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州江北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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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至6月7日，我帶領辦案組辦理了湖北省某監獄46件減刑監督提請中審查案件，並根據檢察官權力清單對40名罪犯作出同意提請減刑的決定，對6名罪犯作出建議不予減刑或降低幅度的決定，6份書面檢察意見均被監獄採納。對我來說，這不僅是我2017年12月成為員額檢察官後第一次辦案，也是我帶領的辦案組第一次運轉，我在認真準備的基礎上一邊學一邊幹，充分發揮團隊協作力量，順利完成了此次辦案任務。通過“在學習中辦案，在辦案中學習”這一實踐過程，進一步提高了思想認識，提升了規範意識。
講政治是檢察機關第一位的工作
張軍檢察長指出，“檢察工作是政治性極強的業務工作，也是業務性極強的政治工作。”千萬不要以為講政治離執檢工作很遠，也千萬不要以為服務保障大局和我們無關，在刑事執行檢察領域完全可以有所作為，特別在辦理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監督案件中，要通過加強對相關人員刑罰變更執行的監督為社會安全穩定作出貢獻。講政治體現在我們辦理的每一個案件中。服刑人員雖然身陷囹圄，但是他們還有父母子女、親戚朋友，背後聯繫著千千萬萬的家庭，如果他們在減刑假釋、在刑事執行監管活動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蝴蝶效應”向外傳導，危害的就是檢察機關公信力，危害的就是社會公平正義，危害的就是社會大局穩定，危害的就是國家政治安全。因此，我們要辦好每一件包括減刑監督案件在內的刑事執行檢察案件。在具體案件處理上，既要有法治思維、法治方式，也要有政治思維、政治智慧，通過辦案最大限度實現政治效果、社會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機統一。
將理念更新落實貫穿於辦案之中
2006年到2013年，我曾在院駐監檢察室工作8年，對減刑假釋監督並不陌生，但是自2014年我離開檢察室以來，此項工作從工作理念、工作方式到工作要求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比如減刑假釋相關法律法規修改，檢察機關刑事執行監督由辦事模式向辦案模式轉變，檢察機關統一業務應用系統上線，司法體制改革要求落實司法責任制。這些變化表明，減刑假釋監督將不再是簡單地參加一個會、看兩張表、問一下情況就可以完成的，已經進入了全新的辦案時代。“思想是行動的先導，理念是一切活動的開始。”正在大家困惑於如何大展拳腳辦案而迷茫彷徨的時候，“講政治、顧大局、謀發展、重自強”檢察工作總要求和“規範監督，加強辦案”刑事執行檢察工作總要求為我們指明瞭方向，最高檢張軍檢察長提出的治本安全觀和執檢廳王守安廳長提出的刑事執行檢察工作價值取向使我豁然開朗。減刑、假釋是激勵罪犯改造的刑罰制度，應當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要最大限度地發揮刑罰功能，實現刑罰的目的，促進罪犯積極改造。比如讓那些一貫表現不好的罪犯和有能力履行而不履行財產性判項的罪犯不能減刑，可能會暫時影響這些罪犯的改造積極性，但是從長遠來看，更多的罪犯會從這些反面案例中找準自己的行為座標，包括這些被監督不予減刑的罪犯，也會在思想和行為上進行自我糾偏。要更新理念，以辦案為中心堅持標本兼治，以輸出合格的、優質的檢察產品為目標，通過嚴格公正司法和維護罪犯合法權益來促進罪犯真誠認罪悔罪，以良好的表現爭取減刑、假釋機會，早日迴歸社會，成為“守法公民”“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者”“中國偉大復興夢的追夢人”。
以辦案為中心推進“三化建設”
“強化法律監督，辦案是硬道理。”刑事執行檢察監督由辦事模式向辦案模式轉變，但是與傳統的、典型的案件相比，執檢案件還沒有出臺成熟的辦案標準和辦案規範，以致經常有聲音質疑“執檢工作能算案件嗎”。當前減刑監督案件怎麼辦、辦成什麼樣，主要靠檢察人員口口相傳、手把手教、自己體會，沒有明確、統一的辦案程序和證據標準。每位檢察官、每個辦案組對此理解不一致，辦案方式、收集的證據也各不相同。比如對罪犯有能力履行而不積極履行財產性判項行為如何開展調查取證工作，辦案實踐中，有的調查了罪犯近親屬財產情況，但是存在檢察機關調查手段不力、調查不全面等問題；有的調查了罪犯獄內消費明細，但是面臨各個監獄對獄內高消費認定標準不一致的問題。由於沒有統一的辦案程序和證據標準，執檢辦案人員無所適從，只能跟著感覺走，這種狀況不利於落實司法責任制，不符合“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的發展方向。要堅持“以辦案為中心”，在辦案實踐中不斷探索，實幹巧幹加苦幹，共同推進刑事執行檢察監督科學發展。
（本文根據江北院檢委會專職委員周萍在《案事例》2018年02期上發表的《帶領辦案組第一次辦理減刑監督案件》一文第三部分“提高思想認識，提升規範意識”整理）
編審：張 浪 校對：馬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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