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擊敵人 艾炎作
百團大戰的研究，一直是黨史、軍史、抗日戰爭史研究領域裡的熱點和重點問題之一。
70年前發生的“百團大戰”是中共黨史和中國抗日戰爭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百團大戰的研究，一直是黨史、軍史、抗日戰爭史研究領域裡的熱點和重點問題之一，近年來的研究新進展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關於“百團大戰結束時間”的新見解
學術界對百團大戰的開始時間沒有異議，而對其結束時間則眾說不一，近年來主要有以下三種說法：
一是“1940年12月5日”。如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抗戰圖志》，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合編、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中國抗日戰爭圖鑑》等都秉此說。
二是“1941年1月24日”。見沙健孫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與抗日戰爭》，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中國抗日戰爭史》，嶽思平主編、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八路軍》等。
三是“1940年10月初”。雒春普認為，百團大戰的下限應劃在1940年10月初。其依據是：百團大戰第二階段結束時，八路軍總部和野戰政治部領導人，本計劃再組織一次大的進攻。但日本華北方面軍卻在1940年10月1日，為防止八路軍再發動“全面的、有組織的”、出其不意的進攻，命令第一軍所屬部隊進行“第二期晉中作戰”、駐蒙軍所屬部隊進行“對晉察冀邊區中共根據地更大規模的肅正作戰”。面對變化了的形勢，八路軍總部不得不放棄繼續進攻的戰略，轉而部署反“掃蕩”作戰。至此，本來意義上的百團大戰事實上已經結束，此後的作戰已經不是“進攻的運動戰”，而是又恢復到敵後游擊戰的基本形式——“掃蕩”與反“掃蕩”，“封鎖”與反“封鎖”。
四是“1940年10月上旬”。陳瑜認為，百團大戰的結束時間之所以存在眾多的說法，原因是各家論著依據的史料不同。他根據自己對所掌握資料的分析，指出百團大戰的結束時間應是1940年10月上旬。其理由是：第一，根據戰爭的規模和特點看，大規模主動出擊的“百團”作戰在1940年10月5日前；第二，百團大戰的戰報、八路軍有關領導人的談話以及當時報紙發佈的消息和文章，主要都是關於1940年10月上旬之前的戰役情況和評說，很少涉及10月上旬以後的；第三，從“百團大戰”戰役展開過程中的變化對八路軍作戰計劃的影響看，原定的第三次大規模出擊沒有能夠實施，被迫於10月上旬結束主動進攻，轉人反“掃蕩”。（劉德軍主編《抗日戰爭研究述評》，齊魯書社2005年版，第54頁）
“百團大戰參戰兵力”的新考證
長期以來，關於百團大戰的參戰兵力，說法不一，有80團左右之說，有104團之說，有105團之說，還有115團之說。
嶽思平對百團大戰的參戰兵力進行了詳細考察，得出結論：晉察冀軍區共有36個團參戰，第120師兼晉西北軍區共有27個團參戰，第129師兼太行軍區共有42個團參戰，百團大戰參戰的總兵力為105個團、約27萬人。（嶽思平主編《八路軍》，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5-236頁）
《人民日報》於2006年9月17日發表《百團大戰（上）》一文，指出：按八路軍總部原來規定，百團大戰參戰兵力不少於22個團。但戰役發起後，由於八路軍廣大指戰員和抗日根據地民眾痛恨日軍的“囚籠政策”，參加破擊戰的積極性非常高，因此各部投入了大量兵力，計晉察冀軍區39個團、第129師（含決死隊第1、第3縱隊等）46個團、第120師（含決死隊第2、第4縱隊等）20個團，共105個團20餘萬人，還有許多地方游擊隊和民兵參加作戰。
“百團大戰與國民黨的關係”的新探討
百團大戰與國民黨有何關係？這一問題引起了史學界的關注。
雒春普指出，百團大戰得到了宜昌戰場國民黨正面作戰的直接配合，而百團大戰對敵交通幹線的凌厲攻勢又減輕了正面戰場的壓力。（《關於百團大戰的幾個問題》，《晉陽學刊》1999年第3期）
王榮林認為，百團大戰期間,華北敵後的國民黨軍衛立煌部、閻錫山部、龐炳勳部等紛紛出擊,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八路軍百團大戰。儘管華北敵後國民黨軍隊的出擊與八路軍百團大戰相比,其規模、時間及戰績均不能相提並論,儘管蔣介石曾對國民黨軍隊的出擊,尤其是對第一戰區中央軍的積極出擊頗多責備之詞,並曾下令制止,但縱觀全局,其積極作用仍是不能否認的。首先,阻擊和牽制了華北南部之敵的北援,從戰略上配合了八路軍百團大戰。其次,在國共雙方剛結束華北磨擦這一特定時期,國民黨軍隊的出擊不僅顯示了中華民族同仇敵愾、共赴國難、合力禦侮的優良傳統,也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緩和了華北敵後國共雙方的矛盾。再次,在一定程度上振奮、鼓舞了八路軍將士和全國人民。
劉貴福撰文，以百團大戰、中條山戰役為例，深入地探討了抗戰中期的國共配合作戰問題。他指出，抗戰中期,以華北摩擦和皖南事變為標誌,國共矛盾激化。但在此一階段,國共雙方軍隊在戰場上仍給予對方一定的配合。中共發動百團大戰有打破日本進攻西北計劃、影響全國戰局、擊敵和友、加強國共合作的戰略意圖。在百團大戰中,國民黨晉南部隊給予八路軍以一定的配合。
“毛澤東對百團大戰態度”研究的新梳理
長期以來，人們對毛澤東在戰役發起前後的態度及其對戰役的評價問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2006年劉炳峰撰寫《毛澤東在“百團大戰”前後》一文，對這一問題重新進行了梳理，並提出了自己的觀點。（1）發動“百團大戰”是當時八路軍眾多將領的一致意見。但從時局出發，作為總攬全局的統帥和戰略家，毛澤東並不主張當時就打。（2）彭德懷等主意已定，決意要“大打一場”，戰役終於在三個月後“提前打響”。事已至此，毛澤東還是給予大力支持，並在勝利後致電祝賀。（3）在對“百團大戰”給予充分肯定的同時，為總結經驗教訓起見，對於戰役中存在的缺點、問題，毛澤東也是不甚滿意的，並提出了批評意見。
“百團大戰評價”研究的新審視
學術界在充分肯定百團大戰的歷史作用和重大意義的同時，又指出它在軍事上有許多教訓值得汲取。
徐裕齡認為，百團大戰是敵後戰場戰略反攻的開端。百團大戰的戰略作用主要表現在：（1）在軍事上給予日偽軍以沉重的打擊。不僅在華北打擊敵人，而且帶動了其他地區的抗戰軍民向敵人發動攻勢，使戰略主動權開始轉變到抗戰軍民的手中。（2）百團大戰使全國軍民增強了鬥爭勇氣，堅定了奪取抗戰勝利的信心，同時對日軍士氣也是沉重的打擊。（3）百團大戰極大地提高了中共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的威望，為中共建立和擴大抗日民主政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4）通過百團大戰，八路軍得到了鍛鍊提高，開始向正規化轉變。
嶽思平認為，百團大戰的勝利，是在中國全國抗戰處於戰略相持階段、妥協投降危機空前嚴重的形勢下取得的，具有重大的軍事和政治意義。其體現在：（1）百團大戰沉重打擊了日軍的“囚籠政策”，鞏固了華北抗日根據地；（2）百團大戰策應了正面戰場作戰，抑制了國民黨頑固派的投降逆流；（3）徹底粉碎了國民黨頑固派誣衊八路軍“遊而不擊”的謠言，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同時，他也指出：這次戰役，八路軍也做出了很大犧牲，尤其是戰役第二階段，進行了與八路軍裝備不相適應的攻堅戰，過多地消耗了抗日軍民的人力、物力，給爾後堅持華北抗戰帶來一定的不利影響。
於國紅認為，百團大戰牽制了大批日軍，減輕了正面戰場的壓力，延緩了日本南進的步伐；百團大戰的實施極大地振奮了中國人民抗戰到底的信心；百團大戰在國際國內引起極大反響，提高了中共和八路軍的聲望，揭破了八路軍“遊而不擊”的謊言，證明了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是抗戰的中流砥柱。
也有學者指出，百團大戰在軍事上也有許多教訓值得汲取，如：攻擊時間長，特別是在日軍已經高度戒備的情況下，強攻日軍堅固設防的城鎮據點，超過了自身低劣的武器裝備提供的能力限度，使自己的力量消耗過大，以至於影響到對日軍報復“掃蕩”的反擊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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