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帶走一片花瓣
國外保護論，純粹是崇洋媚外
首先我要批判那些持有文物到國外才能得到妥善保護觀點，這是典型的崇洋媚外。我們國家雖然在有些技術上，的確不如國外，但是我們的古物收藏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宋代以來，金石收藏更是盛行，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掌握了眾多文物保護保存的手法，要不然那些保存數千年的書畫、絲織品也不會保存至今。
國外有很多對中國文物修復失敗的歷史，而且是一些非常珍貴的文物，其中大家比較熟悉的應該是大英博物館的《女史箴圖》，這是具有數千年曆史的文物，就被大英博物館的修復者切割成數塊，附著在木板之上，實在令人痛心。
王圓籙還不至於被稱為“敦煌罪人”
我想沒有去過敦煌的朋友，很多人第一次聽說王圓籙一定是在餘秋雨的《道士塔》裡，這曾經是是一篇入選初中語文教材的文章，餘秋雨用特殊的視角，痛批了王圓籙，將他定位歷史的罪人。
沒有王圓籙，還會有李圓籙，張圓籙等等，敦煌的被盜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劇，當時積貧積弱的中國，不僅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文化遺產，其他的諸如經濟、政治、物資等等，都已經不能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為黑暗的一個階段，除了我們所知道那些喪權辱國的不平等跳躍外，還有就是這些自然歷史、文化歷史資源的遺失，現在的法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大英自然博物館等等珍藏中國的模式標本中，都是在那一段時間，或被盜、或用賤價購買而去的。
除了敦煌石窟，我們熟悉的龍門石窟、新疆的克孜爾石窟、山西天龍山石窟等等眾多的歷史文化也都沒有逃過侵略者的魔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數字，在47個國家的200多家博物館中，有中國文物164萬件，而民間藏中國文物是館藏數量的十倍之多。也就是說這一時期中國遺失海外的珍貴的歷史文物，就高達1000多萬件之多。敦煌被盜的文物，只是這1000多萬件文物中的九牛一毛。
王圓籙發現了這批文物後，也曾向當時的政府報告過，但是不了了之。後來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到來的威逼利誘，再加上人性中的劣根性，使得王圓籙做出了我們後來的選擇，如果將大環境造成的這樣的遺憾全部加載在王圓籙一個人的身上，實在是太過沉重，也不是客觀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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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搞清楚王道士是誰？他和敦煌有什麼關係？這樣才好評價他是否是敦煌石窟的罪人。且看堂哥分析！
王道士(1849-1931) 湖北麻城人。本名王圓籙。因為家裡貧窮，很早就離開家鄉雲遊四方。在光緒初年，進入肅州巡防營當兵勇。因為信奉道教，所以後來離開軍營，便受戒為道士，道號法真，遠遊新疆，大約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至敦煌莫高窟，此後他就與敦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開始他譭譽參半的後半生。
那到底他對敦煌做了什麼呢？我們可以看敦煌流失的文物，這些文物的流失直接或者間接和他有關係：一個是在光緒三十三年三至五月，斯坦因至莫高窟，以四塊馬蹄銀(共重二百兩)騙買寫卷印本古籍二 十四箱，佛畫、織繡品等五箱。再者就是光緒三十四年三至五月，伯希和踵至，以白銀五百兩騙買寫本、印本、經卷、文書、佛畫等六 千卷，並拍攝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幀。再者就是宣統二年(1910年) 清廷學部獲悉敦煌石室文物流散消息後，電令甘肅藩司將剩餘經卷運京保管、王道士又私藏若干。同年前後，於數十洞窟鑿通道，使各洞相通連，大量壁畫遭破壞，修"古漢橋'，以便利朝山拜佛者上下。又搬出各窟殘塑，造"千相塔"之，有廷棟撰文並書丹之《敦煌千佛洞千相塔》碑記其事。在民國元年(1912年)十月，日本吉川小一郎等至莫高窟， 用白銀三百五十兩騙買寫經四百餘卷。
以上是根據公開資料記載，當時敦煌流失的文物，但現在大多保存在國外的博物館中，當今敦煌學成為國際上研究中國文化的熱門之一，這些是魏晉南北朝以來比較珍貴的佛家文化經典，流失海外確實比較可惜。
那麼，為什麼敦煌文物如此珍貴呢？敦煌文化的起源在哪裡？
“敦煌”這個詞最早出自於《史記·大宛列傳》，據《漢書.地理態》記載“敦，大也；煌，盛也”，取盛大輝煌之意。敦煌古稱“三危”。據《都司志》記載：“三危為沙州望山，俗名羿雨山，在縣城東南三十公里。三危聳峙，如危卵欲墜。故云。” 至今仍稱三危山。
漢武帝時期，張騫出使西域，任用衛青、霍去病連年對西域用兵，敦煌地區就是在這個時候才首次歸入中國版圖。公元前121年至前111年間，漢朝在河西地區設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並在敦煌設置陽關、玉門關。
漢代，敦煌此乃“絲綢之路”的必經之路。這條路東起長安，向西經金城、武威、張掖、酒泉到達敦煌，自敦煌分為南北兩道。南道出陽關，經塔里木盆地到大月氏、安息、印度諸國；北道出玉門關，經吐魯番到大宛、康居諸國。敦煌處在這兩條大路的匯合處，扼中西交通之咽喉，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必然要經過敦煌，所以成了河西地區的佛教中心。
十六國時期，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莫高窟源自於一位叫樂僔的和尚，其在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雲遊，忽見山上金光萬丈，似乎有千萬個佛在金光中顯現，受其啟發，在三危山對面的莫高窟開鑿了第一個洞窟。
隋朝建立後對莫高窟進行了發展，現存隋代石窟101個，且規模宏大，技藝精湛。唐朝，莫高窟進入全盛時期，當時開窟數量達1000餘窟，但是僅現存232窟，其壁畫和塑像都達到了異常高的藝術水平。
在歷經“安史之亂”後，敦煌被吐蕃佔領；宋代，敦煌在西夏的管轄之下；到了元朝，敦煌才重新歸入中央政府管轄。所幸的是吐蕃、西夏和元朝的統治者都崇信佛教，莫高窟得以保護並發展。
明朝，朱元璋派宋國公馮勝平定河西，修築了嘉峪關，但不包括敦煌地區，此後敦煌被吐魯番佔領，而吐魯番人信奉伊斯蘭教，莫高窟遭損，情況已不可考。
清康熙後期，雖收復嘉峪關外的廣大地區，但對莫高窟沒有什麼實質性的保護和發展。至王道士在光緒年間到此，很多洞口已經坍塌，底層洞窟則已為黃沙所埋，一片荒涼之地。
關於王道士的評價，主要是因為他賤賣了很多敦煌文物，損失不可估量。根據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圖記》記載:"他將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這個已經傾頹的廟宇的修復工程中，力圖使它恢復他心目中這個大殿的輝煌……他將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繕廟宇之上，個人從未花費過這裡面的一分一銀。"這算是對其一個正面的評價，但是出自於一個文物販子之口，難免會有人不信服。
而我國相關史料，如《西域考古圖記》等記載，當時西方人來到中國帶走文物的時候，是持有當地官方開據的許可證的，並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護，王圓籙本身並沒有能力拒絕他們。
所以說，王道士在敦煌文物流失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也可以說是罪人，但是更重要的是明清以來的統治者不重視，是他們管理不力導致的惡果，所以國家強盛，文化自信要有識之士共同努力。
樸易堂國學易學文化
王園籙確實是“敦煌石窟的罪人”，這是沒有質疑的餘地的。
有答主說：
王道士確實是一名“罪人”，但他的最大罪過並不是如餘秋雨所說的出賣敦煌文書、文物，而是出於自己的善意、好心修復莫高窟的文物。
道士王園籙是“出於自己的善意、好心修復莫高窟的文物”，這個說法唯一的文獻憑證只有王園籙自己立的《重修千佛洞三層樓功德碑記》和他的弟子給他立的《墓碑》裡說的：
“鄂省羽流園祿（園祿就是指王道士），又能宏樂善之心，不辭勞瘁，不避星霜，旋暏迤北佛洞寂寥，多為流沙所淹沒，因設願披沙開洞。”“園祿測度藏經佛龕，結造三層屋，仍屬戴君奉鈺提倡而振作之，廟貌煥乎為新。”
因為這兩份材料都是出自王道士和他的弟子之手，自我粉飾的程度值得懷疑。謝稚柳《敦煌石室記》記載了當地人流傳的說法：“王道士夜半與楊某擊破壁，則內有一門，高不足容一人，泥塊封塞。”如果王道士是“設願披沙開洞”，為什麼要大半夜去鑿破牆壁呢？
敦煌藏經洞的發現，歸功於王園籙的肯定是沒有疑問的，但是他把藏經洞的文獻送的送，賣的賣，致使藏經洞裡的文物四散到全世界，更是鐵板釘釘，不可更移的罪事。
王園籙雖然只是個沒讀過多少書的退伍的老兵，但是看著藏經洞裡那麼多的古代的寫卷、書畫，怎麼也能猜出它們的“價值”。所以王園籙發現藏經洞後的第一件事，是在藏經洞裡挑了一批保存最完好、最精美的書畫、寫卷送給了敦煌當地的長官，像是安肅道道臺廷棟（廷棟很可能是王道士在肅州當兵時候的上司），並通過廷棟轉送給甘肅蕃臺潘某，這些事情既記載在謝稚柳《敦煌石室記》裡，還被斯坦因記載在正式的考古報告《西域考古圖記》裡面，題主如果有興趣可以翻看。除了廷棟，敦煌縣長汪宗翰、王宗海也收到了王道士送的敦煌文書。完全沒有證據說明王道士給甘肅當地高管贈送敦煌文書是出於要保護藏經洞的虔誠目的，反而有藉著珍貴文物巴結長官的嫌疑。
1907年，斯坦因第一次用四個馬蹄銀（相當於200個銀子）買下了29箱敦煌文物，而且是整個藏經洞中，從品相到內容都是最好的一批。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這個時候還能用斯坦因詐稱是印度來的取經僧欺騙了王道士來為他賣文物開脫，那麼一年後，1908年，伯希和用500兩，再次從王道士手裡換取了大量的珍貴文書，1912年大谷探險隊，1914俄國的奧登堡也買走了一批文書，同一年，斯坦因甚至第二次來向王道士購買藏經洞文書，這又該如何辯解呢？
其實當伯希和把敦煌文書帶到北京，引起了中國學者的高度重視，1910年，清學部（相當於今天的教育部）撥款6000兩銀子來向王道士購買藏經洞文書。當然因為清末官吏腐敗，真正到王道士手上的錢銀只有三百兩作為香火錢，來換取約8000張零散的敦煌卷子（現在全部收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從大谷探險隊、奧登堡以及斯坦因能第二次從王道士那裡購買到敦煌文書，我們就可以想見，王道士因為嫌清政府的款額過低，而故意私藏了一批文書沒有上交。
1925年，北京大學的陳萬里跟隨著考古隊到敦煌去考察，本來想拜訪一下王道士的，但是王道士避而不見，據說是因為他是受到當地百姓的譴責而得了精神病。題主可以參看陳萬里的《西行日記》，裡面記載的很詳細的。
總而言之，王道士發現了藏經洞的歷史功績是不能抹去的，但是他因為個人的利益而將珍貴的敦煌文書販賣給了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也是確鑿的事實。當然，在那個政府昏聵，國家動盪的時代背景下，去指責一個沒有多少文化修養的下層民眾流散國寶這麼大的罪名有些不太近人情，可以把一個造成既定惡果的人美化成一個“出於自己的善意、好心修復莫高窟的文物”的偉光正形象，似乎也有些不合理吧。
八磚學士
就像你說的，王圓籙一直是個備受爭議的人，我覺得任何將他定性的觀點都是不全面的，一個人的功過是非不是單單靠一件事來評判的，並且身處亂世，你拿現代人的眼光很難體會到王圓籙的難處
王圓籙是個罪人？從莫高窟的經卷丟失這件事來說，他失職了，並且低價出售給外國人，不管是出於什麼樣的目的，都是罪過，這是不能被原諒的，以史為鑑，我們對文物的保護工作一定要做到位
實際上我們想想王圓籙生活的年代，他作為一個道士，有些事情也是根本無力迴天，國家危難之際，根本沒有人會在意莫高窟文物的保護，也正是因為他變賣了一部分文物，有了錢，修繕了莫高窟，才得以文明延續，從這個角度說，保護莫高窟功勞最大就是他，如果沒有他，可能莫高窟就毀於戰亂，對於他來說，維護莫高窟的發展，維持自己的信仰，必當是首要任務，損失點經卷他很心痛，同時也很無奈
實際上想想，那個年代，王圓籙接受的教育本就不多，對於文物保護意識本來就淡泊，他或許會覺得出賣文物不好，但是形勢所迫也沒有辦法，只能說是時代造成的悲劇
文物留在國內，按照當時的保護意識，或許真的就不復存在了，到國外確實是受到了一定保護，但這個保護不是善意的，只不過是強盜因為利益造成的一種歪打正著，行為是非常可恥的
評價歷史人物我覺得更加需要辯證思維，功過是非都要看得見，王圓籙有功有過，但功不抵過，你們怎麼看？
雲影徘徊旅行
和敦煌關係密切的道士王圓籙，對於他的功過評價其實歷來就是兩種態度，一種如餘秋雨所說，認為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另有一種認為王圓籙是被餘秋雨之流誣衊的文化偉人。
王圓籙究竟是罪人還是偉人，這個不應該由余秋雨來定格，也不應該由任何一個人說了算。評價一個人的功過要看他是推動了歷史進程還是阻礙了歷史進程。人是具有多面性、複雜性的，也不應該對一個人一概而論非黑即白。
看待王圓籙我倒覺得《論語》裡孔子的話很適合，“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考察一個人，看他交的朋友，看他做事的途徑，看他做事時安的什麼心，這個人的是非善惡是藏也藏不住的。王圓籙是個道士，據說是因為年鄉連年遭災而外出流浪謀生。流浪謀生的王圓籙第一該解決的生計問題，精神需求不是剛需，但王圓籙在衣食無周的時候發現了莫高窟，感嘆這就是西方極樂世界，並因此留下來。
如果沒有王圓籙，肯定還會有別人，但此後再過多少年才會發現莫高窟的秘密？王圓籙之前為什麼沒有人發現莫高窟藏經洞？如果像是流傳的那樣說洞窟中都有積沙，大量的清理工作是個非常艱難的工作，這個理由也比較合理。那麼至少王圓籙靠著自己的力量先做了大部分的艱苦工作。而他做這些的時候並不知道有個藏經洞等著他，這是無目的維護，本身來說對於莫高窟是有好處的。至於後來王圓籙後來是不是受了斯坦因的欺騙而把經卷古籍交給他一部分，是不是收了斯坦因的很多錢？這個除了後來人的猜測，還有當時斯坦因自己的記述。斯坦因的《西域考古圖記》裡說到清政府搬運了更大量的經卷，並致使受損嚴重。所以王圓籙很後悔沒有把典籍都高價賣給斯坦因。又說王圓籙把一部分經卷給斯坦因換到的錢用來修繕莫高窟。這裡面可以得出兩個結論：第一，拿走莫高窟經卷的不只外國人斯坦因，還有當時的清政府。並且清政府並沒有重視這批經卷，以至於經卷損毀。第二，王圓籙一來可能是被斯坦因自己說的對於唐玄奘的理解共認而感動，所以給他一部分經卷，但不可掩飾的是還有一個目的是為了錢。儘管這錢是用來修繕莫高窟的。
指責王圓籙的人自己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是王圓簫你會怎麼辦？在當時清政府無心保護的情況下你會怎麼辦？當今的我們也可以想一想，我們現在對莫高窟做的一切是不是真正的保護？莫高窟是前人留給後人的珍貴文化遺產，不是某一人某些人的私產。今天的我們應該怎麼做才是對莫高窟最好的保護？因為隨著時光的流逝，它也終將逝去。
沅汰
敦煌之因為是世界的敦煌，就是流落在世界各國博物館的瑰麗的敦煌文獻、經文。王圓隸千里送文獻經文到蘭州，朝廷卻籌措不出全部文獻經文運抵京城的路費！一個斯坦因卻把大批文物不辭萬里拉運到了英國！真正有罪的是整個民族而不是一個道士！慶幸的是今天我們還可以在其他國家的博物館看到這些珍貴的中華瑰寶！沒有被歷史長河湮滅而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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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人有了解歷史的責任，也可以對歷史人物做出個人的評論。但沒有對歷史人物定罪的資格。是王道士發現了藏經洞，而不是你餘秋雨發現了藏經洞。100年以後，敦煌還在，還會有人說王道士。那個時候誰知道餘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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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在世界各地走一走，看看君士坦丁堡的藍色索菲亞，遠眺東非的神蹟乞力馬紮羅，徜徉於恆河流域的人間煙火，在菩提迦耶的廟宇裡小憩，夕陽下漸漸落幕的瑪雅金字塔，北海道夏日裡別樣的蟬鳴…………你會發現，敦煌藝術真的很一般，渺小而貧乏
烈酒與鋼刀
根據史實王道士當年奔波當時的政府求援求助，早已盡到一個普通老百姓的能做的，何況莫高窟是王道士自願留下看護的，的確王道士是收取銀錢讓很多國寶經卷遺失海外，但於當時的世事也是無奈之舉，斯坦因拿著據說是政府許可的文件來騙取經卷，反觀當時情景下是可以理解的
趙瑩Patrick
王道士確實是一名“罪人”，但他的最大罪過並不是如餘秋雨所說的出賣敦煌文書、文物，而是出於自己的善意、好心修復莫高窟的文物。
雖然是一名道士，但王道士對佛教同樣熱誠，他決定化緣募捐修復。在生命餘下的30多年中，他將各個洞窟中的流沙清理，補葺，修復殘破的塑像和壁畫，改建了三層樓、古漢橋、五層佛樓等建築。可以說，我們今天見到的莫高窟基本上就是王道士修復的面貌。修復莫高窟是王道士的畢生事業，為此總共花費了他20多萬兩白銀。作為曾經一貧如洗的流浪漢，這些白銀幾乎都是依靠他的勤勉、熱忱一點一滴募捐來的。我在這裡之所以用“幾乎”一詞，是因為修復莫高窟的資金有一部分是來自交易。
1900年6月22日，夏至。王道士用河水沖刷後洞窟的壁裂開了一個孔，裡面隱隱有光線。原來牆壁後面隱藏著另一個洞窟，裡面堆滿了秘藏的大量經卷、繪畫、文書，這些都是唐代和敦煌曹氏政權時期的文物。據後人判斷，應該是因戰亂而有意秘藏的。作為一名虔誠的泛宗教徒，王道士對佛經自然十分敬重，因此他多次上書官府，但官府以經費不足推委；絕望之餘，他甚至直接上書國家的最高統治者西太后，但同樣石沉大海。
就這樣7年過去了。忽然一天莫高窟來了一隊人馬，為首的是一位西洋人，名叫斯坦因，一位探險家，他立即明白了這些文書獨一無二的珍貴价值。但王道士是這些文書的虔誠保衛者，單純用金錢無法達到目的。斯坦因聰明地稱自己是唐朝玄奘的信徒，歷經艱險來中國取經。同樣是玄奘粉絲的王道士被感動了，任斯坦因挑選了24箱文書、繪畫和5大箱其他的文物帶回了大英博物館。王道士僅收下了斯坦因的200兩白銀，他顯然認為這並不是一場交易，而只是這位西方“玄奘”的捐獻。他需要這些白銀來從事他的修復莫高窟的偉大事業。同樣的故事在隨後的幾年內一直上演，法國、日本、俄國、美國的“玄奘”們來了，相繼從王道士手中拿走了大批文書，留下為數甚微的“捐獻”。
當敦煌文書在世界上引起了轟動時，一向注重世界影響的政府終於覺醒了，下令將剩下的文書運往首都。但這時文書已經被意識到其珍貴价值的各級官員或明或暗地盜竊、毀壞殆盡（將完整的經卷剪切成數段以便盜竊）。敦煌文書的發現是人類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但它同時又是一個悲劇。敦煌文書從此散失於世界各地，有些已經被人為毀壞，再也無法恢復原狀，這是無法彌補的損失。
更大的悲劇並不是敦煌文書的散失，因為流落海外的文書絕大多數得到了妥善的保護與並開放利用，留存在國內的文書反而被各級官員盜竊、破壞，因此當王道士在幾年後重逢斯坦因後，他不僅不後悔文書散失到海外，甚至表達了當年應該將所有文書全部給斯坦因的意願，這樣文書就會完整地保存在海外。
王道士造成的更大的悲劇是莫高窟本身。官府同樣也沒有意識到莫高窟本身的價值，王道士僅以個人之力募集鉅款，花費30餘年的時間修復莫高窟，可謂鞠躬盡瘁。他清理了各個洞窟的流沙，發現那些唐代、五代、宋代的繪畫和塑像有些殘缺、損毀，於是他又招募工匠刷白、重塑。現在我們可以在莫高窟發現的大量晚清時期的雕塑，大都是王道士的業績。但是，王道士是一個文盲，是一個有著低劣藝術品位的文盲，而且同時期的敦煌的工匠們早已失去了他們前輩的藝術品位和技藝，他們重塑的佛教、道教以及傳說中的各路神仙鬼怪，在唐代壁畫的背景下顯得更加拙劣刺目；他們甚至把唐代塑像塗抹上了大紅大綠的色塊，我們只能在沒有被禍及的部分才發現原來的色彩是多麼幽雅宜人。
一個人出於熱誠和信仰，獻身於一項自以為偉大的事業，越勤奮努力其危害越大，由於自身的愚昧和侷限，他卻對此一無所知。這樣的角色，王道士不是第一個，更不是最後一個。這就是王道士及其理想主義同道們的悲劇，更是人類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