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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猶太人有四種意見，這句諺語是猶太人對自己的爭辯精神的概括。
對於拉比猶太教而言，這不僅是一種現實，而且是一個信念：三個猶太人必須有四種意見！這種信念甚至被用於司法裁決。《巴比倫塔木德·公會卷》17a便記載了這樣一條律法：
“如果公會（當時的猶太最高法庭）諸法官一致認定被告有罪，則被告無罪。為何？因為我們從傳統中學得：在這種情況下，裁決必須推遲，以期出現對被告有利的辯護。”
不過老虎也有打盹的時候。1967年六日戰爭之後，以色列的軍事情報局便打了這樣一個盹。六日戰爭的狂勝幾乎讓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昏了頭，軍情局內壓倒性的觀點是：阿拉伯人不敢再次開戰。這種“全體一致”的氣氛使得軍情局忽視了所有關於埃及和敘利亞即將開戰的情報，包括埃及前總統納賽爾的女婿送出的絕密情報。結果是：以色列國為此付出了血的代價——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以埃敘兩國偷襲得手而開場。以軍在戰爭初期損失之慘重，甚至使得身經百戰的獨眼名將摩西·達揚一度精神崩潰，悲觀地認為以色列國面臨毀滅的命運。
戰後，痛定思痛的以色列政府在軍情局內部設立了一個控制部。這個部門的職責就是“唱反調”，就是針對任何“一致同意”的決策或報告提出不同意見。中國的孟子講過“仁者無敵”，該部門的口號卻是“思者無敵”。他們的外號是IpchaMistabra"，這個來自《塔木德》的亞蘭文詞的意思是“正相反”，是古代拉比們爭辯時常用的開場白。這個“正相反”部是軍情局內最受寵的部門，不僅其成員大多是有極強學術訓練背景的高端人才，而且擁有讓其他部門嫉妒不已的特權——有權查閱任何機密檔案，有權越過軍情局領導，直接向最高決策層提交報告。
要理解猶太人這種奇特的“沒有反對者就活不下去”的執著，則必須討論與平行邏輯實施相關的思維和行為準則。
平等與律法：平行邏輯的基本理念
平行邏輯，是猶太思想傳統的重要特徵之一。平行邏輯的根本是包容。瞭解一點宗教史，都知道不少宗教都因為觀點分歧互不向相容，乃至大動干戈。猶太教卻在差不多兩千年裡自成一體，雖然近代也有新流派產生，但各派基本相安無事，也沒有改變猶太教的本質。
《塔木德》舉了一個例子：猶太節日住棚節，是在戶外臨時搭棚子住一個禮拜，以紀念先人出埃及後在礦野漂泊的數十年。由於棚子大多搭在居室附近，有時界限模糊，被沙瑪伊學派認為沒有履行“住棚”的責任，希列學派卻認為已經履行。兩派爭論時，希列學派說：“有一次沙瑪伊學派的長老與希列學派的長老一起看拉比約哈南·本·哈赫拉尼特，他的頭和身體在棚子裡，用的桌子卻在房間裡。”
可以看出希列學派熟知對方的論據，並在辯論中替對方舉出。提到雙方時，把沙瑪伊派放在前邊，本派放在後邊。這兩條，特別是第一條，是平行邏輯特有的謙卑觀；謙卑不只是自謙，而是像保護火種一樣保護對方的觀點，找出其精華所在。這種謙卑也是對等的，雖然保存對方的觀點，但並不因此放棄己見；雖然總結對方的精華，但並不吸收到自己的觀點中，形成所謂“完美觀點”。
我們不妨對比儒家的謙卑觀。《論語》裡有一個“孟之反不伐”的故事：齊魯交鋒，魯軍敗退，魯國大夫孟之反主動殿後，跑到城門時，佯裝抽馬幾鞭，說“不是我勇敢，而是因為馬不肯跑。”這種謙讓的目的何在？仍然是在競爭中勝出！
《論語》記載子禽問子貢：孔子在各國的官職，是自己追求來的，還是別人給的？子貢回答說：是靠“溫良恭儉讓”得來的，也可以說孔子追求，但追求的方式與別人不同。
那這兩段跟《塔木德》對比，會發現雙方的謙卑觀有相同之處。比如都包含“自謙”的成為，都相信謙卑賦予謙卑者某種超乎他人的力量。但存在兩個根本的差別。
第一，儒家傳統的謙卑是修身的一項內容，主要為了實現自身的修為，他人幾乎不扮演任何角色。猶太傳統的謙卑基於平行邏輯，給他人以平等存在的機會，不是“我比他強”。
第二，猶太傳統的謙卑是“認真真正的律法”的手段，是發展智慧的跳板。“自謙”並不是自貶，充分尊重別人的同時，不會不顧事實地貶低自己。而儒家的謙讓與對世界的“認識”沒有什麼關係，孟之反那樣歪曲事實的解說並沒有不妥。
從根本上說，雙方都試圖為爭執提供一個解決方案，儒家以“不爭”代替“爭”，不去比誰爭的水平高，而是比誰“不爭”。當不爭者勝出時，爭者就消失了。猶太教則鼓勵爭執，提高爭的水平，勝負看誰更能容忍對方觀點的存在。由此猶太教的世界始終是多元的。
或者說：儒家哲學要分出君子小人，但不能告訴你怎麼做才是君子；猶太教不在乎你是不是君子，他要做的是把生活的每一個細節，都納入律法之中，列出一個清單。
情理分離，平行邏輯落地的前提
從文章開頭提到的例子中可以發現，猶太人對問題的答案，永遠保持一個開放的態度：沒有一個絕對的答案，可以否定其他答案，永遠不要嘲笑別人的答案。
“世界不確定”和“萬物歸二”，是平行邏輯的世界觀基礎，也是猶太人對世界的認識層面。在猶太傳統智慧中，宇宙天地不依賴於人而且這是一個不和諧的世界！
《論語》講“君子和而不同”，《晏子春秋》中有一段用湯做比喻：從不同材質做出來的湯才鮮美。有趣的是，猶太教也有一個類似的概念。“pilpul”的詞義是爭辯，詞根卻是調味品，也是用不同味道的交鋒比喻猶太賢哲間的辯論。
兩者最大的不同是：儒家思想無論如何強調“不同”的重要，總是以“整鍋湯”為前提，整鍋湯便是“和諧”。君子可以不同，但都是“和”的一部分；反觀猶太教的Pilpul，講的只是不同味道間的衝突，至於這些調味品用來做什麼食物，則完全不涉及。
更深一層說，猶太教的“不和諧世界”根本上源於“神的世界”與“人的世界”的分離。與儒家傳統強調“天人合一”不同，猶太教傳統強調人神的不可逾越，神的世界的主體部分是人完全無法理解，也永遠無法達到的。
這裡有必要區別一下和平與和諧兩個概念。猶太傳統中基本沒有和諧的概念，連現代希伯來語的和諧這個詞都是從英語音譯過去的。不過這並不是說有猶太人整天惹事生非，“防止衝突”的和平概念，猶太教不僅有，還很重視。
猶太傳統對“不和諧”的追求並非挑起衝突，而是保持個性，抗拒任何泯滅個性和做法。
“缺乏思考力”是儒家致命弱點
新儒家著名學者徐復觀先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儒家文明的致命弱點一一缺乏思考力。這種缺乏思考力的情況在現代中國學者中普遍存在，而且至少從兩百年以前就已經開始了。
的確，如果我們拿我們的“求道式思維”與“求經式思維”和“求真式思維”相比的話，我們在兩百年間確實沒有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思想家，更沒有像那後兩種思維一樣出現影響人類歷史發展進程的大思想家。這其中的原因多種多樣，但整體思考力的低下不能說是一個根本原因。
這種思考力的欠缺在很大程度與儒家思維中的權威來源有關。儒家思想中的權威，也就是評判是否正誤的依據，既不來源於希臘哲學和猶太教所依賴的邏輯體系，也不來源於《托拉》式的超級經典或者希臘人所探求的客觀世界，而是來自於人的內心世界。某種做法是否正確，某種說法是否謬誤，不是依靠理性思維來加以推導，而是憑藉一種情理混合的“心安”的感覺來判斷的。所以中國人遇事講究“心安理得”，講究“問心無愧”，一切都是向自己的內心而不是向自己的頭腦去尋求答案。
種“求心”的思維方式本來也有自己的長處，比如比較照顧自己和他人的情感體驗，比較容易造成和諧的環境。不過它也有一個致命的短處，那就是這“心安”不僅僅是一種思維的標準和手段，而且是一種生活的目標，也就是追求一種思維上的滿足而靜止的狀態，不去求變求新。徐復觀先生曾提出中國傳統中存在著“思維的惰性”，其實便是由此而來。
如果拿拉比猶太教來做個比方的話，儒家聖賢們將很願意接納被拉比們驅逐的“全知聖人”拉比以利以謝，如果他的話確為“道”的真傳，大家都該由此心安而已，還有什麼必要爭吵不休？
猶太思維也可以作為“思想磨刀石”
針對這種“思考力的欠缺”，徐復觀先生提出用學習希臘哲學的方法來加以補償。他認為思想好像一把刀子，而且只屬於自己，不可能把別人的拿來。因此別人的思想只能拿來做磨刀石，訓練和提高自己的思維能力，而最好的磨刀石便是希臘哲學。
其實“思想的磨刀石”並不限於不同思維種類之間的關係，同一文化傳統內也存在一個“思想的磨刀石”的問題。類似希臘的傳統或者猶太的傳統，都為自己的人民提供了鍛鍊思維能力的工具和途徑。猶太教的“口傳托拉”便是這樣一種磨刀石，而且這種磨刀石並不限於少數學者使用，而是通過宗教教育和儀式活動普及到了全民。這樣幾千年的全民思維鍛鍊，無疑是猶太民族出色的思考能力的來源。
反觀中國文化，徐先生的觀點其實暴露出中國傳統思維中的另一個問題：我們的傳統中缺少一種類似思維的磨刀石的東西，沒有什麼是真正訓練並推動全民思考力提高的途徑。
毫無疑問，當我們猶太思維相遇時，這種思維可以像希臘哲學一樣，為我們提供另一塊思維的磨刀石。由於求道式思維與求經式思維中共同的“求道”成分，這塊磨刀石甚至可能更容易被我們接受。不過，這場相遇的意義其實完全可以超出磨刀石的界限。
歷史上，我們曾走了“向西方尋求真理”的道路有極大的關係。西方所有的，只是對真理的認識、而認識都是有侷限性的，都是有待發展的。把對真理的認識看成真理本身，希望在西方那裡找到“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萬能鑰匙，實際上不是在追求真理，而是在追求能讓我們重新“心安理得”，回到思維的靜止狀態的“標準答案”；這是我們傳統的思維惰性的延續。
我們可能搬來了幾筐魚，卻從不知道魚是如何釣出來的。這樣一種思維方式的延續使我們至多成為一個“拿來主義”的山寨大國，永遠不可能在發明創造上走到西方人前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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