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果然是傳統的中國歷史學家，就算做再詳盡的考證、再真實的歷史研究，他都不能夠完全擺脫現實的關懷。——梁文道
“大師”的四大標準
最近二十年我們文化界、傳媒界有個大師熱，要不就忙著發掘過往的學術、文化大師，但是今天一般人不太清楚的，要不就是趕緊封一些今天還在臺面上的人物，把他們說成是大師。
到底我們怎麼評斷一個人物是不是大師呢，尤其在學術上。
據說有人曾經這麼總結過：第一，大師必然多半是搞國學的；第二，大師多半得留個大鬍子；第三，大師必須得年高德劭，老得很厲害；第四，大師要會多門語言。
有這四大標準都符合了，那就能夠叫做大師了。
這讓我想起來了，就在二十年前的時候，陸鍵東先生寫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出版之後就有過一股熱潮，就是“陳寅恪熱”。
一時之間很多人都在講這位人物，就說他是民國時代以來中國絕無僅有的一位史學大師、一個史學大家。
直到今天很多人都當然已經很熟悉陳寅恪先生的名號了，關於這個名字怎麼念我再重申一遍，我自己把它念做Chén yín què，但是我知道很多人比較贊成把他這個字念成Chén yín kè。
陳寅恪（1890.7.3—1969.10.7），字鶴壽，江西修水人。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於一身的百年難見的人物，與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一起被列為清華大學百年曆史上四大哲人，與呂思勉、陳垣、錢穆並稱為“前輩史學四大家”。
著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金明館叢稿》《柳如是別傳》《寒柳堂記夢》等。
為什麼陳寅恪是大師？
陳寅恪先生為什麼是一個大師呢？一舉起例子來就有人說：他會的語言多，你比如說連吐火羅文、巴利文、梵文都會，會十七種語言，那還不叫大師嗎？
可是各位，會的語言多就必然是大師嗎？最重要的在我看來不是你會的語言多或不多，很多人都會很多門語言，這沒什麼了不起。
但問題是你做學問的話，最重要的是那些語言你用不用得上。在你做的這個專門的學問領域裡面，你會多幾種語言是不是有幫助？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陳寅恪先生留學在外，在日本、在法國、在德國、在美國、在瑞士的時間加起來總共有十五年之多。那麼在那十五年之間掌握了很多種的語言，並且用這些語言來做學問。
要不然光會語言當作一種嗜好，像集郵一樣去收集是沒意義的。
他做的學問，用清朝嘉慶之後的講法，就是西北輿地之學。
清朝從嘉慶開始，中國學者開始關心一個問題，西北邊境很長時間不算太平，尤其清朝在中葉之後，開始衰弱了，英國、俄羅斯在中亞地區展開“大競逐”，所以對清朝的西北邊疆地帶很形成威脅。
當時的中國學者也有一點現實的關懷，就開始關注西北問題。一關注西北問題，你要從它的史地材料下手。
到了清末的時候，這一門學問已經產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再也不是咱中國人自己研究、中國人說了算了。
因為那個年代，像法國的漢學界、東方學界、像伯希和、沙婉等等，我們熟悉的在敦煌拿走我們很多經卷的斯坦因，還有日本很多有名的大牌學者，他們都已經極大地擴充了這個領域，甚至是擴充了對整個中國學問研究的領域。
我們過去中國做歷史，來來去去就是針對我們已有的最標準的史籍，你比如說《二十四史》、《資治通鑑》等等，加上很多別的中文材料。
二十四史
但是，那個年代大家發現，要搞懂中國不能夠只用中文材料，尤其當你牽涉到我們四邊周邊地區、少數民族的時候，你可能還需要會滿文、蒙文、藏文、吐火羅文、突厥語等等。
再加上當時新發現的材料越來越多，所以在清末民初的時候，中國研究或者中國史地研究出現了一個材料大爆發的現象。
有這麼多的材料，你需要掌握很多種語言工具，才能夠搞通它、才能夠做各種各樣時髦的比較研究。
那個年代，我們中國學術界，可以說真的是比不上國外，做中國史的研究反而最權威的都不是中國人，不是日本人就是法國人、德國人，甚至俄羅斯人、意大利人跟英國人，這怎麼辦？
所以當年跟陳寅恪先生有“南北二陳”之稱的陳垣先生他就說過：“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再過幾十年之後，研究我們中國學問的，我們就不是到東京就是到西京了。”
西京指的是歐洲的巴黎，東京指的是京都，因為京都的漢學做得很牛。
陳寅恪先生呢？他學這些語言，證明了他在參與的是當時整個國際潮流，那個年代，你覺得要研究通中國，你就要掌握這麼多門語言。
掌握了這麼多門語言之後，要做的就是跟國際學術界最潮流的東西一樣，是一個標準的、綜合的比較研究。
陳寅恪歷史研究的轉向
可是很奇特地，從1933年之後他興趣慢慢轉移。尤其是到了抗戰前後，差不多日本開始侵華的時候，他整個學術上面有個大轉向。
一來是因為他發現在中國做研究，材料有問題，那個年代沒有互聯網，只能靠圖書館。而今天我們中國的大學圖書館你也知道，外文材料其實還不是那麼多，也不是那麼的容易讓每個學生都借得到。
當年就更加悽慘，我們國家那麼窮的時候，清華要靠庚子賠款。那麼你需要的很多研究材料、文檔都不在中國，都在國外。
那你要怎麼樣找那些東西回來呢？你要複印什麼全部都要錢，但是當時我們就沒有錢、沒有資源。
所以陳寅恪先生髮現，他有這麼多的武器在身，但是這時候派不上用場，因為那些材料不在我們手上，所以他就決定可能要轉移一下學術研究的範圍。
於是他就轉向了所謂的“中國中古史”的研究——也就是魏晉南北朝到隋朝、唐朝這段時間。
為什麼他要這麼轉？為什麼他特別關心這個課題？除了剛才說的原因之外，還有一個原因。
這個原因，不如從他的這本《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序論裡的其中一段話，開始談起。
又西晉永嘉之亂，中原魏晉以降之文化轉移保存於涼州一隅，至北魏取涼州，而河西文化遂輸入於魏，其後北魏孝文、宣武兩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響，故此（北）魏、（北）齊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則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詳論者也。
為什麼制度這麼重要？
剛才我們講的這段話是出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裡的序論。在這裡，他要談一個問題，就說隋唐它的所有的制度，兵制、政治、經濟，種種的制度，是怎麼來的呢？
它不是地上莫名其妙長出來的，它一定是有源有本，它有參考過以前別的朝代，繼承了別的王朝的一些制度的辦法。
為什麼陳寅恪要研究隋唐的制度？制度是非常重要的東西，比如現在一天到晚有人說：這個東西是體制問題、那個東西不能說是體制問題，這麼吵來吵去。
可見體制跟制度再再地影響著我們所有人的日常生活。
所以我們研究過去的中國，你不能夠繞開制度。那個時候人是怎麼活著，他們的經濟、政治之間的權力、勢力的關係又是怎麼樣？你一定要從制度下手。
可是談制度，陳寅恪先生有個大格局，他談隋唐制度的來的時，背後還關注著另一個問題，就是種族跟文化的問題。
此話怎講？很多人都說唐朝的皇帝李家，他們出身有點怪。
比如說李淵，他來自於隋朝，但是在隋之前，他已經是大人物。在隋朝建國之前，他早就是當年北周——魏晉南北朝之中北朝的北周裡面的一號人物。
而他家更是一直在北周跟西魏還有北魏，這整個北朝系統裡都是有家世的，都是像軍閥帶著部隊一樣的將領，這麼一個家門。
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就會說，他這一家人因為一直在北朝，北朝那幾個王朝多半都是鮮卑人建立的，所以我們就說唐朝的制度就跟著隋朝，而隋朝的開國皇帝楊堅也當然是那個系統來的，也都是從北朝鮮卑人那兒來。
大家又關心，整套制度是不是從胡人建立的王朝那兒傳過來，而不是我們一般人所說的漢人建立的中華正統呢？
陳寅恪先生在這本書裡面開宗明義就先說明了：事情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我們要注意到，隋唐的制度其實有三個源頭，你不能說隋唐這幫人全部都是從北周或者說是西魏那邊來，就說只從那條線來。
不，它還同別的兩大勢力範圍都有借鑑。哪兩大勢力範圍呢？
簡單地講是這樣子：南北朝到了，隋唐之前那段期間，北朝是分裂了。分裂了一邊是北齊，一邊是北周。
北齊、北周分別是篡位而來，篡的就是東魏跟西魏的位，而東魏跟西魏原來是一個王朝分裂的結果，那就是北魏。
所以，在隋唐建立之前，中國大概有三大勢力範圍：一個就是我們中國北方的西邊這一邊，是北周；東邊山東、河北這些地方就是北齊；整個長江以南就是梁陳。
陳寅恪認為三個制度、三套王朝的體制其實都對隋唐有影響。
他特別關心的是隋唐的體制並不是像我們一般人所以為的那樣，直接從北朝的鮮卑那邊過來的。而是有相當深的傳統漢文化的影響。
這個漢文化影響，他特別提出了剛才那一段話。他說西晉末年的時候，天下大亂，五胡亂華，很多中原的人士，包括世家大族、文人、一些家裡面有點根底的人，他們要逃亡，怎麼逃呢？很多人往南逃，但是也有一批逃到了涼州。
保留中原文化的涼州
涼州是什麼地方？它差不多就是今天整個甘肅加寧夏，加一部分的內蒙古、青海跟西藏交界的地方。這個涼州按照我們今天的講法，已經是中國西北了，很邊緣。
照那時候人來講，那是更加邊陲的地方，應該是胡人住的地方。
偏偏這個地方因為西晉末年，天下大亂，很多中原人士遷過去，反而保留了很多中華文化。
尤其是保留在它的首府姑臧這個地方。姑臧就是今天甘肅的武威市。
後來北魏併吞了這個地方之後，整個地方的中原、漢、魏晉以來的文化就順著吸收到北魏裡面了，包括他們所制定的制度。
陳寅恪先生在這裡面特別強調，說“斯則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詳論者也”。接著下來，他果然用了好幾十頁來論證他這個觀點。
為什麼要談這個東西？這是因為有一個現實關懷：
隋朝、唐朝，都是一些很胡化的漢人建立起來的王朝，有的甚至認為李家是胡人。
但是他們建立起來的王朝裡始終有一些漢文化正統的東西在裡頭，而那個漢文化正統的東西怎麼進來的呢？
其中一個源流，竟然就是在甘肅這樣的地方留下了一些西晉滅亡時，一些中原人士帶過去（的東西）。
等於為當年的古老的中原文化繼承了一點點的香火保留在那裡。終於到最後，能夠在隋唐時代裡面保存下來，並且發揚光大。
陳寅恪特別在這本書的序論要強調這一點，有一個很現實的理由。
這兩部書是戰亂期間，陳寅恪先生南逃，先到過香港，後來最後又到了昆明。在這個罹難的過程當中，手邊什麼參考材料書都沒有，就全憑記憶力——他那驚人的記憶力，一條一條史料這麼整理出來、寫出來的。
國家可亡，國史不可亡
國家都在抗日了，一個歷史學家還在研究唐朝的歷史，有意思嗎？這時候難道不應該投筆從戎嗎？
但是假如你是一個認真的學者，你就知道，這個學問還是要照做的，特別做的是中國學問。
因為中國是把歷史看得很重的一個國家，歷史之所在，就是國魂之所在。
特別是在當時，你覺得大半個中國都被日寇侵佔了，你覺得這是個國家可能快要亡國的時候，怎麼樣透過歷史保住我們國家乃至於文化的命脈，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陳先生屢次說過：國家可亡，國史不可亡。因為國史不亡，我們還能夠有恢復天下的可能性。
他在那個情況下繼續做這個研究，他特意指出，當年的中國西北，涼州、甘肅、寧夏這一帶，莫名其妙在這麼邊陲的地方保留了一些中原正溯，意思是什麼呢？他叫我們注意什麼呢？
注意的是今天大半個中國，原來的中原腹地，好像也都在日本人手上，可是我們仍然還有西北。日本人沒打過去西安，更別說西北其他地方。
我們仍然保有西南，比如說像是昆明、廣西一帶，還有四川盆地一帶。我們現在在中國的這西北、西南邊陲，要努力做的就是大家要為中國續命，這是他的一個現實關懷。
歷史的重要轉折階段
哪怕在那麼危難、慌張的時代，他一方面帶著很深重的現實關懷跟緊張感，憂國憂民；另一方面，又帶著一個專業的歷史學家的認真態度，要繼續著史，才會有了這樣一個想法。
但是，研究唐史當然不是隻是因為他不夠材料做別的事了，被迫要用回中國傳統的《史記》來研究中國的歷史。
也不只是因為你覺得國家在危難興亡之際，要想辦法，要研究一下過去的中國的文化命脈怎麼保存。
更重要的是因為隋唐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階段。
陳寅恪先生在另一篇文章叫《論韓愈》裡面，他就說到，他說唐朝整個王朝我們分中後期，前期等於是結束了魏晉南北朝以來的紛爭、破壞、衝突、還有交融。
到了後期之後，則開啟了一個嶄新的局面，才有了後來的宋朝——趙宋這些朝代。
唐朝所以被他定位為是一箇中國中古不可繞過的一個時代，從那之後，我們今天意義上的中國才能夠在宋朝開始出現。我們今天意義上的漢文化，其實在宋朝才總結定型的。
而宋朝之前則是唐朝這個過渡階段，這個過渡階階段有各種各樣的外來的宗教、外來的民族、外來的文化衝擊碰撞。
這幾乎就像是陳先生所處的那個時代，清末民初的時代，是一箇中國忽然之間有一些外強入侵，從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一直到抗日戰爭，忽然之間湧入了各種各樣的新思潮、新文化，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我們能不能像唐朝一樣，終於把它們慢慢的融合為一體，但是仍然保留國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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