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顏小芳《從主體建構到自我解構——中國新時期以來電影中農民形象演變的符號學考察》
李俊欣
書 籍 簡 介
出版社：蘇州大學出版社
ISBN: 978-7-5672-0877-3
“主體性”是人存在於世最根本的生存方式，儒家道“仁者人也”認為主體有，而佛家稱“人法皆空”宣揚主體無，主體問題是千百年來哲學聖人難以言明且無法擺脫的難題。作者顏小芳以存在主義符號學為理論基石，將目光聚焦於農民青年，將筆墨揮灑於電影場景，窺探社會變革中進城務工農民的群體畫像，不安的農民之魂將以怎樣的方式渡過物慾與真性的河流，找尋其存在的意義。
如果說知識分子是近現代中國啟蒙現代性的主體，農民則是長期以來受封建地主和封建宗法社會制度壓迫的對象，是亟須喚醒和拯救的他者。新民主主義革命以來，農民主體的地位開始上升；新中國成立後，農民參與到社會主義建設中來，自我意識逐漸覺醒；市場經濟的昌盛和城鄉差距的拉大，使許多農民背井離鄉，成為新的邊緣群體，面臨主體性危機。作者便是將目光落在社會變革中的農民群體身上，通過電影媒介捕捉不同時期的社會環境對農民精神面貌的影響，從第三代電影《大河奔流》中高唱“農民英雄”到第四代電影《人生》中訴諸“身份困境”，從第五代電影《秋菊打官司》中描繪“抗爭之路”到第六代電影《世界》中表現“自我錯位”等，從中我們看到了不同時期的農民對自我身份的抗爭與意義的追尋，這背後折射的是農民主體意識的步步覺醒，《從主體建構到自我解構——中國新時期以來電影中農民形象演變的符號學考察》一書，無疑具有很強社會價值與現實意義。
該書首先對中國當代電影中農民問題的研究現狀進行了梳理，將視角轉向這一群體所面臨的“主體問題”，作者隨即拾起存在主義符號學的“解剖刀”進行切入分析，一是在縱向結構上化用了斯圖亞特·霍爾的“啟蒙主體”、“社會主體”及“後現代主體”的主體發展三階段理論，二是在橫向結構上採用主體符號學的“此在-超越”、主體符號方陣等理論進行文本分析，將存在符號學理論與中國當代電影文化的現實結合，在國內學術界也是首次。
正文部分共分為五章。第一章以第三代電影導演的兩部電影《大河奔流》和《咱們的牛百歲》為例，分析了當代中國電影中農民社會主體的特徵，集中表現為農民英雄主體和道德主體兩種形式。作者以“此在-超越”模式觀察了《大河奔流》中農民英雄李麥的成長軌跡、米德“主客我”理論分析了牛百歲的主體建構過程。第二章以第四代電影導演的兩部電影《人生》和《老井》為例，闡述第四代電影中的農民主體具有從社會主體向啟蒙主體過渡的性質。《人生》中的高加林、《老井》中的孫旺泉從農村進入城市的“出走”，彰顯了其個體自我意識的覺醒。第三章以第五代電影導演的《菊豆》和《秋菊打官司》為例，討論了農民主體的啟蒙文化表徵。這一時期的農民個體意識偏向感性的生命欲求和身體自我，無論是傳奇人物菊豆還是現實村婦秋菊，女性的“身體慾望”都是象徵秩序的天然反抗因素。第四章以第六代電影導演的兩部電影《小武》、《世界》以及具有後現代主義文化特徵的電影《高興》為例，闡述後新時期農民主體的後現代特徵。《小武》揭示了農民中的邊緣個體梁小武的尷尬性生命存在，《世界》中的農民工主角內在於外在、精神與肉體、主我與客我一併被放逐，而《高興》則通過遊戲、誇張及故意暴露電影虛假性的方式，提醒人們認清電影的符號功能。第五章以電影《手機》為例，探討後現代工業社會人們日常生活的倫理道德失範後主體的無所適從，從而得出在現代與後現代社會主體重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國電影中的農民形象是社會歷史風雲變幻的縮影，是中國人的文化想象，折射出以“人”為核心的主體發展變遷風貌。電影中的農民主體經歷了從中心到邊緣，從嚴肅、高尚到詼諧、滑稽的變化過程，在作者顏小芳的筆下，電影中的農民彷彿走出了熒屏，向公眾訴說著他們的抗爭，他們的辛酸與無奈。作為符號表現困境中的主體，他們只有通過符號意義來拯救自己，在自我意識覺醒與主體抗爭的路上艱難跋涉。《從主體建構到自我解構——中國新時期以來電影中農民形象演變的符號學考察》一書，以存在主義符號學為理論支撐和分析框架，重點分析了電影中農民形象的時代特徵，該書不僅體現出作者深厚的理論功底，還表達了作者對現實問題的關切，農民群體的主體性抗爭與意義建構也值得我們進一步地思考和關注。
（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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