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查看試驗田的袁隆平。
袁隆平。
袁隆平在稻田裡。
紅網時刻記者 王義正 長沙報道
我們一直說，中華民族是一個由農耕文明育養的民族。
現實社會，我們對於“民以食為天”的敬畏感猶在，卻無法挽留農耕文明的日漸式微，但他卻讓公眾對農耕文化的最後一絲溫情和認同得以保留。
他是中國殿堂級科學家。單位門口的大路乃至銀河系的小行星都以他的名字命名；有農民自發為他塑漢白玉雕像；儘管他本人再三強調不是熊貓，下至農民上自總理，都封他是“國寶”。
他的事蹟上了小學生語文課本：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時至今日，袁隆平已經成為了一種精神象徵。而他，始終認為自己只是中國稻田裡的一介農民。“比較勤快，偶有收穫而已。”
是科學家也是農民
常年在田間實驗，與水稻一起光合作用讓他皮膚黝黑；從一塊田到另一塊田，腳要從泥濘裡拔出數十次，體能消耗巨大，讓他身材消瘦。因為黑黑瘦瘦的像個非洲人，所以他有個綽號“剛果布”。
有人覺得，這有失“大家氣象”，但他卻說“這就是中國農民的底色”。
第一次前往美國，湖南農科院副研究員陳一吾和慈利縣良種場場長杜慎餘作為袁隆平的助手同行。陳一吾大腹便便，戴著眼鏡，頗有學者風範。機場接機的美方代表威爾其錶快步上前緊緊摟住陳一吾，又是貼臉、又是擁抱，口裡不停地表達著對袁隆平的崇拜和敬意。
袁隆平從未離開過試驗田，87歲還悄悄下田，為了繼續保持能夠試驗的身體狀況，抽了60多年的煙說戒就戒了。他的試驗田似乎沒有邊界，走了一輩子也走不到盡頭。
幾十年如一日，面朝稻田背朝天。他跟所有侍候莊稼的中國老農一樣，精心侍候著自己試驗田裡的稻禾；他也跟所有的中國農民一樣，盼望著豐收。
而他的豐收，不是為了自己一個人。
1994年，美國《世界觀察》雜誌第9-10期上，刊登了美國世界研究所所長萊斯特·布朗撰寫的一篇文章——《誰來養活中國》。
文中提到，隨著中國工業化快速推進，人口急劇增長，耕地大量流失，糧食大量依賴進口，中國的人口對中國土地的壓力將轉為對全球生態系統的壓力，所以中國的糧食危機就是全球的生態危機。因此，中國的糧食短缺對世界的危害比軍事入侵還要嚴重。
實際上，布朗向全世界提出的不僅是“誰來養活中國”的問題，還是“一個養活不了自己的中國將如何危害世界”的問題。
我國20世紀50-60年代水稻矮化育種的成功，使得稻穀產量增加20%-30%，給水稻生產帶來第一次突破性飛躍；三系雜交稻的問世又讓稻穀產量在矮化育種的基礎上再上一個臺階，單產又增加20%；兩系法雜交水稻的發明，再使我國稻穀單產提高了10%-15%。
袁隆平用實際行動，為中國回答了某些不懷好意的提問。“作為農業科技工作者，我們肩負著保障我國糧食安全的重大責任。我認為而且堅信，依靠科技進步和國人的努力，我們能養活中國！”
為了中國人不再捱餓
“你們不曉得吃不飽飯的痛苦。”3年困難時期糧食珍貴，袁隆平也親歷了那段飢餓的時光。晚上夢見吃扣肉，醒了只能吃草根樹皮。
彼時的袁隆平是安江農校的一名老師，也就是從那時起，他鐵了心要解決糧食增產的問題，讓中國人不再餓肚子。
剛開始是搞小麥，很快發現沒前途。接著又實驗紅薯，感覺也沒搞頭。幾番試錯，轉過頭來研究水稻。
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一個從天而降的蘋果砸中了牛頓，一株與眾不同的水稻擺在了袁隆平面前。
43歲這一年，袁隆平及助手育成三系雜交水稻，將水稻畝產量由300公斤提升至500公斤以上。這個中國自主產權的成果是世界範圍內的第一次。
成功並非幾個數字的變化那樣抽象，每一次產量提升的背後，無不是袁隆平和其團隊的咬牙堅持。
上世紀六十年代，袁隆平團隊在海南實驗時，住的地方甚至不能被稱之為房子，幾塊木板，屋頂上蓋著稻草，颳風時透風，下雨時漏雨。從海南到長沙，往返一次需要七天七夜。一年到頭，吃的肉都是從湖南老家帶去的臘肉，從沒吃過鮮肉。就是臘肉，也要精打細算，只有特殊的日子才有的吃。平時想吃，得大家舉手表決。
正是在這樣的環境裡，在袁隆平和他同事們經過不懈的努力，成功孕育出了高產的雜交水稻。
時至今日，雜交水稻早已改變了中國、乃至世界餐桌上的格局，數以億計的人因為這一偉大創造而受益。袁隆平也被世界公認為“雜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的兩個夢
袁隆平早已功成名就，有人勸他“隱退”，也有人認為他完全可以“躺在功勞簿”上了，但他卻始終不願離開他的試驗田。他說：“搞科研如同跳高，跳過一個高度，又有一個新的高度在等。要是不跳，早晚落在後頭。退一步說，即使跳不過，也可為後人積累經驗。”
袁隆平的兩個夢，早已廣為人知。新婚之夜的“禾下乘涼夢”通過多年的努力，基本實現。“身高”過兩米，畝產超過800公斤的“巨型稻”已經問世。但他卻重新定義了自己的“禾下乘涼夢”，“在90歲前能夠實現畝產1200公斤，向黨的一百歲生日獻禮。”
另一個，是雜交水稻覆蓋全球夢，用中國的力量養活世界。這個夢想與習近平總書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實踐不謀而合。因為這個夢想，袁隆平和他的團隊將中國的雜交水稻帶出了國門，美國、印度、菲律賓、緬甸、馬達加斯加……中國種子在異國他鄉生根發芽、授粉掛穗，解決了當地的糧食問題，也一次次將中國的國際名片越擦越亮。
不過，推廣雜交水稻，並不比研究雜交水稻輕鬆，甚至更難。
緬甸人信佛不殺生，所以水田裡常有眼鏡蛇。有一次袁隆平打開抽屜拿文件，冷不防從裡面躥出了8條小眼鏡蛇。
東南亞是推廣雜交水稻的重點區域，但那裡地處熱帶，在雨林裡必須隨時與吸血的旱地螞蟥作生死鬥爭。
為了使“熱帶先鋒”水稻種子深入菲律賓腹地，袁隆平的學生因在政府軍和反政府軍交錯地帶種植，被人數次持槍綁架，後得知是幫助當地解決吃飯問題的中國專家才放了一馬。
從美國的大農場，到緬甸、菲律賓的熱帶雨林，從印度的高原，到非洲的大草原，到處遍佈著袁隆平和他的團隊傳“稻”授業的足跡，最終也讓這些地方飄溢著源自中國的芳香。
科學家是有國界的
伴隨著國際交往的增多，國家利益和國家尊嚴，始終被袁隆平擺在首位。他時刻提醒自己，在國外自己代表的是中國。也曾告誡一位即將前往與中國是潛在競爭對手的國家工作的學生：“科學沒有國界，但科學家有國界。”
第一次美國之行的歡迎晚宴上，晚宴主持人不知是刻意刁難還是出於熱情，突發奇想讓中國專家表演一個節目。袁隆平、陳一吾、杜慎餘三人一時間竟不知所措。
杜慎餘說自己只會背毛主席語錄，陳一吾也五音不全，不知該如何是好。
袁隆平說，他游泳技術很好，可就算想表演游泳現場也沒有游泳場地。
最後是陳一吾提醒，海南實驗時，袁隆平時常拉小提琴讓大家打發時間、緩解疲勞。那是袁隆平用安江農校第一個月工資買的，從未受過專業訓練，屬於“自娛自樂”。
但已無別的選擇，袁隆平從現場借了一把小提琴，硬著頭皮上場。一首憂傷的早期美國電影插曲《Old Black Joe》從琴絃裡緩緩流淌出來。一曲結束，現場的掌聲、歡呼聲頓時如排山倒海般襲來。
在美國工作期間，美方開出的薪酬是3000美元一個月，4個月共計12000美元。那一年，是1980年，12000美元無疑是一筆鉅款。
回到長沙，向湖南省農業科學院領導彙報完工作後，袁隆平就主動向組織上繳了這筆“鉅款”。
1981年，在國際上已頗有名氣的袁隆平受邀前往位於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的國際水稻研究所工作。對方在給袁隆平定薪酬標準時，覺得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薪酬水平應該不高，按照對中國的預估，再乘以兩倍可能就會讓中國人喜笑顏開了。
850美金一個月，在當時的國內確實算是“天價”。
但已經到美國走了一遭的袁隆平了解“行情”，一流的專家肯定不是這樣，後來詢問得知，850美金是實習研究生的薪酬水平。
袁隆平感受到了輕視，不止是對個人，甚至是對國家。而且，如果自己妥協，以後再來此的中國專家必定也會“吃虧”。袁隆平當即表示，薪酬級別太低，至少要加到高級研究人員的同等水平，否則就立刻回國。
對方沒想到袁隆平的態度如此強硬，最後給他定了特別研究員的薪酬，1750美金一個月。
圓滿完成研究課題回國後，袁隆平的國外薪酬自是上繳組織，他還是領著國內的工資外加20元每天的補貼，但在同領域的國際科研圈子裡，中國專家“硬氣”的名聲不脛而走了。
袁隆平的學生方誌輝有一個頗有意思的觀點，他認為，袁隆平出現的意義不只是培育出了高產量的雜交水稻，而是拯救了華夏文明基礎之一的水稻種植文化。
他舉例說，稻和粟，同為華夏文明起源的基礎，粟曾經在北方大面積種植，而現在卻大幅減少了。“如果不是袁老師培育出了雜交水稻，高產量增加了水稻種植的吸引力，難保水稻不會面臨小米同樣的命運。”
如果沒有袁隆平，沒有雜交水稻，我們的餐桌上又會是什麼呢？
其實，這個問題無法假設。因為如果沒有袁隆平，我們可能沒有時間和興致在飢餓的狀態下探討如此縹緲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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