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晓四姑娘
谭嗣同在近代历史上的评价还是非常高的，以身变法有机会和梁启超等人一起跑的，但是偏偏要选择被杀头。谭嗣同都知道是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维新派的推行新政，最后变法失败了。
很多人对于谭嗣同的主张卖新疆，西藏等地都是不知道的，因为在历史上对于这件事其实没有这么提过，也没有学过。但是这件事确确实实是存在的。
不过当时来说要卖新疆的西藏等地的不止谭嗣同一个人，最大的代表就是李鸿章。沙俄扶持的阿古柏入侵新疆，当时李鸿章就是坚决反对出兵收复新疆的，因为当时新疆，西藏，蒙古等地都是苦寒之地，这些地方确实给大清带不来任何的利益，相反每年还要花大量的财力物力来管理这些地方。当然中国古代王朝自古以来的重心就是在长江黄河流域，对于新疆，西藏，蒙古这些地方，一直都是不重视的。
所以谭嗣同也是提出了和李鸿章一样的观点，
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可以看到谭嗣同的观点就是把这些地方卖了换取钱来发展自己，然后还能得到英国沙俄的保护。按照当时的大清现状来说谭嗣同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大清当时是年年割地，越割越少，与其把这些地方割去了得不到一丝补偿，还要给他们赔偿，那么还不如卖了换取主动权。发展自己保护剩下来的领土。而且当时沙俄觊觎新疆，蒙古等地，英国又觊觎西藏，当时印度就是英国的殖民地和西藏是挨着的，所以也是一直在西藏动作不断。当时列强又在东南沿海动作频频，必须要加强东南防御了。
当然这个是形式所迫，就像沙俄卖阿拉斯加州给美国一样的。
不过现在来说这样的做法完全就是不可取的，祖宗之地岂可拱手让人。普京说的一句话挺好的：俄罗斯的领土再多，一寸土地也没有多余的。中国也是一样，这些都是中国自古以来的领土，岂能卖给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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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确实说过下面这段话：
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一旦宋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出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不过，这倒不能责怪谭嗣同目光短浅或者卖国。以新疆为例，其实自从乾隆皇帝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以来，朝廷内外就一直有人持“弃守新疆”的观点。
18世纪清朝统一新疆前，其西北的疆界极限是嘉峪关，这自然是沿袭了明朝的旧制。对于明朝而言，“嘉峪关以西置不问”，彼时的新疆其实是先后被叶尔羌汗国及准噶尔汗国所控制。长期的地理隔离，使得新疆在中原文人心中变成了域外之地，形成了文化上的隔离心理。
有趣的是，在乾隆将新疆纳入版图的过程中，这种文化隔离的心态仍然广泛存在于清朝官员及文人的心中。例如，乾隆二十年（1755年）阿睦尔撒纳攻击伊犁时，深得乾隆倚重的刘统勋（死后赐谥“文正”）竟然上书皇帝，请求弃置进军西域的要地巴里坤，退守哈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大学士史贻直再次对乾隆的用兵计划唱反调，提出捐弃伊犁的主张。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大学士陈世倌上折，以“粮饷、马力、将帅”为由，反对继续用兵新疆。
等到乾隆将新疆纳入版图后，由于统治新疆的财政成本极其高昂，又有人不断提出“弃守新疆”的主张。这些做法，本质上都是文化的隔离心理——始终将新疆视作与中原相对立的异域。
晚清的海防、塞防之争，其实也都是在此背景下形成的问题。乃至二十世纪前期，上述观念仍然有影响力。例如，吴蔼宸在《新疆游记》中提到：“降至今日，（新疆）犹成为荒芜不治之边域，非土地人民有何缺憾，乃历代鄙视边疆有以致之。”
简而言之，谭嗣同的话其实代表的是晚清士人对“中国”的空间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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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评价一个人，往往喜欢走极端，或将其捧入云端，或将其踩入泥底。对于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评价也是如此。由于其慷慨激昂，为变法而死，再加上“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迈，谭嗣同被无限拔高，几乎因为慷慨赴死而立地成圣。
但是，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也不可能完美。谭嗣同为变法而死，当然值得我们敬仰，他的精神也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不过，我们必须要了解，戊戌变法本身就是一个极为不成熟的变法运动，除了出发点，变法内容几乎无切实可行措施，变法的领导人是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毫无从政经验，很多思维也极为幼稚。谭嗣同主张卖掉新疆，蒙古就是一例。
这件事最早见于谭嗣同给他的老师欧阳中鹄写的信中：
“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不但如此，在谭嗣同看来，除了中原地区以外的国土都是可以卖的：
“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谭嗣同的言论简直令人瞠目结舌，与汉奸、卖国贼无异，而且变法的领导人康有为也有类似的言论。其实在清末民初，不单单是维新派，许多人也有类似的想法。因为很多人的出发点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以“PAI满”为出发点，因此将中原地区以外的国土都实为可出卖的商品。
谭嗣同等人有出卖新疆蒙古的想法，其实在他的信中也说的很明白了。在谭嗣同看来，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属于苦寒之地，人烟稀少，环境恶劣，中央王朝在这些地区不但没有任何收获，反而花费巨额资金驻守，“毫无利于中国”，因此他认为还不如卖给列强，得到钱后用于变法。
且不论谭嗣同认为新疆、蒙古等地域广大的国土“无用”的可笑言论，单单他所幻想的将蒙古新疆等地卖给列强所获“十万万”白银的想法，就极端幼稚可笑。
在弱肉强食的19世纪末，任人鱼肉的清政府，根本没有与列强平等对话的资格。而对于列强而言，明明可以以微小的代价瓜分中国，他们绝不可能花费巨额资金去购买中国国土。
谭嗣同的这个想法，无论是立意、出发点、还是可行性，根本不成立，完全就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因此，我认为有的人给予谭嗣同所谓“政Z家”的评价，是十分离谱的，如此幼稚、荒唐的想法，完全不符合一个政Z家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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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有些观点是很奇葩的，比方说谭嗣同主张卖掉新疆和蒙古，戊戌变法那一年距离左宗棠收复新疆不过二十多年，左宗棠费了老大劲，耗费物无数才让新疆不至于沦落到外国之手，但是谭嗣同轻轻松松就想卖掉，而且卖的价格还贼便宜，每平方里只要价50两银子。
左文襄公泉下有知，能气疯了，会不会抬着棺材找这帮只会纸上夸夸其谈的书生们拼命？
谭嗣同认为新疆内蒙是苦寒之地，不如卖了变现，筹措的钱可以用于变法，这样不但变法有钱了，还省了很多卫戍边疆的军队，军费开支也省了，一举两得。
买地得的钱除了还列强的赔款，还能剩下不少用来变法，何乐而不为呢。
把新疆内蒙甩给英国俄国那俩傻帽，让他们背着这个沉重的报复，也能消耗他们的国力：
而英俄之出此款，亦自不易。
这想法真的很疯狂，不过在那个年底人看来这很正常，新疆内蒙在正统读书人眼里都是夷狄之属，不在九州之列和欺负大清国的外国人没有啥区别。
卖了就卖了，手里还能有不少剩余的钱：
计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万方里，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
为了达到自己变法的目的却兴这种疯狂念头，卖地这事儿我觉得谭嗣同的眼光有点短浅，他有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虽然谭嗣同变法的思想好像很新潮，但是在领土这件事上甚至不如他们要推翻废掉的老旧派代表慈禧。
变法之前二十年慈禧就支持了一把左宗棠，在李鸿章和左宗棠的海防还是疆防的争端中，慈禧权衡再三支持了左宗棠，这才使得大片土地没有丢失。
二十年之后，谭嗣同的新思想，用的还是地主家土财主的算计：与其欠钱，不如卖田。
反正卖的也是爱新觉罗家的田，买财主的田，只当斗地主了。
有人管这种崽卖爷田的做派叫历史局限性，其实我觉得，谭嗣同他们太想做成变法这件事情了，想着一蹴而就，为达目的有点急功近利了。
谭嗣同的思想很可能来自于康有为，有一次有人问康有为，说变法的需要钱啊，钱从哪儿来，康有为说，不难：
英吉利垂涎西藏而不能遽得，朝廷果肯弃此荒远地，可得善价供新政用，不难也。简直是一脉相承。
变法的这几个人想着一夜之间完成自己的不世功业，为了这个目标早点实现，卖点地或者牺牲一些人，他们是不太在乎的，细究很多伟光正的古人，都能看到他们藏在皮袍下的小来。
有时候想想，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了，康有为谭嗣同们取代了李鸿章荣禄等人，坐上了李鸿章一样的高位，他们会比李鸿章们做的更好吗？
理想和现实不一样，书上的世界和现实的处境有时候会南辕北辙，斗龙的勇士有时候会变成那条他讨厌的恶龙，这世界其实有时候就是这么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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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薛白袍
薛白袍
谭嗣同生在封疆大吏之家，他的父亲官至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在谭嗣同短暂的33年生命中至少两次提出售卖国土，以资变法富强的激进之策。这与历史教科书中为国赴死的谭嗣同，简直判若两人。
一次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谭嗣同在给他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写到：
“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另一次是在1895年8月，谭嗣同在与好友贝元征讨论改革事宜时，再次提出这个想法：
“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可见，在年轻人谭嗣同看来，内外蒙古、新疆、西藏，乃至满洲、青海都可以卖给英俄两国，他的理由就是以此来为变法富强争取经费和时间。
这显然是一个非常激进而疯狂的想法。出卖领土主权的想法与救国富强的愿望，本身就是南辕北辙。即便最终在不完整的领土上实现了所谓的富强，也是伪富强、假富强，是为人所不齿的富强。
实际上，谭嗣同更像是一个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他在理想上是无不敢为的巨人，这一点在他随后的《仁学》创作中显露无遗。但在行动上，他是缺乏耐心和策略的，行事中表现为一种急于求成的决战式作风，要么前进，要么死。
读历见闻
谭嗣同可以说是晚清官场第一热血之人，百日维新失败之后，在其能够逃脱的情况下而不走，并留下了一番感人至深的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而在其临刑前还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并留下一首绝命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谭嗣同的慷慨赴死、以热血警醒国人之举，被梁启超称之为“为国流血第一士”。然而，即便是如此热血、尽心为国之人，也不是其所有作为、主张都会有利於国。如果当初谭嗣同的该主张被满清采纳的话，将会是祸国万古，而其本人也会承受千古骂名，这便是谭嗣同的卖地主张。
维新变法正值甲午惨败之后，而《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但割让了台湾等领土，还须赔偿日本白银二亿三千万两，这相当於满清政府十年的财政收入。所以，当维新变法之时，改革经费尤为困难。而谭嗣同鉴於当时的财政困难，便主张将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毫无利於中国”之地，变卖掉以“供变法之用”。具体主张如下：
“若无内国债可举，而择祸莫如轻，莫如俗谚‘与其欠钱，不如卖田’。……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二国不烦兵力，骤获大土，亦必乐从。计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万方里，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
而英俄之出此款，亦自不易。吾则情愿少取值，浼二国居间胁日本废去遍地通商之约；即再加赔费，亦无不可，而仍愿少取值，请归二国保护十年。二国第毁约与保护，即少出值，尤必乐从。夫保护之说，本不可恃，而此所谓保护，止求其出一保护之空言，且须有十年之限制，吾暂假以为虎皮吓他国，使不吾扰耳...
若谭嗣同的建议被满清采纳，其后果可想而知。诚然，谭嗣同的卖地主张也并不能完全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评价，要放在当时的背景之下来看待，以当时满清的条件，那些地方的确在财政上是很大负担，而并不具备开发的条件。正如1867年，沙俄将170多万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以72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国一样，还生怕美国不要，是对美国官员行贿才求得美国最终买下。而主张买下阿拉斯加的美国国务卿威廉·亨利·西华德在国内却被骂得狗血淋头，骂其如何如何地愚蠢，以七百多万美元的价格买了一个超大冰箱。不过，谭嗣同的卖地主张若被采纳，无疑是祸国万古之举，沙俄不费一分钱从我国抢走的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要回来都不很现实，更何况还是卖给他的领土？
历史闻知社
在一个动荡的时局，社会处于猛烈的变革阶段，人们的思想和主张很容易走向极端。长期以来，谭嗣同都是以变法的英雄示人的，甚至被称作戊戌六君子中的翘楚。然而，历史人物难免会有不为人知的一面，谭嗣同也是如此。
在维新派中，除了康有为和梁启超，名气最大的便要数谭嗣同了。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等人设法逃脱，而谭嗣同却坚持留下，誓要做第一个为变法流血的人。就这样，谭嗣同等人成了慈禧太后的出气筒，被处决于菜市口。
临刑之前，谭嗣同在狱中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慷慨豪言。而这句诗也曾感动过无数人，使得谭嗣同的形象变得十分伟岸。
不过，在维新派四处奔走呼号时，谭嗣同也是一位非常激进的青年，甚至还提出过一些很不成熟的建议，其中便包括卖掉新疆、蒙古等地。
在谭嗣同看来，当时清王朝已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所以，与不少维新派人物一样，谭嗣同想的是“弃车保帅”，不仅认为已经割让的土地无需再行过问，而且还主张将新疆卖给俄国，把西藏卖给英国，利用卖地的钱来变法图强，保住清朝的核心区域。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谭嗣同的主张无疑是愚昧无知的。当然，这种论调在当时来讲也有些太过幼稚。然而，在强敌萦绕的时期，不少人都是非常悲观的，甚至还有主张放弃领土的声音。
比如，此前清朝内部便曾有过海防与塞防之争，当时阿古柏作乱时，有人主张干脆放弃，将精力放在发展海军上。幸而有左宗棠力主平定叛乱，从而没有白白坐失大片疆土。
谭嗣同不仅曾主张卖掉新疆和西藏，甚至还提出，只要能保主中原，满洲、蒙古均能出售。这样的逻辑，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这些主张，在谭嗣同写给其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体现地非常清楚：
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在他看来，卖地给俄罗斯和英国，一方面是因为清朝无力据守，另一方面则是当时财政困难。相反，谭嗣同觉得，出卖国土之后，既可以减轻戍守的困难，还能偿还赔款，并能换取殖民者的保护。也正是基于这样这样的想法，谭嗣同的言论越来越极端，甚至提出“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的观点。
其实，令谭嗣同如此构想的原因，正是晚清的日益交困的时局。只是，维新派一面宣扬着变法图强，一方面又嚷嚷出卖国土，并寄希望于列强。这无疑充分显示出了他们的软弱和稚嫩，更加表明维新派是无法挽救民族危亡的。
碣石樵子
谭嗣同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生于1865年死于1898年。 
谭嗣同在戊戌变法中提出了一个大胆且自以为正确的救国方法，他说应该把当时没什么用处的新疆、西藏分别卖给俄国和英国。俄国一直和新疆接壤的，西藏与英国的殖民地印度连接在一起，在他计划如果能把这两个省份都卖出去的话，那绝对能从他们手中拿到很大一笔钱财。（当时的清朝欠了2亿外债，想用买新疆西藏的钱还债）
还计划把东北、蒙古给卖了，他认为这些地方太遥远了还没啥用途，不如卖了换钱，用钱来支持他变法，这才是理智的想法（我想问的是，卖了土地的钱就一定会给你支持变法么，慈溪过个生日都要到国库里拿钱，当时到处都要钱，为啥一定会给你变法）
如果，假如有如果，就算但是按照谭嗣同的想法办了，变法成功了，把侵略者刚跑了，后代的我们会怎么评价么？必定会遗臭万年。
用户62068908153
不是所有变法都是正确的选择，虽然我们的历史书中对戊戌变法大有赞誉，但他们的变法实际上却是一场极其荒唐、冲动的举动，在这次变法中，谭嗣同、康有为等人都提出了非常毁三观的救国建议，不是我跟大家开玩笑，只要大家往下看，他们所提出的各种观点绝对会让大家对他们佩服不起来。
谭嗣同慷慨赴死的义举是我们无法置疑的，他一生的所作所为也让他符合了一个义士所应该拥有的形象，但是谁又知道我们所佩服的义士谭嗣同却是一个主张出卖疆土的人。
谭嗣同在变法中提出出卖疆土的建议
谭嗣同在戊戌变法中提出了一个自以为正确的救国方略，他提出应该把当时没什么用处的新疆、西藏分别卖给俄国人、英国人。
俄国是和新疆接壤的，西藏也与英国的殖民地印度连接在一起，在他的计划中，如果能把这两个省份卖出去的话，那绝对能从俄国英国手中拿到数之不尽的钱财。
当时清政府是欠了外国列强2亿多两白银的，而谭嗣同觉得如果把这两个地方卖掉，将会收获到远超2亿多两白银的巨资，到时不仅可以把欠下的巨债通通还清，还可以留一笔钱给自己变法强国。
不仅如此，在谭嗣同的想法中东北、蒙古这些边缘地带也不应该保留，应该通通的卖给外国人，好赚到更多的钱支持变法。
虽然这些地方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但是以清政府当时的国力以及工业水平是根本无法合理利用这些资源的，谭嗣同觉得既然不能合理使用，那何不通过交易手段把它们换成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呢？他觉得这才是一个理智的人应该做的行为。
谭嗣同和东林党的相似度
这就是谭嗣同对变法提出的建议，究其根本，这实际上是一种拆东墙补西墙、饮鸠止渴的方法。
这个时候就要说到我们开头所说的那句话了，并不是所有的变法都是正确的，不是每个慷慨赴死的义士都是高大上的。
我觉得谭嗣同的形象和明末东林党的义士极其相像，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那就是可以为了道义不顾个人的死亡，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有一个缺点极其相似，那就是空谈误国。
他们的身上没有任何的治国能力，但却总是想干扰国政，或许他们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如果被他们把握了权柄，那将离亡国也就不远了。
康有为在变法中改善人种的建议
说完谭嗣同，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康有为，康有为号称南海圣人，在历史书中的形象光辉万分，如果不了解他的为人处事以及他的思想，或许还真有不少人被他表面的形象给蒙骗，进而对其有所敬重。
但如果我们仔细了解一下康有为，那大家就会产生巨大的改观了。
康有为非常崇尚白人，他觉得白人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最高等的人类，是万族之首，而黄种人则排在第二，仅次于白人，排在第三的是印度的棕色人种，排在最末端的是非洲的黑人。他为了全世界都走向先进的文明，就提出了他一些自认为宝贵的意见。
他觉得所有黄种人都应该与白人通婚，通过通婚改善黄种人的基因，坚持在100年内的时间内，把国内所有的黄种人都混血成高等的白人，只有拥有了白人高贵的基因，国家才能有机会挤身进入世界列强之中，走向真正的强大。而他对印度非洲也有自己的一点小意见，他觉得应该把印度人从湿热无比的南亚大陆迁移到温暖、寒冷的地带，通过气候改变他们有些脑容量不足的智商，先通过气候把它们从棕色人种升级为黄色人种后，再通过混血把它们变为白色人种。
而非洲黑人在康有为的眼中就是真正无可救药的群体了，他觉得所有的非洲黑人都应该进行化学阉割，让他们都无法生育，从而让他们彻底的绝种，只有这样才能改善整个地球整体的智商。
康有为关于世界大同的建议
除了对肤色、人种有着自己的看法之外，康有为还觉得应该废除国家的理念，让全世界从狭隘的国家走向大同的联邦，他提出我国应该首先和日本结成一个小联邦，通过日本先进的工业文明改善我国的工业水准。
这是第一步的做法，他打算由小变大，先开始两个国家的合邦，然后再展开整个洲的合邦，而最终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整个地球所有国家都变成一个大联邦，只有这样才能合理的利用人口、矿产的资源，让整个地球得到极其合理的发展。
除了关于人种、国家制度的提议之外，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还有着很多惊人的言论，只不过在这里就暂且不说那么多了。
我们接下来简单说一下康有为和谭嗣同之间的差距吧，我觉得谭嗣同的提议虽然不值得认同，但他的人格魅力却绝对要远远胜于康有为。
逃跑后的康有为成为了大富豪
在戊戌六君子事发被抓前，康有为为了能成功变法，于是就动了刺杀慈禧太后的心思，不过康有为很小心，他怕失败之后自己会遭受惩罚，于是他就鼓动谭嗣同去劝说袁世凯参与到刺杀慈禧的行动。
在袁世凯向慈禧太后告密后，闻风而动的康有为当即带着梁启超跑路了，而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则为了自己心中的大义，留了下来。
从这方面来看，谭嗣同还是有着他优点的，但康有为就不同了，他不仅空谈，而且还没有骨气，不过生死是人最重视的东西，我们也不能因此谴责康有为，但是后来康有为的一些事情却着实让人不能给他一个好的评价。
康有为后来逃到了外国，他假借光绪皇帝的名义从许多华侨的手中骗取了丰富的钱财，最后他成为了一个身家千万的大富豪。
被康有为所害的光绪皇帝
康有为当时还成立了一个保皇会，虽然名义上是光辉的，但是这个组织实际上的作用却是他控制华侨商人的工具，因为保皇会庞大势力的影响，很多原本支持康有为的华侨爱国商人们纷纷受到了康有为的压榨，被他巧取豪夺了很多金钱家资。
而原本慈禧太后是没有那么痛恨光绪皇帝的，在慈禧太后的想法中，她觉得光绪皇帝只是被康有为等人蒙骗了，实际上本质是不坏的，想要刺杀自己的行动也与他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二人安然无恙的共处了下来。
但是康有为却假借光绪皇帝的名义在国外声讨起了慈禧太后，他声称自己是带着光绪皇帝衣冠诏的，他声讨慈禧太后所说的口号就是杀死慈禧太后，保卫光绪皇帝之类的话。
在康有为的口号传回国内被慈禧太后听到后，她就以为光绪皇帝真的要杀自己，于是就开始对光绪皇帝产生了厌恶，并最终在自己死前毒杀了光绪皇帝。
从这方面来看，康有为绝对算得上是十分可恶的人物，是没有丝毫余地的那种。
所以说谭嗣同之所以要卖掉当时的几个省份，原因就是因为他想通过卖掉这些地方获得为清政府还债的金钱，如果能卖掉这几个地方，到时所获得的金钱将会是很难想象的，在谭嗣同的打算中，这些钱不仅能为清政府轻松的还债，还能为自己接下来的变法行动作出金钱保障，可谓是一举两得。
孤客生
“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
这是谭嗣同在1894年末给老师欧阳中鹄信中的原话，彼时康梁一党在清末一度位居中国政治中心，然而实际操作不熟，纸上谈兵无人能及，他们“卖完”新疆西藏之后，还要“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由此可见，书生虽有一腔热血，他们精神可嘉，爱国热情值得赞许，但是真正的改革不一定切合实际！
那个时候，人们多愚昧，眼界狭窄，而一些所谓的饱学之士，也不乏目光短浅，纸上谈兵之辈！那是一个混沌的年代。康梁与谭嗣同等人，主张卖土保国，以新疆西藏，来换取俄罗斯和英国的金钱，用来偿还不平等条约的欠款，而且剩余的钱还可以用来改革国内，发现生产，甚至李鸿章等人也主张放弃西北，重点保卫东南沿海！
和这些人不同的是，左宗棠支持保卫西北，他认为国家主权，寸土不让！西北安稳，才能京师安稳，保卫西北是必须的！于是年迈的左宗棠抬着棺材进军天山南北，一举平定阿古柏叛乱，而且还能够从沙俄那里虎口拔牙，左公千古，令人敬佩！
不过，把视角转回当今，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那个时候有那么多荒诞的想法也无可厚非。比如，谭嗣同只是书生，他并不是从基层官员做起，所以只有不完善的理论，再加上国家危难，民生凋敝，一腔热血的冲击之下只能纸上谈兵，虽一心救国，奈何理想被视野所局限！
那个时候不仅是谭嗣同有这个想法，很多维新人士甚至朝廷元老都有这个打算。而且，提出类似荒唐想法的不止谭嗣同，像孙中山，康有为，等等政坛翘楚都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民族国家观念不成熟，领土意识认不清，封建王朝思维抹不掉，这一切才是造成荒诞的源泉！
不仅是清末，我们任何时候都应该警惕，应该集思广益，爱国值得赞扬，到爱国不是儿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