒只有五個月大的時候，投資人的突然撤資，讓陳多耳的家庭一度瀕臨破產邊緣。為此，他不得不走出自己的藝術世界，四處尋找財富機會。2005年的美國，正是房價飆升的黃金時代，在聽到清潔工阿姨都靠炒房大賺了一筆之後，陳多耳也抵擋不住誘惑，衝進了大紅大紫的紐約房地產市場。
但要想炒房發財，光靠本金是萬萬不行的。某天中午，陳多耳和三個朋友一起，小心翼翼地走進了紐約的一家銀行，申請購房貸款。接待他們的銀行經理和藹可親，詢問了一些諸如“你父母貴姓、家裡幾口人、在哪裡工作”等問題後，就當即大筆一揮，決定給他1000萬美金的貸款。
放款的難度之低，金額之大，都遠遠超出了陳多耳的預期，這分明是國家鼓勵炒房的信號。
陳多耳拿著這筆貸款和少量的自有資金，購買了Tribeca街區的一座老式建築。跟陳多耳合夥的是一位建築設計師朋友，他們計劃將老式建築翻新後，加價出售。2006年末，翻新工程剛完成了一半，就有人來購買這幢建築。牽線的是這位建築師朋友的“教父”，曾經在一家投資銀行工作多年。
但那會兒房價漲勢如虹，誰會在上漲的行情中下車呢？陳多耳不想賣，“教父”推了推眼鏡，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告訴他們：“房價已經處於高位，立刻接受這個報價。”一番思索後，陳多耳還是將房子出售。隨後，房價仍然天天上漲，這也令他們幾個人頗有悻悻之怒。
然而，一年半後的2008年，紐約的房價開始暴跌，幸而陳多耳已經出手，不然那1000萬美元的巨大槓桿，足以讓他一輩子翻不了身。他們幾個當年對“教父”的抱怨和牢騷，也立刻轉為滿滿的感激之情。
不幸的是，陳多耳的父親沒能躲過次貸危機的衝擊，在2008年離開了工作了35年的美林證券。當年父親在辦公室打電話做業務時，陳多耳就在旁邊的地板上玩耍。因此，在這場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裡，陳多耳既能體會到逃頂者的慶幸，又能體會到裸泳者的絕望。
2011年，陳多耳在Colorado州參加一個工作面試的間隙，突然萌生了把當年發生的那些事兒寫下來的衝動。強烈的表達欲讓他文思如泉湧，僅用了4天就完成了81頁的劇本，這就是《Margin Call》，中文名為《商海通牒》，也是本篇影評要給大家介紹的作品。
為了可以親自導演這部電影，陳多耳努力控制成本，最終只花了350萬美元，在17天之內，以“一件事、一層樓、一群人、一整天”的情節設定，完成了該電影的拍攝。而拍攝地點選在了紐約1 Penn 大廈的47樓，這裡在次貸危機之前，曾經是一家對沖基金的辦公室。
導演陳多耳和主演Quinto，2011年，紐約
電影以次貸危機為背景，講述了一家投資銀行突然發現自己所持的資產面臨巨大的貶值風險，甚至可能會導致公司破產，於是連夜做出方案，突破底線，以違反職業道德的方式，悄悄地在一天之內，把不值錢的資產拋售給同行和客戶，最終化解危機的故事。
憑藉多年的生活經驗，導演陳多耳完美捕捉到了關鍵人物的外在表現和心理波動，從微觀的角度，為世人更全面、更深入地展現了次貸危機的面貌。而本文也將通過四個方面，來和大家一起來賞析這部電影：
1. 一個模型引發的危機
2. 兩位男人之間的對決
3. 三種行業謀生的方法
4. 四層階級迥異的結局
下面進入正文部分。
1.一個模型引發的危機
1952年，25歲的馬科維茨（Markowits）發表了名為《資產選擇》的文章，提出“以資產組合為基礎，配合投資者對風險的態度，從而進行資產選擇”的觀點，被譽為“華爾街的第一次革命”。
該理論在1964年被夏普（William Sharpe）等人發展為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9年後，布萊克和斯科爾斯又提出了B-S期權定價模型，被稱為“華爾街的第二次革命”。
這兩次革命，極大充實了現代證券價值評估的理論研究，也推動著有價證券及衍生品業務快速發展，比如基於房產的抵款證券化業務（MBS），在華爾街大受歡迎，像電影中所言，在2000年後是不少投行的重要利潤來源。
為了擴大業務品類和範圍，投行將不同風險等級的產品打包銷售，而這個“資產包”如何定價，就需要依據各拆分資產的不同風險評級進行評估。將剩餘期限、價格波動、利率變化、槓桿倍數等等因素進行組合後，構建多個模型，對所有資產進行即時地評估，掌握當前的價值。
聽起來是不是很深奧？是的，其實無論是在華爾街，還是在陸家嘴，大部分金融從業人員都看不懂這些公式，只知道簡單地把參數代進去，算出一個結果來交差。而當公式或在極端市場環境下失效時，只有極少數人，能夠預見即將到來的山崩地裂。
電影中的主角皮特·沙利文（Peter Sullivan）和他被解僱的上司，就是最早知道模型已經失效的兩個人。
電影中的公司是一家投資銀行，對MBS進行買和賣的雙向交易。Peter和他所在的風險控制部，負責對公司資產進行評估。公司的交易模型依賴於歷史波動率，然而在Peter發現問題的前兩週，該波動率已經有五六天突破了限制，而一旦突破這個限制，公司的資產就會面臨極大的縮水風險，甚至會產生超過公司總市值的虧損。
由於公司對各資產正確作出評級所需要一定時間，即使模型明明已經失效，公司持有這些資產的時間也要比預計的時間長。而模型中又沒有包含評級所需要的時間，因此會導致預警機制失效。更為可怕的是，全世界有八萬億美元的票據依賴於該模型來定價，一崩全崩。
因此，當Peter算出公司所面臨的恐怖風險，拔掉耳機的那一刻，他也拉響了公司破產、市場崩潰、行業完蛋的警報和響鈴。
由於這些資產組合廣泛使用了槓桿，因此當資產跌到一定淨值時（例如淨值跌到0.7時，針對1:2的槓桿而言，就是本金虧損了90%），就需要補充繳納保證金，否則會面臨無法償還借貸資金的狀況，這個時刻就被稱為Margin Call。
在電影中，該公司最終通過快速拋售，把不值錢的資產拋售給同行的方式，避免了破產，甚至積攢了抄底的資本。然而在現實中，因依賴模型而聲名大噪的對沖基金公司——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就遠沒有那麼好運。
1994年，B-S模型的創始人斯科爾斯、華爾街債券之父麥利威瑟、以及隨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莫頓等人聯合創辦了長期資本管理公司。這些大牛將理論和市場結合，開發了一套模型來進行“買入低估品、賣出高估品”的套利投資。
LTCM的兩位明星創始人
長期資本管理公司被稱為“地球上單位面積智商最高的公司”，公司成立後四年，便將淨值從1.0提升到了3.0，為投資人賺到了近25億美元利潤。然而，從1998年5月到9月，短短的150 多天公司資產淨值卻下降90%，出現43億美元鉅額虧損，走到了破產邊緣，最終在次年被政府接管。
LTCM淨值曲線，ZeroHedge
而這場悲劇的發生，就是源於公司在1998年依據模型作出的債券投資。
當時，由於歷史上每當俄羅斯出現危機時，美國、英國等7大工業國為避免殃及池魚，都會出手相助。因此，在俄羅斯經濟蕭條時期，長期資本公司依然根據模型，買入了大量俄羅斯以及七大國的債券。公司的算盤是，七大國會按照慣例出面幫忙，然後危機過去，債卷價格上漲，穩穩地賺上一大筆。
對模型的信心，不僅顯示在公司的買入策略，更顯示在了公司高達150倍的槓桿上。
然而，1998年8月17日，俄羅斯政府突然宣佈盧布貶值，無法按時償還國債。俄羅斯債券變得一文不值，大批投資機構損失慘重，同時，這些投資機構也開始拋售7大國的債券以換取流動性。8月21號，債券價格迎來了史上最大波動，踩踏拋售異常慘烈。
暴跌當天，長期資本公司創始人麥利威瑟正在北京旅行，並在晚上和中國人民銀行的官員，在歡快的氣氛中共進晚餐。然而，當他回到下榻的酒店——北京國際俱樂部時，比中國晚12小時的美國，便將噩耗快速傳了過來。這個噩耗對他來說，就是一個Margin Call。
麥利威瑟急忙更改行程，在8月21日當天乘飛機趕回美國。如果危機晚一個星期爆發，他就可以在飛越洶湧的太平洋時，應景地來聽任賢齊在8月28日發的新歌《傷心太平洋》了。
LTCM被政府接管後，斯科爾斯、莫頓和黃奇輔等人重新成立了一家名為Platinum Grove Asset Management 的新公司，一度東山再起。但諷刺地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他們豪賭雷曼會被政府救助（就像政府當年救LTCM一樣），結果造成鉅虧，最後清盤解散。
這些天才的金融家和數學家，在高槓杆的引誘面前，也沒有太多抵抗力。與其是模型失效引發危機，倒不如說是人性弱點的低級重複。
2.兩位男人之間的對決
電影中主要的衝突，發生在兩個男人之間：交易團隊老大Sam（2000年奧斯卡影帝凱文·史派西扮演）和公司大老闆 John（1991年奧斯卡影帝傑瑞米·艾恩斯扮演）。兩個人在電影中有過四次正面交鋒，將華爾街精英們的玲瓏剔透展現地異常精彩。
傑瑞米·艾恩斯（左）和凱文·史派西（右）
第一次交鋒：發生在會議室內，一場董事、高管等被召集共同參加的關於危機的第一場會議。兩個人因為如何處置公司資產而發生了分歧。
John要求一天之內處理完畢，而Sam則認為公司需要數週處理，而且最好不要全部拋了，因為會破壞市場環境。隨後，Sam來了句“你明知道賣出的東西一文不值”，這簡直是對老闆剛說過“我不再欺騙”的神補刀。
這句話會給老闆帶來因“欺詐”而被證監會調查的風險。因此，John直接怒了，而且給出了非常犀利的回應：“我們以公平市場價格，賣給那些有意願的買家。”畢竟，定價（Pricing）能力是投資機構的必備素質，道行不深，就不能怪別人欺騙了。
換成中國的大白話，就是：我憑實力騙別人買的，你有什麼不服的？這句話簡直可以成為不少P2P公司的座右銘。“我告訴你，這就是現實！”John用指頭狠狠地戳著桌子，這句話振聾發聵。
第二次交鋒：發生在會議結束後的休息室內，John嘗試說服Sam支持自己。Sam依然堅持認為欺騙對手的拋售行為簡直是背信棄義，甚至嘲笑John已經驚慌失措了。
John再次犀利地做出了回應：“第一個離席的，不叫驚慌失措。”而凱恩斯曾有句名言，“市場保持非理性的時間可能長於個體可持續的時間”，過早但正確，也意味著錯誤。畢竟，在泡沫中第一個離席，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第三次交鋒：發生在狹窄的衛生間內，John發現用情懷無法打動Sam後，只好用金錢收買，而條件也極為豐厚，引得Sam脫口而出“你好大方啊！”
然而，儘管這時Sam已經不像之前那樣堅守立場咄咄逼人，但還是傲嬌了一下，表示自己有底線的。氣得John大喊一句“你不能有底線”後，無奈地用額頭做了個壁咚。
不過John顯然是過慮了，Sam顯然在內心已經妥協。幾個小時後，臨近開盤，他當著手下交易員的面，開始了一場鼓舞人心的演講，給下屬們打雞血。當然，在講情懷的同時，Sam也祭出了高額的獎勵：
這場演講效果也非常明顯，交易員們各顯身手，把即將貶值的資產，順利地賣給了毫不知情的同行。本質上，Sam承諾的270萬美金獎金，換取的就是坑害交易對手和客戶。絕大多數人，對這種為了錢葬送職業生涯的事情，都會問：為啥輪不到我？
第四次交鋒：發生在餐廳內，如釋重負的John正享用美食。Sam急衝衝地走過來，要求John兌現期權和分紅，自己要辭職。然而，John再次展現了自己的魅力，用“金錢永不眠”、“歷史永遠會重複”等理念，並列舉了十幾次經濟危機，來勸阻Sam。
當然他的內心是擔心Sam洩密，因此要求他多做兩年。Sam猶豫了幾秒種後，為了錢，決定繼續留下，並頹然地指出：我留下來，不是因為你口才好，而是因為我缺錢。
而Sam和John有如此衝突的原因，在電影中也被充分揭露。包括John在內的公司高層，和首席風控官一致同意公司大規模進行MBS交易業務。而不懂數字的Sam曾多次提醒過該交易的風險，但是，很顯然，他被無視了。
因此，如果公司破產的話，大老闆John將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二把手、首席風控官也難辭其咎。而John也意識到了自己面臨的麻煩。因此，他一邊努力收買Sam，一邊甩鍋給了首席風控官Sarah。
John說的這句臺詞：I need a head. 表面意思是“我需要一顆腦袋”，暗指“我需要找人背鍋”。這句話真是非常好用，多少年前曹操就說過，臺詞都一模一樣。
因此，Sam和John兩個男人之間的這場衝突，仍是各自利益的爭奪。而本質上也是金融學中“代理人道德風險”的一個典型。從這四次交鋒中，可以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一旦公司捅出大簍子，領導會爭分奪秒地尋找兩種人：一種是挺他的，一種是背鍋的。
這一點，據說清華大學的某位胡教授最近感受頗深。
3. 三種行業謀生的方法
在會議上，John講出了行業的三個謀生之道：First、Smarter、Cheat。考慮到導演陳多耳的父親曾在美林證券工作35年，因此，這句話不僅頗有分量，也道出了行業的現實與真諦。
第一種：Be First。即“先下手為強”，做別人沒做過的事，或者在相同的事情上做的更快。
前文中提到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能夠在前幾年獲得驚人地漲幅，是因為公司最早採用電腦做中性套利，而這正是First的結果。隨後幾年，所有人都開始模仿其策略，套利的那點微薄盈利機會也逐漸消失了。
失去了Frist紅利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為了維持高額收益率，被迫不斷提高槓杆，從18:1提升到28:1，再到150:1，以放大微小的利潤空間。
而在美國著名作家邁克爾·劉易斯（Michael Lewis）的新書《高頻交易員》（Flash Boys），為我們展現了為了“快3毫秒”，金融業願意付出多麼大的代價。
2010年，新澤西州州長取消了哈得遜河道下鐵路隧道建設規劃，該規劃被譽為美國最大的、最重要的基礎設施項目。而此時，另一個隧道項目卻正在進入尾聲。一條Spread Networks貫通賓夕法尼亞州的阿勒格尼山脈，從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一直通到紐約的納斯達克數據中心。
建設Spread Networks的初衷，就是為了Be First：它搭起一條光纖，可以把芝加哥期貨市場和紐約證券交易所之間的通信時間縮減3毫秒（千分之3秒）。類似旨在提高交易速度的工程，在美國有近千億美元支出。
第二類： Be Smater。即比別人更聰明。這一點，絕不參與任何泡沫的巴菲特和芒格，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在1999年互聯網泡沫中，巴菲特認為科技股看不懂，有泡沫，因此堅持一股也不買。這為他帶來了極大壓力，甚至於被雜誌嘲諷。而2000年3月，巴菲特在股東信中也做了自我批評，但他仍沒有絲毫改變。一週後，納斯達克便掉頭向下，巴老再次被市場高度追捧。
而在互聯網泡沫中的量子基金，幾乎就是一個反例。
1999年初，互聯網泡沫如火如荼。量子基金的掌門人斯坦利·德魯肯米勒認為泡沫已經過高，隨時可能崩盤。因此，他挑選了12只股票，做了價值2億美元的空頭。然後，眼睜睜看著這些公司的股價每天“突破，突破，向上突破”。幾周後，這些交易讓基金損失了6億美元，而到了5月，虧損達到了18%。
在指數大漲的行情下，量子基金的業績極大地惹毛了投資者，基金的主要客戶，比如豪斯曼基金，宣佈將對量子基金的投資削減一半以上。這一巴掌快速抽醒或者抽暈了德魯肯米勒。他開始由空翻多，大量買進網絡股，年底不僅扭轉了虧損，更獲得了35%的收益。
2000年初，德魯肯米勒再次認為科技股泡沫過大，然後快速清倉了持有的科技股。結果，他賣掉的科技股還在不斷新高，德魯肯米勒懊悔不已，再次高價買回了之前的倉位。結果，在他再次入場後不久，互聯網泡沫徹底破滅，到4月底，量子基金已經虧損了21%。德魯肯米勒黯然辭職。
量子基金看到了互聯網泡沫，卻終究抵不住壓力，忍不住誘惑，先賺後虧，管理人被迫離職；長期資本管理公司擁有最聰明的一群人，卻為聰明加了高槓杆，最終落得滿盤皆輸。
因此，Be Smarter，是一件很容易又很困難的事情。幾乎所有人都認為自己的智商在平均水平之上，然而，正如John所言，真正賺錢人總是少數，比例從未變過。
第三類： Cheat。欺騙，這也許是最古老最悠久也最有效的“致富”手段了。在華爾街上，欺騙者絡繹不絕，受騙者數不勝數，而核心要素就是貪婪。信息披露不充分、內部人交易、不正當銷售證券、逼倉和坐莊等等股票欺詐行為，被華爾街習以為常。而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意大利移民，龐氏騙局這個詞的始祖，查爾斯·龐茲（Charles Ponzi）。
Charles Ponzi，1920年
1903年，龐茲移民到美國，曾因偽造罪、走私人口罪先後兩次入獄。經過十幾年的追求美國夢後，他發現最快賺錢的方式就是金融。因此，1919年，他宣稱購買歐洲的郵政票據可以獲得鉅額收益，並許諾投資人在三個月內可以獲得40%的利潤回報。而實際上，龐茲僅購買了兩張票據，投資人的收益不過由後續投資人的本金來支付。
在一年左右的時間裡，龐茲共收到約1500萬美元的小額投資，而差不多有4萬名波士頓市民成為龐茲的投資人，平均每人“投資”幾百美元，顯而易見，這些大部分是懷抱發財夢想的窮人。這些人甚至將龐茲稱為與哥倫布、馬可尼齊名的最偉大的三個意大利人，因為他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樣“發現了錢”。
龐茲在1920年便花光了所有的錢，並被逮捕入獄，判刑5年，出獄後在1949年去世。儘管龐茲去世了，但“龐氏騙局”成為現代金錢騙術鼻祖，引得無數英雄競折腰。到了2009年，伯納德·麥道夫（Bernard Madoff）就已經將龐氏騙局的紀錄提高到了600億美元。
因此在金融行業，想要賺大錢，要麼First，要麼Smarter，要麼乾脆豁出去Cheat。最危險的是，你以為自己是First或者Smarter，但卻不知道你的對家其實是在Cheat，最後稀裡糊塗地變成了聯合收割機下的韭菜。這一點，P2P圈最近感受會比較深，幣圈的可能還不到時候。
所以我國金融行業怎麼賺錢，這兩年的答案只有一個：Cheat。中國今年的P2P行業雷暴，就是龐氏子弟近些年來最大的一次集體實力展示，從這個角度看，麥道夫600億美金的龐式騙局紀錄，是有希望被咱們打破的。
4. 四層階級迥異的結局
在次貸危機中，共有四個階級被牽涉其中：最上層的政府官員、第二層的金融大鱷、第三層的金融民工、最底層的普通百姓。而這四個階級的結局也格外迥異。
最上層的政府官員並沒有在本電影中出現，在奉行自由主義的美國，政府往往只能扮演救火隊、消防員的角色。而在這次次貸危機中，他們甚至成為了煽風點火的人，這在我們的《大而不倒》、《監守自盜》的影評中均有所涉及。
第二層的金融大鱷便是諸如John之類。John年薪高達8400萬美元，身家數十億美金。John宣稱自己身居高位，賺大錢，並不是靠著聰明，而是對“音樂旋律”的把握。
然而，在餐廳和Sam的對話中，John吐露心聲，“我們僅僅隨機應變，對了就賺一票，錯了就躺在大馬路邊”，用大白話講就是中國大爺的糙話：“贏了會所嫩模，輸了下海乾活。”
然而和大爺不同的是，即使看不懂數字、出手全靠蒙的John們錯了，把公司搞破產了，也不需要下海乾活，依然有可能獲得高額的離職金，擁有鉅額身家。
2008年就在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前4天，公司還計劃通過兩名高管的“特別薪金”，數額高達1820萬美元。而雷曼破產後，曾在健身房被雷曼員工揍了一拳的雷曼CEO富爾德，在國會聽證會上被質詢“現在你的公司破產，國家經濟陷於危機，你卻擁有4.8億美元資產。我問你一個很基本的問題，這公平嗎？”
但這個問題並沒有解，華爾街的高額薪酬，是合法制度下的產物，公平肯定是不公平，但合法卻是絕對合法。富爾德家中的4.8億美金，跟華融賴總家裡那幾噸鈔票不同，只能道德譴責，不能依法查抄。
第三層的金融民工則以交易部主管的Will、風管部的主管Eric、職員Peter、以及初級分析師Seth等為代表。
Seth為自己的25萬的年薪沾沾自喜，最後卻面臨被炒魷魚的風險；Will年收入高達250萬美元，卻只能存下40萬美元；為大老闆當槍的交易員，一天內獲得了高達270萬美元的獎勵，最後卻可能導致職業生涯終結。
不僅如此，這些人也在工作中不斷迷失自我。以前做過工程師的風控總監Eric，為Will講述自己1986年建造的大橋，為民眾節省了六十七億八百二十四萬英里的車程和1531年時間，話語中透露著對金融工作沒有社會意義的失望。但是，Will卻回應道，也許有些人就是喜歡繞遠路回家。
但表面上冷酷無情，私下裡驕淫奢靡的Will，卻也花費了7萬多美元來尋歡作樂以抵禦自己的憂鬱，並在天台上吐露了一番深奧而壓抑的感慨：
最底層的普通百姓也沒有獲得出鏡的機會，但是，當Seth說道普通人會受牽連時，Will發表了一段犀利的評論，講述了普通人超前消費的貪婪，和事後甩鍋的“無賴”，完成了對“無辜老百姓”的側寫。
不可否認，Will的評論還是有可取之處的：次貸危機中，住房抵押貸款在美國家庭債務中佔比超過70%，而頂峰時期達到了80%。像在《大空頭》裡說的那樣，某脫衣舞娘都花5%首付，買了五套房子，全民借錢炒房，絲毫沒有考慮自己的現金流和財務等狀況。
美國房貸同比增速和居民總負債佔比，安信證券
這口鍋，完全讓華爾街來背，恐怕也不公平。就好比那些在杭州黃龍體育場上唱國歌的P2P受害者，至少有一小部分人，並不像他們宣稱的那樣無辜。
5. 尾聲
在電影中，John講述了十五次次經濟危機，分別是：
1637年，荷蘭鬱金香泡沫；
1797年，英國黃金流失危機；
1819年，美國土地、棉花投機泡沫；
1837年，美國信用超發、黃金擠兌危機；
1857年，美國鐵路投資高潮帶來的信用膨脹泡沫；
1884年，美國鐵路建設退潮後帶來經濟蕭條；
1901年，俄羅斯鐵路投資泡沫破裂導致全球經濟蕭條；
1907年，美國銀行過度投機導致擠兌危機；
1929年，美國大蕭條；
1937年，美國政府財政支出突然減少導致全面通縮；
1974年，美國石油危機；
1987年，美國加息結束低利率，導致股市暴跌；
1992年，美國生產過剩導致銀行信用風險加劇；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
2000年，美國互聯網泡沫。
無論每次危機的起因如何，其中的本性，卻從沒有發生改變。
2015年1月底，證監會在廣州召開監管會議，不知是無心還是有意，安排了參會的機構高層觀看一部華爾街電影，正是《Margin Call》。此時，散戶的瘋狂加槓桿正促使A股行情快速上升，而某報的言論也起到了煽風點火的效果。
5個月後，A股爆發了極為慘烈的暴跌，千股連續跌停。而開了融資、配資的散戶、基金們，在接到券商、錢莊的一個個平倉告知，本金全無時，才真正感受到了什麼是Margin Call。
這場暴跌，也成為了中國金融體系的Margin Call。
一批批投資機構喊出做多的口號，隨後淨值再被擊穿，一波波救市政策出臺，隨後被跌停無視。然而，在救市過程中，卻有人裡應外合，收益頗豐。中國的某些大鱷們，較John簡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既能做到First，又能做到Smarter，還能做到Cheat。
股市這場Margin Call已經過去了三年之久，P2P行業的Margin Call卻正在如火如荼地上演，而在另外一些領域，舞臺還在搭建，韭菜還在生長，未來如何演繹，不得而知。
但是，很明確的是，依然會有大批被稱為“烏合之眾”的普通人，在各個領域趨之若鶩地發起衝鋒。而他們之所以這麼做，無非是像電影中在廁所中哭泣的Seth，對悠然颳著鬍子的金融大鱷說出的一句話：“你們做的，就是我想做的。”
誰都想成為鐮刀，誰都不想成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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