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規，東漢名將，安定朝郡（今甘肅鎮源縣）人。他一生領兵也好，治政也罷，所言所行，多“不合時宜”，可謂軍事家中的“異類”。不過，正是他的“異類”，才讓人看到了他不一樣的智慧、胸襟、氣節和情懷。
不戰而知兵
漢順帝后期，西羌叛亂，舉國震驚，一片爭議聲中，皇帝派了年邁的馬賢將軍率十萬大軍前去征剿。馬賢到達前線後，不研究敵情地形，不分析羌情民意，而是先把帳幕安排得舒舒服服，每餐都擺滿了珍饈佳餚，兒子、侍妾侍奉左右，與古代名將吳起的“署不張蓋，寒不披裘”截然相反。獲得這些訊息後，加上平時對馬賢的觀察，在戰爭初期還是一介布衣的皇甫規，便料定了馬賢必敗，並將此預測上報。四年後的春天，馬賢果然大敗，他與兩個兒子全部陣亡。東羌、西羌兩股勢力匯合，一路燒殺搶掠，叛亂蔓延到了長安，羌人焚燒了西漢歷代皇帝陵園。郡將從皇甫規的上奏中，感到此人不凡，懂兵略，便命為功曹，令他率甲士八百，前去迎戰羌軍。皇甫規指揮若定，斬首數級，“賊遂退卻”。之後皇甫規升至安定郡上計掾。
馬賢兵敗，再一次提升了羌軍對抗朝廷的信心，令局勢更加惡化。很快，羌人聯合攻燒隴西。危急時刻，皇甫規上書皇帝，首先全面、深刻地分析了馬賢戰敗的原因。馬賢“剿匪”四年，耗資百億，全是民脂民膏，但多沒有用於戰事，而是流入了貪官汙吏之手。士兵受制於奸滑的官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又不能飽腹，餓死溝渠者眾。這種情況下，戰士怎麼會拼命殺敵呢？另外，將帥欺上瞞下，獲得小勝，便向朝廷虛報斬殺數量；打了敗仗，便隱瞞不報。更為嚴重的是，邊將和官員不懂安撫治理之道，肆意虐待和侵犯安分守己的羌人，逼得敵人越來越多，最終導致大敗。皇甫規對此痛心疾首，以“不勝至誠”之心向皇帝請纓；羌地的地形道路，我素來熟悉；用兵的戰略戰術，我也不陌生，請求撥給五千士兵，不要獎勵，不求官爵，但立下軍令狀，確保羌人降服。然而，昏庸的漢順帝劉保沒有采納，國家失去了一次“滅火”的機會，皇甫規也與一次大勝仗擦肩而過。
皇甫規一生，行事低調，做事嚴謹，從不說大話。他出身世代武官家庭，熟習兵法，見識過人，更主要的是他平時對局勢和戰場的觀察、研習和訪查，故對羌地的地形道路、社情民意瞭然於心。他的“不戰而知兵”，是“天才加憂國再加勤奮”的結果。
一張“烏鴉嘴”
公元144年，漢順帝死了，立兩歲的太子劉炳為帝，梁太后主持朝政。這一年梁氏下詔在全國舉薦“賢良方正”之士，討論國是。已嶄露頭角的皇甫規被舉薦參加，他洋洋灑灑作了“發言”，一是抨擊順帝，說他後期被奸佞所包圍，大權旁落到左右親信之手。這些人利用皇權收取賄賂，出賣官爵，人民不堪忍受，“從亂如歸”（投奔亂匪的心情，猶如歸還故鄉一樣迫切），朝野和官民都窮困到了極點，天下由此大亂。二是怒斥宦官，他說中常侍這些宦官尤為惡劣，應該迅速罷黜和遣退他們。不但要掃除這些兇黨，而且還要沒收他們的財產，以解民怨，以答天誡。三是“勸誡”梁冀要努力加強操守的修養，好好學習儒學，不要搞聲色犬馬，修豪華大宅，還要認真反省自己結交的都是些什麼人，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皇甫規還“當著和尚說賊禿”，說一個人的德行，如果與他所擔當的職位不般配，那麼，就好比用挖牆角的辦法來使牆身增高一樣。
當時的宦官和外戚梁冀，正炙手可熱，沒人敢惹。皇甫的一張“烏鴉嘴”，為自己種下了禍端。梁冀聽後，極為憤怒，當場將皇甫規的“發言”列為下等，僅給了他個郎官的小職，不久又藉口說皇甫有病，將他免職趕出京城遣送回鄉。州郡地方官秉承梁冀旨意，幾次差點將他害死。皇甫規東躲西藏，埋沒困頓鄉里達十餘年之長。但皇甫從不後悔。
勝仗靠戰外
漢桓帝延熹五年（公元162年），位於零吾等地的羌人再度反叛，皇甫規由泰山太守調任中郎將，持節督察函谷關以西的軍隊，討伐諸羌部落。十一月，皇甫規指揮漢軍進擊羌軍，將其中頑固不化的死硬分子予以斬殺。爾後開始了強大的政治攻勢和安撫工作。先零諸種羌人敬慕皇甫規的威望和信譽，“相勸降者十餘萬人”，“攻心”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正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
戰爭剛剛結束，皇甫規便深耕基層，動員徵發了零吾諸部落的羌族青壯，與漢軍聯手前往隴右地區討伐新的叛亂。然而，道路斷絕，行軍困難，前進緩慢，而恰恰此時軍中又爆發了瘟疫，死亡人數十之三四，軍心開始浮動，情況危急。皇甫規放下身段，深入各營耐心做思想工作，“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很快凝聚了軍心。隴右郡反叛的部落聞知後，感到這樣一位統帥和其統帥的軍隊是可怕的，遂遣使前來請求投降，通往涼州的道路重新得到了恢復。
皇甫規到達隴右後，並非先把刀鋒對準仍不歸順的羌人，而是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腐、反瀆職風暴。他了解到，此地的“班子”已經爛透了，才弄得一方江山烽火連天。安定郡太守孫雋貪得無厭，在當地聲名狼藉；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除貪婪外，還濫殺歸降的羌人，其行徑令人髮指；涼州刺史郭閎、漢陽郡太守趙熹，年老昏聵，不能勝任，但對百姓的搜刮卻一點也不落後。他們“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皇甫規將他們的罪狀一一上奏彈劾。經朝廷批准，皇甫規將這些人統統“雙規”，然後或免官，或誅殺。羌人聞訊後，歡呼雀躍，均改變態度，一律停止反叛，與漢王朝親善。羌人大豪滇昌、飢恬等親率十餘萬人，向皇甫規投降。
皇甫規在歷史上以名將著稱，但他卻深知，政治清明是軍隊取勝的關鍵，勝仗在戰外。他的這一思想，很早就形成了。之前，他在給皇帝的奏摺中寫道：“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翻譯成白話為：“與其著力想得到勇猛的將領，不如施行清明平和的政治；與其精通孫子、吳起的兵書，不如官吏奉公守法。”他還曾說：“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群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這大概是魏徵“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最早版本吧！這些思想，識人所未識，言人所未言，是非常精闢和可貴的。
不守“潛規則”
皇甫規非常注重作戰的成本和作戰中的反腐。羌人叛亂是四十多年來反反覆覆的老問題，朝廷也多次派出大軍征剿，其中有五次全軍覆滅，動用資財多達萬萬。這些錢都花到哪裡去了呢？很多都被貪汙了。班師之日，有的錢幣連封條都沒打開，直接進入了將帥的家。然而，這些人回京後，卻是“名成功立，厚加爵封”。而皇甫規此役，只花費一千萬錢，卻大獲全勝。而他本人，更是廉政的典範，家無一石以上的存糧。很顯然，皇甫規打的是節約之仗，廉政之仗。這樣的良將和功臣，這樣低成本的獲勝，凱旋後的皇甫將軍，本應披紅戴花，加官晉爵。然而，他對這些看得很淡，避開他所厭惡的“虛熱鬧”，獨自回到故鄉養閒去了。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此時，攻擊誣陷他的“黑材料”紛紛飛向了朝廷，說他用貨財賄賂諸種叛羌，命令他們假降，用虛假戰功欺騙朝廷。桓帝也連發幾道詔書譴責他。立下了赫赫戰功的皇甫規，卻因功而受辱蒙冤，這是為什麼呢？
原因是皇甫規不守“潛規則”。他擔任督軍統帥，對全軍上下一視同仁，不培養親信，不以個人恩怨行事，不經營自己的班底。他不結交權貴，更對炙手可熱的宦官深惡痛絕，嗤之以鼻。因此，當誣陷飛來時，他就成了“孤家寡人”，深宮內沒有一個人為他說話。豈止不為他說話，而是要置他於死地，興風作浪的就是被他收拾的孫雋、李翕、張稟這幫貪官。因為懲處他們又牽連出百餘號人，這下可捅了馬蜂窩。這些人黨羽遍佈半個中國，有的提出要為長官報仇，有的說要為老父雪恥。這些人載著厚禮，奔走於權貴之門，箭靶直指皇甫規。於是，誣陷形成了氣候。假如皇甫規只管打他的仗而不管懲貪這些“閒事”，打了勝仗後斷不會遭到如此“群起而攻之”。
鑑於皇甫規的“嚴重錯誤”，也念他的功勞，桓帝將皇甫規召回洛陽，平衡了一下只給了他個不鹹不淡叫議郎的官。很多人為皇甫規鳴不平，而中常侍徐璜、左悺卻從中看出了“商機”。可別小看這些太監，東漢後期他們權勢熏天，連皇帝的命運都捏在這等人手裡。徐璜想借機勒索，讓皇甫規拿出一筆錢財，他去替他“恢復名譽”，皇甫規斷然拒絕，徐璜惱羞成怒，重提皇甫之前的“犯罪”，重新將他治罪。皇甫規的部屬要救長官，願湊一部分錢交給徐璜，皇甫不允。徐璜後以沒有肅清羌人餘寇的罪名，將皇甫規逮捕下獄，判處到左校營服苦役。朝中三公及三百餘名太學生為他鳴冤，但無濟於事。最後遇到皇帝大赦，皇甫才回到了故鄉。因功寧願坐牢也不走“潛規則”，這就是皇甫規的“異類”之處。
為“敏感人”執言
張奐是當時國家不可多得的棟樑。他少有大志，年輕時就立下了“大丈夫處世，當為國家立功邊境”的豪言。為將後曾領兵大敗匈奴，也曾成功安撫收復東羌，為東漢邊疆的穩定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初踏仕途時，張奐進錯了門，曾在臭名昭著的大將軍梁冀府中作過屬吏，梁冀集團被清除後，張奐也被列入了“黑名單”，遭到免職且終身不能再做官的處分。此時的張奐，就像染上了可怕的瘟疫一樣，沒有一個人敢靠近他。然而，此時唯有皇甫規站了出來替張奐說話，為此，先後遞了七次奏章，最終說服了皇帝，四年後張奐被任命為威武郡太守。皇甫規豈止為張奐說話，關鍵時刻還推薦他當頂頭上司，自己甘願做他的副手。延熹六年（公元163年），漢桓帝下詔徵賦閒在家的皇甫規出山，任命他為度遼將軍。他到軍營數月後，便向朝廷推薦張奐，說張“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眾望。”而他自己“願乞冗官，以為奐副”， 甘當副手，朝廷也同意了。於是，張奐為度遼將軍，皇甫規為屬下的使匈奴中郎將。這樣的境界和胸襟，真是令人敬佩。
皇甫規豈止是境界高遠，而且慧眼獨具，他確實沒有看錯人。張奐任威武郡太守四年，平均徭賦，革除陋習，為百姓辦了不少好事。當時威武民間有個很壞的習慣，凡是二月、五月和與父母同月生的孩子，都要處死。張奐對之一方面曉之以義，廣泛宣傳“妖忌”的危害和殘暴，另一方面立規建制嚴加賞罰，風俗遂改。此舉解除了無數家庭的悲劇，民眾立祠感念他。
漢靈帝建寧元年，張奐任護匈奴中郎將，此時，東羌又有部分民眾叛亂。如何處置這一叛亂，張奐與另一位將軍、護羌校尉段熲發生了嚴重分歧，段主張武力鎮壓，斬盡殺絕。而張奐卻主張以撫為主，他在與段將軍的辯論中這樣說到：“羌人和漢人都是上天所生，不能誅殺滅盡，山谷廣大，不能空著無人居住。流血汙染原野，有傷和氣，招致天災。”在那個大漢唯我獨尊、視少數民族為蠻夷的時代，張奐能認識到漢、羌平等，同是上天所生，其理念著實可貴。張奐大半生領兵作戰，其基本的作戰方略一直是剿撫並用，以撫為主。靈帝建寧元年（公元168年），宦官曹節發動政變，殺了竇武、陳蕃等忠良，囚禁了竇太后。此時，中郎將張奐正好被召回京，一時不明真相，為曹節所用。後張奐升為大司農，又因功封侯。張奐深為懊悔為曹節所賣，堅決不受封侯。宦官王寓已居司隸校尉，但還嫌官小，逼使眾臣舉薦他，“百僚畏憚，莫不許諾，唯奐獨拒之”。由此得罪了這個當紅太監，遂遭陷害永不錄用。張奐解甲歸田回到故鄉後，閉門不出，與弟子以講誦儒經為樂，直到終老。張奐的高風亮節，又讓人看到了皇甫規的影子。
不求功而求獄
眾所周知，東漢桓、靈時期，是中國最黑暗的一段歷史。忠奸顛倒，群魔亂舞。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宦官指使人彈劾司隸校尉李膺，罪名是他與眾多學生和門徒結為朋黨，誹謗朝廷。真實的原因是李一向鄙視這幫政治惡棍。昏聵的桓帝大怒，下令逮捕李膺。然而，太尉、司徒、司空三府卻不簽字，太尉陳蕃將詔書退回，說逮捕所列名單，“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桓帝更怒，越過太尉下令直接逮捕。李膺被捕，囚禁在黃門寺北門監獄，此案很快牽連到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學生陳寔、範滂等二百多人。於是，一群虎狼從宮中放出，一場大逮捕開始了。然而，遭逮捕的這些人，“皆天下名賢”，在朝野享有廣泛的聲譽和影響。比如範滂，就是一位“反腐鬥士”，他擔任清詔使到冀州巡察，貪贓枉法的太守和縣令聞訊他要到來，“皆望風解印綬去”，扔下官印逃跑了。此時，度遼將軍皇甫規坐不住了，他一向以西州豪傑自許，如今天下英雄都入獄中，而他獨在獄外自感是一種恥辱，於是自定罪行上書皇帝請求入獄。他說以前曾推薦過張奐是阿附黨人；過去被判罪在左校營罰做苦役時，太學生張鳳等率三百多人為我請願喊冤，是為黨人所依附。因此，我應該坐牢。皇甫規一生，從未向朝廷要過榮譽、官職和地位。相反，卻向皇帝要求入獄。這似乎不可思議，但卻有著崇高的人格內涵。孔子曰：“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在朝廷昏天黑地之時，一個人仍坐在高位上養尊處優，這是可恥。皇甫規所為，正反映了他那濃烈的士大夫情懷，可敬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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