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鐘形樂器大多數是口部朝上，鐘體用長柄支起後再敲奏；西周開始，漸漸改為鐘口朝下，鍾柄加環懸掛而奏，成為慣見的“甬鍾”形式。宗周鐘便是甬鐘的代表。宗周鐘外形上最大的特徵，是鐘身兩面共裝飾36枚高突的長形乳丁紋，極盡華麗醒目。此鍾音質渾厚宏亮，有宗廟莊嚴氣概。
西周宗周鐘，清宮舊藏，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宗周鐘的銘文自鐘身正中起讀，接著左下角，再轉至背面右下角，全篇約123字，是商、周單件鐘銘最長者。銘中因為有一個人名，可與周厲王的名字“胡”音相通，故得定為周厲王之器；銘文大意為：厲王時有南方的濮國，大膽來犯周土，厲王便效法他的祖先文王、武王，努力鞏固疆土，揮軍攻敵，直追到濮國都城，濮君只好派使者來迎，表示臣服。同時，南方及東方的26個邦國代表，也隨同朝見。厲王感激天帝及百神保佑，特作此“宗周寶鍾”，並祈求先王們降賜子孫福壽，安保四方太平。
西周【宗周鐘銘文】是三行先生金文書法作品
是三行先生金文書法作品：西周【宗周鐘銘文】
王肇遹省文武勤彊土南國及子敢臽虐我土王敦伐其至“菐戈”厥都及子廼遣閑來逆昭王南夷東夷具見廿又六邦唯皇上帝百神保餘子朕猶有成無競我唯司配皇天王對作宗周寶鐘倉倉悤悤“央隹”“央隹”雝雝用昭格丕顯祖考王先王其嚴在上 o o （此二字失查）“豊攵”“豊攵”降餘多福福餘子孫參壽唯琍
其萬年“田允”保四國。
*** 宗周鐘銘文：記述周厲王（一說為周昭王所作）時有南方的濮國，大膽來犯周土，厲王便效法他的祖先文王、武王，努力鞏固疆土，揮軍攻敵，戰勝南方服子後，直追到濮國都城，濮君只好派使者來迎，表示臣服。同時，南方及東方的26個邦國代表，也隨同朝見。厲王感激天帝及百神保佑，特作此“宗周寶鍾”，並祈求先王們降賜子孫福壽，安保四方太平。提供了宗周和少數民族關係的重要史料。宗周鐘造型精緻，紋飾美觀。
【宗周鐘】
宗周鐘，又名“㝬鍾”或“胡鍾”，乃西周厲王存世最重要之天子作器，高65.6釐米，重34.9公斤，計有銘文123字，記載厲王征服南方諸小國的故事，是商、周兩朝甬鍾單件銘文之最，現藏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宗周鐘，呈標準的合瓦式造型，鐘口朝下，為側面懸掛式的甬鍾，整個鐘身最突出的裝飾是３６枚高起的乳突，及下半部裝飾的吐舌夔龍紋。而著名的銘文就鑄在乳突中間的鉦部及鼓部，共１２３個字，是商周時期的青銅鐘當中，銘文最長的作品。
周厲王姬胡（？―前828年），華夏族，姬姓，名胡，周夷王之子，西周第十位王，前878年—前841年在位。約公元前878年即位，在位37年。 在位期間，任用榮夷公實行“專利”，即以國家名義壟斷山林川澤，不準國人（指工商業者）依山澤而謀生，藉以剝削人民。他違背周人共同享有山林川澤以利民生的典章制度。
銘文大意為：厲王時有南方的濮國，大膽來犯周土，厲王便效法他的祖先文王、武王，努力鞏固疆土，揮軍攻敵，直追到濮國都城，濮君只好派使者來迎，表示臣服。同時，南方及東方的26個邦國代表，也隨同朝見。厲王感激天帝及百神保佑，特作此「宗周寶鍾」，並祈求先王們降賜子孫福壽，安保四方太平。
宗周鐘圖片
部份宗周鐘銘文拓片圖
【宗周鐘調研】
為西周厲王所制的祀祖樂器，造型嚴整、銘辭淵雅，是存世最重要的天子作器。宗周鐘是清代宮廷舊有的收藏，出土地點不詳，所以到底是由誰下令鑄造的，曾經引起一些猜測，目前學者是以銘鑄在宗周鐘身上的「
」字，（作器者「
」，《史記‧周本紀》記周厲王名「胡」，「胡」「
」二字音近可通）推測是厲王的自作器。
陝西扶風縣出土了一件“簋”，器身上有一個「
」字，這個字的發音和周厲王的名字“胡”是相通的，加上出土的地點陝西扶風縣是周朝王室宗廟所在，所以學者推測“簋”應該是厲王的自作器。這樣一來，器身上同樣有「
」字，的宗周鐘，應該也是厲王下令鑄造的，用來記錄自己的豐功偉業。
古人在祭祀或宴客時，音樂是一項很重要的陪襯，據傳周公制禮作樂，使青銅樂器也和青銅禮器一樣，成為廟堂上不可或缺的陳設。
商代，鐘形樂器大多數是口部朝上，鐘體用長柄支起後再敲奏；西周開始，漸漸改為鐘口朝下，鍾柄加環懸掛而奏，成為慣見的“甬鍾”形式。宗周鐘便是甬鐘的代表。宗周鐘在外形上最為醒目的特徵是，鐘身上所裝飾的３６個像刺蝟般的“乳突”，又稱為“枚”。有學者認為乳突可以用來調音，但大部分的學者多半認為乳突只是一種裝飾，藉由立體突出的乳突，為整件作品增添華麗莊重的氣質。
青銅樂器被敲奏之後，能夠發出悠揚、宏偉而深遠的樂音，產生“聲如洪鐘”的壯麗美感，這種樂音所產生的聽覺效果，具有宗廟的莊嚴氣氛，就如同視覺上的獸面紋一樣，都能使人油然產生敬畏之心。在宗周鐘的銘文中，不就提到了希望藉由寶鍾所發出的急促而和諧的樂音，祈求祖宗先王神祇的降臨，賜福給後世子孫。
【自作器】
許多春秋戰國時期吳國、越國君王擁有的青銅兵器上，鑄寫的銘文中有“某王自作”等詞語，“越王州勾自作用劍”即為一例。“自作”一詞相近於“御製”之意，因此“自作器”泛指由君王下令鑄造的器物。學者郭沫若認為“銘為自作，實賴民工”，指出了雖然銘文記載是由某某王自己製作的青銅器，但其實真正的鑄造者為民間的工匠，這些青銅器展現了工匠們的創意與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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