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有碑無帖，隋文帝開皇年間（581—600）嘗以獲王羲之《蘭亭序》，模刻石板，始有法書墨本者出。唐太宗裦集二王墨跡，惟《樂毅論》為石本，當為刻帖之始。南唐烈祖李升升元二年（938），出秘府所藏王羲之真跡，刻為四卷，為《升元帖》，乃刻帖成部之始。
黃丕烈舊藏宋拓石刻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 （宋）薛尚功撰 宋搨本。存十二卷（七至十六、十九至二十）。六冊。作者薛尚功（生卒年不詳），字用敏，錢塘（今屬杭州）人。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可知薛尚功南宋初嘗為通直郎僉書定江軍節度判官廳事，可以推知薛尚功的主要社會活動期，當在南宋高宗紹興年間（1131—1162）。今所見其《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卷端下題，只署“錢唐薛尚功編次並釋音”，未署任何職銜，足見他並不熱心那微不足道的銜名，而是矢志倉籀蝌蚪，故深通籀篆，尤善鐘鼎銘文。
卷端
宋曾宏父《石刻鋪敘》捲上《鐘鼎彝器款識帖》表明林師說有過江州仕履，在任時命公使庫上石鐫搨本州島僉判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曾宏父與薛尚功是同時代人，只是稍晚一點。又是江西人，又有同好，故對薛《帖》記載信實。
清阮元《定香亭筆談》卷四說薛氏《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宋時為石刻本，故有法帖之名”。清沈嘉轍《南宋雜事詩》卷五於“彝鼎雲雷考鑑精”等詩句下小字注云：“《歷代鐘鼎款識》，由南宋錢塘薛尚功手摩款識之文，凡二十卷。筆墨最為精妙。其討論有出於《博古》、《考古》二圖之外者。此卷流傳不專一氏，迄未有刊本”。表明薛氏《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宋代只有石刻傳搨之本，而無習見的木刻本行世。
薛氏《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問世後，蓋以兩種形式流傳。一種是薛氏手摹真跡本仍在流傳。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卷十二《薛尚功》條可證薛氏《鐘鼎彝器款識》確有真跡本傳世。至明代不僅有抄本，而且有明萬曆十六年（1588）萬嶽山人刻本、明崇禎六年（1633）朱謀垔刻本、清嘉慶二年（1797）阮元刻本等，蓋都屬於這一系統。
另一系統，便是紹興中在江州上石的鐫搨本。這個傳本的卷數，晁《志》、《宋史藝文志》等多種書目，都著錄為二十卷，但自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起，也頗有幾種書目著錄為十卷本。清孫詒讓在《籀廎述林》卷六《薛尚功鐘鼎款識跋》中的考辨澄清了很多疑慮，可知紹興中定江所刻原石在南宋中葉以後既有殘損，故所謂十卷本者，乃是殘本，非是另一全帙。
今見嘉德之本第一冊七至八兩卷，“敬”字凡三見，皆缺末筆避諱；第二冊九至十兩卷“弘”兩見，亦缺末筆避諱；第四冊十三至十四兩卷“敬”字一見，缺末筆避諱；第五冊十五至十六兩卷“敬”兩見，“殷”字一卷，亦缺末筆避諱；第六冊十九至二十兩卷“弘”一見，缺末筆避諱。
“敬”字避諱
“弘”字避諱
“殷”字避諱
我們知道，宋代立國之後，嘗追尊翼祖簡恭皇帝名“敬”，故規定“敬”字要行迴避；又追尊宣祖武昭皇帝名“弘殷”，故遇“弘”、“殷”兩字也都要回避。宋代刻書，包括南宋刻書，迴避宋代遠祖和北宋已祧皇帝之諱的現象普遍存在，只是有時不甚嚴格而已。此《帖》出現的諱字及有避有不避者，符合南宋避諱的通例。
“敬”字避諱，“弘”字未避
卷八“齊侯鍾”釋文“齊之中世，桓公之業替焉”的“桓”字缺末筆，迴避的當是北宋末帝欽宗趙桓的名諱。欽宗沒做幾天皇帝，便遭金人破汴，北宋滅亡，同乃父徽宗一道成了金人的俘虜，遭遇悲慘，令人同情。所以南宋刻書，特別是官刻之書，其他帝諱有時可能出現馬虎，惟欽宗的御名、嫌名之諱，幾乎沒有不行迴避的。大家知道，南宋首帝趙構，乃北宋徽宗之第九子，而欽宗則是高宗趙構的異母弟，對欽宗遭遇十分惋惜，因而也十分敬重。
“桓”字避諱
建炎元年（1127）五月，康王趙構在南京即皇帝位。“辛卯，上謂宰執曰：‘少帝事上皇仁孝升聞，爰自臨御沉機淵嘿，聖不可測，乃遭厄運，蹔為北狩，朕念手足之恩，常若神會。’”（宋熊克《宋中興紀事本末》卷一上）。帝既如此，上行下效，所以南宋刻書多避“桓”字，以及與“桓”字同音之嫌名諱，以示敬重。江州公使庫石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亦迴避此字，正是彼時的風氣，亦從側面證實紹興十四年此《帖》在江州上石，是鑿實可信的。
所以諱字的出現，證明今嘉德所獲《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必定搨自宋石，否則不會存在這多宋諱之字。而據前邊孫詒讓所說，宋石在南宋既已殘損，並有“入元毀以累塔”之說，進一步證明今嘉德此《帖》非但搨自宋石，且必搨在宋石殘損之前，所以說它是宋搨，絕非信口雌黃，臆隨人願。
此《帖》更有黃丕烈硃筆手跋。《跋》稱：“宋石刻江州公庫本《鐘鼎彝器款識帖》，存七、八至十五、六卷，又十九、二十卷，共殘帙六冊。相傳為常熟歸氏物也，五柳居偶得之而售於餘。明時兩刻，近時重刊，皆未溯源石刻，餘故珍重獲之，此誠希世之寳，豈可以殘帙忽視乎！壬申除夕前六日。復翁。”此《跋》凡七十九字。加上年款、署名九字，共八十八字。如此簡短的識語，卻有豐富的內涵：
黃丕烈跋
一是正面肯定《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是宋石刻江州公使庫搨本；二是公示其時的殘存卷數一共是十二卷，六冊；三是公佈來源，相傳為常熟歸氏舊物，為吳中五柳居主人所得，並轉售於黃丕烈；四是以明時的兩個雕版印本及近時阮元所刻之本，均未溯源此宋搨石刻之本，道出其乃希世之寶的真實認定，故珍重獲之。此跋寫於嘉慶十七年（1812）除夕前六日，其時黃丕烈四十九歲。 跋前右上角鈐朱文“千頃坡”長方小印。黃氏嘗有“小千頃堂主人”印，因知此“千頃坡”亦是他的藏書印。跋後鈐白文“黃丕烈印”。黃丕烈的審定意見，不能小視。
黃丕烈硃筆跋語中贊為“希世之寶”
黃跋中有“相傳為常熟歸氏物”一語，說的是此件《法帖》在他得到之前，相傳是常熟歸氏之物。歸氏，乃常熟富戶。其始祖是唐翰林學士、兵部尚書歸宣公。歸宣公名崇敬，字正禮，諡曰“宣”。至清初，又有歸宣光字念祖者出，後其三子歸朝煦，字升旭，由廣東布政使經歷，升隕陽通判。所以孫星衍玉海堂刻本序中說“曩客中州時見薛氏《鐘鼎款識》石刻本于歸河丞相朝煦處”。因知黃氏丕烈跋中所說“相傳為常熟歸氏物”，不是空穴來風。
事物常常是此消彼長，當著黃丕烈家由盛轉衰之際，吳中汪士鍾家正方興未艾，遂使黃氏士禮居許多珍藏又流轉到汪氏藝芸書舍。宋搨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便是其中的一種。汪士鍾，字閬源，長洲（今蘇州）人。相傳嘗官戶部郎中。所建藏書樓名藝芸書舍，位於蘇州最為繁華的山塘街。嘉慶時江南著名藏書家黃丕烈、周錫瓚、顧之逵、袁廷檮所藏，皆歸之汪氏。《吳縣誌》雜記類說“黃蕘圃孝廉歿，其書為汪觀察士鍾捆載而去”。
汪士鍾藝芸書舍木匣
而當太平軍的喊殺聲逼近蘇州時，汪氏又閤家避難逃離，舍中宋槧元刊又被左鄰右舍的奸佞小人趁火打劫。至若宋搨《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轉歸何人，可從清嘉慶二年阮元所刻《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朱善旗的跋文中得其線索：
跋曰：“同郡魏塘程蘭川通守文榮，藏石刻江州公庫本薛氏《款識帖》七、八至十五、六，又十九、二十卷，共殘帙六冊。向為汪閬源觀察得之黃蕘圃孝廉丕烈家……。”跋後鈐白文“朱善旗印”。又云：“風溪程蘭川別鴐，止攜第十九、二十兩卷石刻共一冊來都。予以日本紙手自影抄一通，存予所臨碑帖類。故此冊訛字不復改，以另有摹本故也。己酉（1849）二月十九日。建卿又志。”
跋中所言之程蘭川，名文榮，字魚石，號蘭川，嘉善（今屬浙江）人。清代道光、咸豐間的書法家、金石學家，對帖學情有獨鍾，一生蒐藏多種宋元碑帖，撰有《南村帖考》。咸豐三年（1853）為江寧府北捕通判，當太平軍攻城時，他遣散家屬，奮勇迎敵，終因城陷而捐軀。朱善旗這篇跋文明確告知宋搨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從汪氏藝芸書舍散出後，為程文榮所得。此後沉埋無聞，不知所終。今又重光，乃嗜者幸事。
（宋）薛尚功 編 黃丕烈 舊藏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
宋拓石刻本
1箱6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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