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08年6月14日發表於《中國科學報》中國農村改革中的“黃宗羲定律” 李宗奉 蔣高明 “三農”問題是制約中國社會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瓶頸問題。佔全國三分之二以上的農村人口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影響可謂舉足輕重。幾千年來，農業和農民對社會穩定的基礎地位從來沒有動搖過。中國農村，是走西方那樣的以犧牲自然資源為代價的大規模城市化道路？還是走環境友好型的中國特色的鄉村建設之路？需要決策者認真考慮。但是，無論走那條道路，如果廣大農民沒有從改革中得到實惠，其後果就導致農業和農村的頹敗，農民的不穩定，最終引起政治動盪。對於這些問題，必須引起我們高度重視。 明清思想家黃宗羲針對社會經濟改革，曾警告改革者“積累莫返之害”。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改革者如果站在自身利益的角度，來調和農民在生產、生活中日益激化的社會矛盾，只能是越改越糟。這種“為了我，你應該如何做”的帶有前提性的命題，嚴重挫傷了農民生產積極性。上世紀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以來，“黃宗羲定律”的影子，就一直相隨於中國鄉村發展進程中。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每次農村改革後，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後又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 為加快中國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央制定了“多與、少取、放活”的大政方針和“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新農村建設目標，同時採取了一系列具體措施，包括解禁管制嚴厲的城鄉戶籍制度，免除沿襲幾千年的農業稅，實行農民種糧補貼、農村醫療保險等。這些措施對新農村建設無疑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但是，上述措施僅在某種程度上暫時緩解了“三農”問題，並沒有解決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根本問題，甚至造成了農村現狀更加惡化，大量“空心村”的出現就是個明證。試分析之： 首先，城鄉戶籍制度有條件地解禁後，城鄉差距持續擴大。在巨大城鄉差別的拉動下，大批有頭腦、有能力的農村青壯年從農村進入城市。而城市管理者們則在“經營城市”理念指導下，不斷地炒作城市住房，將住房變為聚斂財富的“黑洞”。農村青年通過煉獄般的高考進入了城市，但他們成家後，要在城市擁有一套自己的住房，完全依靠工資收入來實現可謂“比登天還難”。以山東省中部城市為例，一套80平方米住房，最低價也要30萬元左右。農村大學生畢業後，月工資通常不足2000元，即使僅維持吃飽、穿暖的最低生活要求，購買一套住房最少也要花費掉他們20年以上的積蓄。因此，那些幾乎是花盡了父母畢生積蓄進入城市的農村青年，不僅不能給父母經濟上的回報，反而為了自己在城市的生存，讓仍然務農的父母節衣縮食，更加重了鄉村貧困。這是解禁了城鄉戶籍管理後城市對農村的最大傷害。 其次，種糧補貼的實惠並沒有落到農民頭上。隨著農民種糧補貼的實施，種子、化肥、農藥大幅度漲價，種糧補貼的收益遠不能抵消農資漲價的投入。目前的種糧補貼政策令農資經營者的壟斷地位更高，農民所得的實惠，又被那些經營者奪走了，甚至比“種糧直補”前付出的更多。以山東省為例，2008年4月，農戶購買每50公斤(下同)尿素平均支出106.67元，與2007年同期比較上漲21.5%；國產和進口磷酸二銨分別為232.5元和251.67元，比同期上漲68.9%和71.6%。與2006年上半年同期比較，2007年排灌費上漲30.6%；機械作業費22.8%，均為近年來最高漲幅。2007年上半年，山東省農民生產費支出人均635.7元，比2006年同期增加82.3元，增長14.9%。2007年山東省小麥終止補貼標準為，青島、東營、煙臺、威海、萊蕪5市每畝補貼15元，其他各市14元；農資綜合直補標準，青島、東營、煙臺、威海、萊蕪5市每畝49元，其他各市50元。從中可以看出，農民得到的補貼(65元)均低於農資漲價數額(82元)。農資價格持續上漲，弱化了惠農政策實施效果，增大了生產成本。國家的大量惠農資金實際上進入了農資商的口袋。 第三，農村醫療保險給農民的實惠也值得懷疑。參加農村合作醫療的農民，只能到指定的醫療機構才能夠享受醫保，而能夠報銷的數額遠低於藥品價格的虛高。調查發現，用於治療潰瘍的奧美拉唑在藥店價格通常3.5~4元/瓶，而在醫院則要達25~60元/瓶。不難看出，農村醫療保險的直接受益者也還是醫療機構，而不是處於絕對弱勢地位的農民。儘管不推行農村醫療保險，醫院的藥品價格依然是虛高的，農民看病也要支付多餘的費用。但是，將虛高的醫藥價格迴歸實際價位，比農村醫療保險所帶給農民的實惠要大得多。 (李宗奉為泰山科學技術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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