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是中國地位獨特的一所大學。其前身京師大學堂誕生於1898年，是戊戌變法的“新政”之一。這個非同尋常的問世，決定了北大與中國國運之間無法解開的宿命聯繫。
已故北大校長大都是病逝的，而唯有一位被砍頭而死，他就是許景澄。
許景澄是晚清政治家，外交家，死前為大清吏部左侍郎，相當於今天的中組部副部長。1899年出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在北大官網上的歷任北大校長名單中，許景澄排在晚清狀元、首任京師大學堂官學大臣孫家鼐之後。
許景澄
在清末政治史，以及後來的史學研究上，有“庚子被禍五大臣”之說，它是指1900年因義和團和八國聯軍之事而被清廷斬首的五位大臣，許景澄就是其中之一。
許景澄是浙江嘉興人，23歲中進士，曾任職翰林院，對國際時事很熟悉，放在今天，就是經常上央視《今日關注》的專家。
光緒很看重許景澄的學識和能力，打算讓他出使日本，但因許父病逝，在家料理喪事而未成行。後來，許景澄還是在外交圈發揮才幹，先後受命出使法、德、意、荷、比、奧、沙俄等國，積累了豐富的國際事務經驗，對西方甚為了解。
戊戌變法失敗後，慈禧與西方列強的關係迅速緊張。次年，義和團興起，民間反洋情緒高漲。在這種情況下，慈禧利用義和團報復洋人的意圖漸漸顯現，策略由“剿滅義和團”改為“扶助義和團”。
因軍機大臣剛毅進言“拳民忠貞，神術可用”，以及莊親王載勳、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亦主撫義和團，向洋人開戰，慈禧決心已定，遂任命載漪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與此同時，得到載漪、剛毅等人支持的義和團大舉進京。
天津拳民集結，準備向北京進發
載漪說，義和團都是出萬死不顧一生，以赴國家之難的義民。載漪誇讚義和團，其實是有私心，光緒被囚後，他想讓自己的兒子當皇帝。但是，西方各國對慈禧拿掉光緒不滿，以及不能容忍另立新帝，讓載漪對洋人十分痛恨。
聯軍前往北京增援，在廊坊遭到聶士第部阻擊，只能就地防守。6月17日，聯軍攻陷天津大沽口炮臺。消息傳到京城，載漪奏請慈禧“攻打使館區”。
載漪的建議令許景澄感到震驚，他在御前會議上站出來反對，認為“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許景澄的話讓慈禧很不入耳，也引起主戰派大臣的憤怒。
不過，許景澄並沒放棄，隨後又與太常寺卿袁昶聯名上《請速謀保護使館，維護大局疏》，明確指出載漪建議的嚴重性，認為圍攻使館、殺害公使的做法不合國際公法，認為這樣會激怒列強，“以一國敵各國，是關係國家存亡之大事”。
許景澄認為，解決危局的唯一辦法是為外國使館提供保護，令使館人員生命得到保障，同時圍剿作亂拳民，誅縱匪禍首，以此來退洋兵。
就在此時，慈禧得到虛假情報，說列強讓她還政於光緒，令慈禧勃然大怒，本來緩和的態度驟變。
6月20日，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在前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請求保護使館區時，在東單被清軍神機營章京恩海開槍打死，大戰的最後一根導火索被點燃。6月21日，清廷以光緒帝名義發詔對十一國同時宣戰。隨後，八國聯軍對清軍和義和團開戰。
克林德
7月14日，聯軍佔領天津，直隸總督裕祿自殺。北京危在旦夕。
時局的演變令許景澄更加擔憂，他覺得這樣下去，京城黎民在劫難逃。可是，此時朝中主戰派已佔據絕對上風，許景澄等少數主張和談的大臣則被視為賣國賊。慈禧為了解除掣肘，下令處死許景澄和袁昶，理由是“任意妄奏，莠言亂政，語多離間”。
慈禧發佈的懿旨如下：“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屢次被人參奏，聲名惡劣。平日辦理洋務，各存私心。每遇召見時，任意妄奏，莠言亂政，且語多離間。有不忍言者，實屬大不敬。若不嚴行懲辦，何以整肅群僚。許景澄、袁昶均著行正法，以昭炯戒。”
慈禧
事實上，許景澄違背慈禧心思，與朝中權臣相左，直言奏請，就已經知道自己性命難保。出事前，他曾對身邊人留言：“各國聯軍行將入都，事不堪問矣，日後和約之苛不待言，君等當預籌之。”他深為國家前途擔憂，“數日之內，鬢髮盡白”。
許景澄之死，讓魯迅筆下的“人血饅頭”一幕提前上演。7月28日，在許景澄、袁昶被押赴菜市口刑場路上，觀望的義和團拳民和無知民眾高興得像過年一樣，他們為看到“賣國賊”被處死而歡呼。
許袁二人被斬首後，無人前去收屍。後來還是有相同政見的兵部尚書徐用儀不忍，出面含淚收屍。僅兩週之後，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遭到與許景澄同樣的命運，被以同樣罪名斬首於菜市口。
許景澄是個正直清廉的學人，完全不是慈禧所說的那樣，“平日辦理洋務，各存私心”。相傳被判處斬首後，許景澄心裡想著，京師大學堂有一筆四十萬兩銀子的辦學經費尚存於俄國銀行，他把摺子交給同仁，再三叮囑保留好，以防洋人日後賴賬。對家人留下“吾以身許國，無復他顧”的遺言後，安然赴刑。
8月14日凌晨，聯軍進抵北京城外，對京城各門發起總攻擊。15日，聯軍逐步攻佔北京各城門，攻入城內，與清軍展開巷戰。至當晚，聯軍已基本佔領大部分京城。慈禧太后、光緒帝和親貴大臣倉皇離京，逃亡西安。留下李鴻章作為議和大臣與列強談判。
濃煙滾滾的城樓
此後，八國聯軍大軍增兵，全力清剿義和團，清軍配合清剿。由京津出兵，分攻山海關、保定、正定等地，甚至進入山西境內。
在聯軍官員監督下，清兵當街斬殺拳民
1901年9月，十一國與清廷在京城西班牙公使館簽訂《辛丑條約》後，除少部駐軍京津地區，9月17日，聯軍大部撤出北京。
慈禧對列強開戰，是出於維護自身權力的目的，而載漪借義和團對抗洋人也是出於私利，而許景澄諫言卻是擔憂黎民生命遭受塗炭。可是，朝廷處死了他，而屁民也曾為此歡呼。
被罵為賣國賊的許景澄實為愛國者。在任時，他曾為捍衛大清在東北、內蒙和新疆的權益苦爭。他通曉洋務，深知西方列強的實力，少時耳聞過第二次鴉片戰爭，做官後目睹過甲午戰爭的慘敗，他深知在國內混亂羸弱時，與多國開戰的巨大風險，冒死諫言，但最終難逃厄運。
大臣合影，圖中右二為許景澄
對於他的死，他的後任，北大校長嚴復曾作過一副對聯：“善戰不敗，善敗不亡，疏論廷諍動關至計；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皇天后土式鑑精忠。”
已故歷史學家陳旭麓則認為：“許景澄、袁昶頗能瞭解國內外情勢，在後黨淫威劫持下的當時，不計個人安危，勇敢地站出來講話，倒是有點責任感和愛國心的。他們的被殺，是個冤案……近代史著作，對他或者避而不談，或者仍貶為‘通洋’的罪犯，那不是治史的認真嚴肅態度。”
有人認為，北大是作為“獨立人格”立於早期中國教育史上的，而許景澄是堅持獨立人格而殉難的第一個北大人。
做晚清的外交官是一種悲哀，這種體會，許景澄的感受比任何人都深。他曾對他的學生陸徵祥說過這樣的話：“不要依戀正在沒落的體制，更不要去追隨它，也不要指責它，而是要盡己責……為此，要學會緘默，不管遭遇怎樣的侮辱和欺凌。”
可是，在庚子年國家到了危急關頭，許景澄還是以逆耳忠言打破沉默。
八國聯軍攻打北京的第二年，清廷為許景澄等“庚子被禍五大臣”平反，追復原職。同年，許景澄靈柩被護送南下。與菜市口斬首時的“萬民唾棄”景象截然相反，沿途呈現萬眾瞻仰的局面。到江蘇、上海時，“江督以下官吏，及士大夫識與不識，皆往助執紼，祭奠成市。”
冤案終得昭雪。但是，眾人的表現豈不可嘆？朝廷說許景澄是賊子，大家就罵他是“賣國賊”，等朝廷為其平反，說他是忠臣，大家又貓尿頻落。可見，屁民大多沒有思想，只是看上面風向標，人云亦云的無腦瓜眾而已。
1909年，新即位的宣統皇帝溥儀，追諡許景澄為文肅。
一百多年來，人們對義和團的評價莫衷一是，有人認為他們是禍國殃民的拳匪，也有人認為他們是群眾自發的反帝愛國運動，因為“列強入侵，欺凌平民在先，平民（義和團等）反抗在後”。但不管怎樣，許景澄反對清廷聯手義和團攻打外交使團，是符合國際法的。而後來的事實證明，貿然對多國開戰，給國家帶來的是一場災禍。
特別是義和團的自我吹噓，以及主戰派大臣相信他們的法術能夠抵禦洋人的槍炮，更凸顯了民間和官方一致的愚昧，同時也表明，像許景澄、徐用儀等頭腦冷靜的官員，面對西方列強和大清的實力對比時，所作的客觀分析和前景預測的準確性。
在朝臣眾口一詞、阿諛逢迎、溜鬚拍馬的情況下，許景澄能夠堅持主見，說出真話，其精神可嘉，但是，他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辛丑條約》簽字時的情景
《辛丑條約》是中國近代史上賠款數目最龐大、主權喪失最嚴重的不平等條約，鉅額賠款給人民帶來了沉重的負擔，條約進一步加強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全面控制和掠奪。自此，中國徹底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大多數人對《辛丑條約》的記憶，主要是賠款9.8億兩白銀，劃定北京東郊民巷為使館區，允許各國駐兵保護，不準中國人居住，等內容。其實，《辛丑條約》前兩款都是對人的，第一款是關於為克林德立碑，第二款是針對清廷各大臣，其中包括給許景澄等大臣平反，也包括對主戰派大臣的處理，方式包括流放、賜死、正法、革職等。
刑部尚書趙舒翹即在賜死之列。趙舒翹原來對義和團保持戒心，認為“拳匪不可恃”，但懾於剛毅權力，遂同意“撫而用之”。京城陷落後，他隨慈禧逃至西安。
次年《辛丑條約》簽訂時，聯軍指趙為拳亂“禍首”之一，逼清政府嚴懲。慈禧起初想護著趙舒翹，無奈將“革職留任”改為“交部嚴懲”。後來扛不住列強壓力，改為“斬監候”，後改為“斬立決”。因趙舒翹名聲很好，西安鄉紳百姓聞訊為其請命，慈禧遂命“賜死”於趙，令陝西巡撫岑春煊監督執行。
趙舒翹得命後，嘗試吞金、服砒霜，但都沒立刻致死，痛苦不堪。後岑春煊命人“以燒酒噴紙，糊其七竅方才窒息身亡”。
據傳，許景澄當初在菜市口被斬首時也死得很慘，行刑時，劊子手索賄不成，故意把刀砍在許景澄脊椎上，頸椎斷裂而氣管猶存，讓許痛苦而死。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數名大臣被正法、賜死的情況下，鬧得最歡的載漪卻活了下來，被流放新疆，辛亥革命後返回北京，1922年病死。
許景澄是主和派，趙舒翹被裹挾而成為主戰派，但是，在國家遭到外敵入侵和攻陷後，他們都失去了寶貴的生命，身為朝廷大臣，死得十分屈辱。他們的死，不僅僅是他們個人的悲慘命運，更是一個孱弱多難的國家命運的寫照。
身為京師大學堂總教習，許景澄未必對這所中國最高學府做出過多少具體貢獻，但是他的求真精神和獨立人格，卻是給後人留下的一筆寶貴財富，如同屈原《橘頌》中的詩句：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
延伸閱讀
許景澄（1845年—1900年），世稱許公。原名癸身，字竹筠，生於浙江嘉興，同治年間進士。1880年開始外交生涯，他曾被清政府任命為駐法、德、奧、荷4國公使。1890年改任駐俄、德、奧、荷4國公使。許景澄曾寫《外國師船表》，疏清朝廷，建議加強海防。1892年，沙俄出兵侵佔中國新疆帕米爾地區，他曾作為中方談判代表，據理駁斥沙俄侵略行徑，俄軍拒不撤退。1898年，許景澄代表清政府與沙俄議定，在邊界未劃定前雙方軍隊維持現狀。
1897年，許景澄出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兼工部左侍郎，併兼任中東鐵路公司督辦。中東鐵路由沙俄興建，公司設在哈爾濱。許景澄往來於彼得堡、哈爾濱之間，為簽訂協議奔波。1898年8月28日，許景澄參加了中東鐵路開工典禮。
1900年，爆發了義和團運動，當時清政府利用義和團力量，並派出官兵同時攻打外國使館，對外宣戰。許景澄極力反對。他上書慈禧太后說：“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慈禧太后大為震怒，許景澄被慈禧定為“任意妄奏，語多離間”的罪名，於同年7月28日在北京處死，時年55歲。著有有《許文肅公遺稿》、《許文肅公外集》、《出使函稿》。
步入仕途
許景澄出生於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少年時從同裡趙銘學習詞章，工駢文詩畫，尤重研習經世之學。
1868年（同治七年），中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許景澄從政之時，正值洋務運動興起，學習西方，實現近代化以自強求富，成為當時的進步潮流。由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立以及對外交往的頻繁，從70年代起我國開始派遣外使節。許景澄成為當時“外交強國”主張的積極支持者，並自己將名字賦以許國強。他受到總理大臣文祥的器重，多次作為使才推薦。
1875年（光緒元年），許景澄出任四川、順天等鄉試考官。 外交歲月
1880年（光緒六年），召命其出使日本，因父喪丁憂，未能成行。守喪結束後，補授侍講。中法戰爭爆發後，許景澄上書言事，得朝廷採納。
1884年（光緒十年），許景澄出使法、德、意、荷、奧五國。
1885年（光緒六十一年），又兼任駐比利時公使。出使期間，主持勘驗接收在德國伏爾鏗造船廠建造的“定遠、鎮遠”等戰艦，並曾在德國等處親赴造船廠調查，撰成《外國師船表》，呈選朝廷，供建設海軍參考，建議清政府加強海防。
1887（光緒十三年），因母去世丁憂回國。
1890年（光緒十六年），再任出使俄、德、奧、荷四國大臣，遷為內閣學士。
力抗沙俄
1891年（光緒十七年）6月，俄軍以“遊獵”為名，進入帕米爾中國界區，9月，許景澄到俄國外交部抗議，嚴厲指出俄方違約越界的事實。在事實面前，俄國副外交大臣基斯敬被迫承認“此番俄武員帶兵竟到中國界內，是其錯處”，並撤出軍隊。1891年（光緒十八年）夏，俄軍更其囂張，竟然侵佔薩雷闊勒以西兩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雙方軍隊沿嶺對峙。
在談判中俄方更欲佔領整個帕米爾地區。許景澄為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則堅持喀約所議界線，毫不退讓，相持三年， “專恃辯論，競有筆舌兩窮之勢”。最後由於晚清國勢衰弱，於1894年（光緒二十年）接受俄方提出的維持現狀、兩不進兵的建議。為此許景澄代表中國政府正式照會俄國外交部，指出這“並不意味著放棄中國對於目前中國軍隊所佔領以外的帕米爾領土的權利”。鑑於帕米爾地區地理記載不詳，許景澄還細心地著述《帕米爾說》及《帕米爾圖敘例》，這些都成為以後中俄交涉的依據。上述照會被收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文件》。
同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結果中國戰敗，簽訂馬關條約，割遼東半島、臺灣及澎湖列島，並引發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許景澄身在俄國，關心中國局勢的發展。他認為“國際強弱，自昔恆有，唯人心不可死。”為挽救國家危亡，他上疏皇帝，提出改革兵制的主張。為了減輕馬關條約給中國造成的損失，他積極邀請俄國聯合法、德脅迫日本歸還遼東半島，此即著名的“三國還遼事件”。許景澄在給表弟的信中稱：“去年俄國約法德二邦脅勸日本歸還遼地，皆兄所商量接洽。”
甲午戰後，國力衰竭，清政府決定結一強援而立，因而“聯俄拒日”的外交方針由此而生。然而許景澄對沙俄的兇惡本性早有認識，並預見三國還遼以後，“俄人懷自便之謀，德人挾責報之意，從此事更多矣。”不出所料俄德充當了瓜分中國的先鋒，先是俄國打著共同御日的旗號，向中國提出將西伯利亞大鐵路通過吉林、黑龍江的“借地築路”計劃，後來德國強租膠州灣，俄又進一步租借旅順、大連，把東北作為勢力範圍。這些要求雖均受到許景澄的抵制，但由於上峰李鴻章的同意，而違心簽約。他深深痛惜於早年“外交救國”理想的破滅，於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請病假離職回國。“使俄至是事，八閱春秋，公鬢髮蒼然白矣。時事日非，一身將老，每一念之，悽然泣下。”
三門灣事件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中旬，許景澄回到久別的故土嘉興，原想好好在家休息養老，不料朝廷又立即將他召至北京，並委以重任。先後任總理衙門大臣，吏部左侍郎，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管學大臣，督辦全國鐵路。
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意大利窺伺浙江省，向中國提出租借三門灣，欲將浙江變成它的勢力範圍，意大利派軍艦6艘來華恫嚇，並遞哀的美敦書，以示決絕。此事由於受到許景澄的嚴詞駁斥。後經時任北洋水師統領葉祖珪、部下“海天”艦管帶劉冠雄等將相關時局軍力報告陳於朝廷，終將意哀的美敦書退回。意大利見中國態度強硬，未敢再動。這是列強瓜分中國以來，清政府第一次拒絕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提出的這類要求。
庚子五忠
許景澄-書法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義和團運動爆發，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春向京畿地區集中。這時慈禧決定廢除光緒，獨攬朝綱，但遭到各國公使反對，於是打算利用義和團盲目排外的傾向，達到報復洋人的目的。許景澄挺身直言，他尤其反對圍攻外國使館，殺外國公使，認為解救危局的唯一辦法是“似宜保全公使，令其下旗生還。”在6月16日慈禧主持的第一次御前會議上，端王載漪正式提出“請攻使館”的動議。許景澄即獨自一人站出來反對，他認為“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他以後在與袁昶聯名上《請速謀保護使館，維護大局疏》，明確無誤地表明進攻使館的嚴重性，認為春秋大義，不斬來使，圍攻使館，殺害公使，不合國際公法，絕不可採用激怒各國的做法。結果以一國而敵各國，是關係國家存亡之大事。
6月17日慈禧太后在第二次御前會議上，強行決定對外宣戰。這時光緒皇帝心急如焚，走下御座，上前拉著許景澄的手說道：“許景澄，你是出過洋的，在總理衙門辦事多年，外間情勢，你當知道，這能戰與否，你須明白告我。”許含淚陳奏：“鬧教堂傷害教士的交涉，過去辦過。至於殺使臣，燒使館，即使國際上亦罕見此種成案，不得不格外審慎。”這些都成為以後他被殺罪名的根據：勾結洋人，莠言亂政，語多離間。他知道自己必死無疑，對身邊的人留言道：“各國聯軍行將入都，事不堪問矣，日後和約之苛不待言，君等當預籌之。”他深深為國家前途擔憂，“數日之內，鬢髮盡白”。7月28日，被以“勾結洋人，莠言亂政，語多離間”等罪名，與袁昶同時被殺於北京，和之後被殺的立山、聯元、許景澄被稱作是“庚子被禍五大臣”。
相傳許景澄被判時，猶以京師大學堂經費為念，取來存於俄國銀行的四十萬兩辦學經費銀子的存摺，交給當局，囑咐防止外國人賴帳，然後就刑。
死後昭雪
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2月13日，光緒為許景澄等五人平反，官復原職。同年，許景澄靈柩護送南下，沿途出現萬眾瞻仰的動人局面。到江蘇上海時，“江督以下官吏，及士大夫識與不識，皆往助執紼，祭奠成市，哀（車免）盈途，所謂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者。”宣統元年（1909年）追諡為文肅。同年朝廷準浙人請建“浙江三忠祠” （許、袁、徐）於杭州西湖。
1909年（宣統元年），追諡文肅。
1922年，中東鐵路公司召開會議，籌備1923年6月紀念中東鐵路建路25週年時，撥款3萬盧布，修建許公紀念碑和許公路。1923年6月，坐落在山街（今一曼街）小公園的許公紀念碑落成，同時命名景陽街南段為許公路，以紀念許景澄的功績。
1924年12月，在南崗區郵政街143號（鐵路局大樓後門對過）創建許公紀念實業中學。1925年10月1日，該學校更名為“許公儲材學校”，翌年11月1日收歸東省特別區教育管理局管轄,改稱“東省特別區許公職業學校”。趙尚志曾在這所學校（現為哈鐵的教育中心）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南崗通往道外的跨線橋命名為許公橋。在山街（東北烈士館）附近修建了一座許公紀念碑，供後人憑弔，周圍綠草茵茵，名之曰許公花園。
許公紀念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拆掉，蕩然無存。
《清史稿》：清代優禮廷臣，罕有誅罰。拳禍既起，忠諫大臣駢首就戮，豈獨非帝意哉？觀用儀諸人所論事勢利害，昭昭如此，乃終不能回當軸之聽，何其昧焉？世傳大節，並號“五忠”，不數日而遂昭雪，允哉！
嚴復：善戰不敗，善敗不亡，疏論廷諍動關至計；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皇天后土式鑑精忠。
蔡東藩：許侍郎、袁京卿二人，名臣也，以忠諫而致禍，同罹慘刑。丹心未泯，碧血長埋。誰為為之，以至於此？
陳旭麓：許景澄、袁昶頗能瞭解國內外情勢，在後黨淫威劫持下的當時，不計個人安危，勇敢地站出來講話，倒是有點責任感和愛國心的。他們的被殺，是個冤案。30年來的近代史著作，對他或者避而不談，或者仍貶為“通洋”的罪犯，那不是治史的認真嚴肅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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