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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每一次讀趙燕菁教授的文章都會給人不一樣的視角，不一樣的思想。若干篇文章及與學者們商榷討論的回覆，讓人受益匪淺。趙教授曾在地方政府的經濟管理一線有著非常豐富的工作經驗，懂實務懂操作，這樣的履歷是絕大多數經濟學者所不具備的。改革開放以來，激烈的地方競爭促使要素配置效率的大幅提升，在民營企業數量不足質量不高的時代，地方政府在某種程度上發揮了經濟增長髮動機的作用，張五常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書中給出了非常獨到且精彩的解釋。
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經濟發展模式被大多數經濟學者所忽略，其優勢與弊病也自然被較少論述。趙教授在地方政府任職多年，對此模式的諸多細節把握甚至是張五常也不能比擬的，對其推崇也屬自然。但任何依據歷史經驗推而廣之的理論都是廣義上的歸納法，如不仔細分析當時所處時代的約束條件，都將成為波普爾所批判的《歷史決定論的貧困》。筆者在認可這種模式過去所創造輝煌的基礎上，試圖分析其特定歷史背景下的約束條件，進而從理論上層面淺析此模式的不可持續性。
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競爭與真正的企業之間的競爭有一些本質的區別。地方政府類似於百貨大樓，真正的企業類似於來百貨大樓租鋪位的商鋪，商鋪的銷售所得與百貨大樓分成，各百貨大樓所得再與上級總部分成。這就是
企業——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之間關係的一個形象表達。百貨大樓可以有一些自營業務，但其主要收入來源一定是商鋪的銷售所得，如何讓更多更好的商鋪入住自己的大樓，就是地方政府絞盡腦汁招商引資動力來源。誰能提供更好的基礎設施，更好的勞動人口，更優惠的稅收及土地出讓，誰就能把更好的企業招商入住，企業的產值及稅收既是地方政府收入的來源，也是行政長官晉升的最佳考核指標，而中央政府按照央地稅收分配製度也獲取分成收入。在改革開放以來絕大多數的時間裡，這種企業——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分成模式，極大地動員了全社會的生產力，公司有優惠，地方有業績，官員有晉升，中央有收入。這種模式有兩個階段性的約束條件需要明確考慮：
第一，在全國的百貨大樓都破敗不堪，商鋪沒有很好地容身之處時，改善百貨大樓的環境是非常必要的。私有企業的活力被壓抑已久，又適逢國際製造業經美國——日德——四小龍——中國的產業轉移，中國有足夠多的企業需要在全國各地落腳，正如足夠多的商鋪尋求環境更好，服務更完備的百貨大樓，這時改善百貨大樓才有意義，地方政府競爭才有意義。試想一下，如果全國只有幾家商鋪，卻有幾十家百貨大樓為吸引其入住而展開激烈競爭，那這時的大量投資都是浪費，因為百貨大樓本身就是平臺，不產生主要收益。
第二，地方政府公司化所面臨的約束要比真正的公司軟的多，每個公司都有一張資產負債表，哪個經理人靠大量舉債而提高營業收入的行為，股東們看的一清二楚，但地方政府一直沒有一個標準的資產負債表，可以讓人們看看這個城市這些年的基礎設施建設和某些政績工程，到底是因為經營有方還是因為可以靠著大量軟約束的舉債而為。
在經濟發展的初期，地方政府槓桿並不大，GDP的連年增長或許掩蓋了舉債擴張的危險，甚至越敢於負債經營的地方政府越能獲得更好的執政業績。但在地方政府債務逐年增長，隱性債務危險不斷升級的階段，假公司與真企業所面臨的約束不同就更為明顯，地方政府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股東，其行政長官也不會真如職業經理人一樣，可以被市場淘汰出清。經理人可以被解僱，但留下巨大債務但業績可觀而獲得升遷的地方官員大有人在，即便因經營城市不善而無法升遷，絕大部分也會保留相應級別，這與真正的市場競爭有著本質區別。
地方政府的競爭模式過去的成功和其創造的輝煌不能忘記，但更需要細緻的研究，理解其約束條件，也就可以探索其模式的有效邊界。簡而言之，能提供優質基礎設施等服務的地方政府少於企業和產業的增加時，地方政府競爭的效果非常明顯，地方債務槓桿水平低的時候，政府的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並不比企業更高。但經過近年來中國各地基礎設施的飛速發展，大部分城市的基礎設施可以滿足大部分企業的需求——全國的百貨大樓基本建好，剩下的就是商鋪的選擇。在這個階段，把選擇的主動權交給企業，勝過於繼續讓地方政府靠土地靠政策靠優惠進行招商引資。而把主動權交給企業，也會用市場機制直接調節槓桿水平，信用水平得到真實體現，降低經營及財務風險。
地方政府經營成功的案例不勝枚舉，但無一例外都是靠經營好大樓吸引來商鋪而獲得成功。暫舉三個典型案例。成都的寬窄巷子，蘇州的工業園區，重慶的電子加工產業和渝新歐鐵路的成功運營，都發揮了政府改善營商環境，降低交易費用的積極作用。但一切的成功都是因為有企業入住——沒有特色小店，把寬窄巷子修的再好，也不會有遊客前往消費；沒有電子加工產業，把鐵路修的再快，也沒有產品可供出口；沒有工業企業，工業園區設計再科學合理，也不會有任何工業產出。
發展模式的逐步變化，並非將地方政府發揮作用的餘地全部打死，地方政府的經濟職能可以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巨大的迴旋餘地，但考核評價標準和經濟管理方法需要逐步改善。比如從去年開始的清理人口，清理城中村，清理地下室群租房，剝奪一大批人低成本生存的手段，進而將更高的生產生活成本轉移給剩下的人，這種簡單粗暴又不科學不合理的經理手段的改善，是地方政府更好發揮經濟管理功能的一個方面。
除此之外，各地方用財政補貼等手段扭曲人才價格的方式吸引人才在本地落戶，從全國一盤棋的角度來考慮，也可能是一種無謂損失。產業與人才一樣，越聚集越有競爭力，規模化越明顯，成本越低，一個人才在哪能創造更大的產出，他就應該去哪裡，而與之相對應的高收益也自然會吸引他去哪裡。地方政府如果能做到順應產業與人才的轉移，轉來的能消化得了，公共服務能跟得上，轉出的好好送走，能把留下的產業服務好，把剩下的比較優勢發揮好，不拼總量，拼質量拼人均，以地為本的思路轉變為以人為本的思路，這也是地方政府更好發揮經濟管理功能的一個方面。
中國的巨大優勢是全國的統一市場，如果每個地方都打各自的算盤，為了自己的業績而扭曲企業在全國的大市場中的選擇，損失的效率是全國的。落後的地方要投資要政策，看似是造福一方黎明百姓，看似是反哺當地企業堅持發展，其實損失的是全國的效率，因為如果沒有這些扭曲性的政策，這一方黎明百姓會在自己的能力範圍之內去到更能提升自己生產率的地方工作，當地的企業會去更有發展的市場闖蕩。不要去振興某個地方，需要振興的是每個活生生的人，人活好了，經濟就好了。如果在這活不好，允許他自由的不受干預扭曲的選擇去另一個能活好的地方，這才是經濟政策的目的和意義。
另外關於趙教授對房地產市場的一些見解，與地方政府競爭息息相關，在此也略做商榷：
土地出讓價格是由房價決定的，房地產商敢於高價拿地，是因為預期可以高價賣房。經過2015年開始的去庫存，各地方政府靠著居民槓桿暫時度過了最危險的時刻，並將房價進一步拉昇，但今年以來，居民無力再加槓，消費降級不斷出現，廈門，成都等地房價出現較大的下跌，土地流拍激增，房地產市場增長乏力，是居民槓桿無力再加，消費能力逐步降低的真實表現。各地已在出臺一系列限售限購政策，表面看來是抑制房價上漲，實則通過凍結一部分市場交易的方法，防止房價大幅下跌引發系統性風險。此時對房地產這個產業進行一定的軟著陸保護是必要的，但正如前文所述，房地產市場的最終買單者是居民，居民無力接盤的結果必然是房地產拉動土地財政模式的無法持續。趙教授建議繼續以土地房產為錨發行貨幣，再以貨幣支撐土地房產價格堅挺，這會把整個經濟引入更大的風險之中。企業的真正現金流支持來源於消費者購買其產品，而不來源於地方政府土地出讓金的支持，相反，正是因為房地產鎖定了居民未來幾十年的消費能力與加槓桿能力，企業的經營才會舉步維艱。
暫時請教至此，再次感謝趙教授的文章，期待您的答覆，也感謝一瓣這麼優秀的平臺，多次提供優秀的文章供讀者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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