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慶邦，1951年12月生於河南沈丘農村。當過農民、礦工和記者。著有長篇小說《斷層》《遠方詩意》《平原上的歌謠》《紅煤》《遍地月光》《黑白男女》等九部，中短篇小說集、散文集《走窯漢》《梅妞放羊》《遍地白花》《響器》等五十餘種，並出版有六部外文作品集。
短篇小說《鞋》獲1997至2000年度第二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神木》《啞炮》先後獲第二屆、第四屆老舍文學獎。《到城裡去》《紅煤》分別獲第四屆和第五屆北京市政府獎。長篇小說《遍地月光》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提名。獲《北京文學》獎九度，《小說選刊》獎三度，《人民文學》獎三度，《十月》文學獎五度，《小說月報》百花獎六度等。根據其小說《神木》改編的電影《盲井》獲第53屆柏林電影節銀熊獎。曾獲北京市首屆德藝雙馨獎和首屆傑出林斤瀾短篇小說獎。
劉慶邦現為中國煤礦作家協會主席，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一級作家，北京市政協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
本文原題《在哪裡寫作》。
圖片由作者提供。
序
幸運的是，我比較早地理解了自己，意識到自己喜歡寫作。每個人都只有一生，在短短的一生裡，不可能做很多事情，傾其一生，能把一件事情做好就算不錯，就算沒有虛度光陰。文章千古事，寫作正是一件需要持之以恆的事，只有捨得投入自己的生命，才有可能在寫作這條道上走到底，並寫得稍稍像點兒樣子。
老一代作家，如魯迅、蕭紅、沈從文、老舍他們，所處的時代不是戰亂，就是動亂，不是顛沛流離，就是橫遭批鬥，很難長時間持續寫作。而我們這一代作家趕上了國泰民安的好時候，不必為安定和生計發愁，寫作時間可以長一些，再長一些。其實在安逸的條件下，我們面臨的是新的考驗，既考驗我們寫作的慾望和興趣，也考驗我們的寫作資源和意志力。君不見，有不少作家寫著寫著就退場了，不知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還好，自從我意識到自己喜歡寫作，就把筆桿子牢牢抓在自己手裡，再也沒有放棄。幾十年來，不管是在煤油燈下，還是在床鋪上；不管是在廚房，還是在公園裡；不管是在酒店，還是在國外，我的寫作從未中斷。期間也遇到了一些困難和干擾，我都及時克服了困難，排除了干擾，咬定青山，硬是把寫作堅持了下來。我並不認為自己的寫作天分有多高，對自己的才華並不是很自信，但我就是喜歡寫作，且對自己的意志力充滿自信，相信自己能夠戰勝自己。
在煤油燈下寫作
我在老家時，我們那裡沒有通電，晚間照明都是用煤油燈。煤油燈通常是用廢棄的墨水瓶子做成的省油的燈，燈頭縮得很小，跟一粒搖搖欲墜的黃豆差不多。我那時晚上寫東西，都是藉助煤油燈的光亮，趴在我們家一張老式的三屜桌上寫。燈頭小光線弱不怕，年輕時眼睛好使，有一粒光亮就夠了，不會把黑字寫到白紙外頭。
我1964年考上初中，應該1967年畢業。我心裡暗暗追求的目標是，上了初中上高中，上了高中上大學。但半路殺出個短路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來，我的學業就中斷了，上高中上大學的夢隨即破滅。無學可上，只有回家當農民，種地。說起來，我們也屬於“老三屆”的知青，城裡下鄉的叫下鄉知青，從學校就地打回老家去的，叫回鄉知青。可我一直羞於承認自己是個知青，好像一承認就是把身份往城市知青身上貼。人家城裡人見多識廣，算是知識青年。我們土生土長，八字剛學了一撇，算什麼知識青年呢！不過出於自尊，我也有不服氣的地方。我們村就有幾個開封下來的知青，通過和他們交談，知道他們還沒有我讀過的小說多，他們不但一點兒都不敢看不起我，還非常歡迎我到他們安在生產隊飼養室裡的知青點去玩。
回頭想想，我和別的回鄉知青是有點兒不大一樣。他們一踏進田地，一拿起鋤杆，就與書本和筆稈告別了。而我似乎還有些不大甘心，還在到處找書看，還時不時地湧出一股子寫東西的衝動。我曾在夜晚的煤油燈下，為全家人讀過長篇小說《迎春花》，小說中的故事把母親和兩個姐姐感動得滿眼淚水。那麼，我寫點什麼呢？寫小說我是不敢想的，在我的心目中，小說近乎神品，能寫小說的近乎神人，不是誰想寫就能寫的。要寫，就寫篇廣播稿試試吧。我家安有一隻有線舌簧小喇叭，每天三次在吃飯時間，小喇叭嗞嗞啦啦一響，就開始廣播。除了廣播中央和省裡的新聞，縣裡的廣播站還有自辦的節目，節目內容主要是播送大批判稿。我端著飯碗聽過一次又一次，大批判廣播稿都是別的公社的人寫的，我所在的劉莊店公社從沒有人寫過，廣播裡從未聽到過我們公社寫稿者的名字。怎麼，我們公社的地面也不小，人口也不少，難道就沒有一個人寫稿子嗎！我有些來勁，別人不寫，我來寫。
文具都是從學校帶回的，一支蘸水筆，半瓶墨水，作業本上還有剩餘的格子紙，我像寫作業一樣開始寫廣播稿。此前，我在煤油燈下給女同學寫過求愛信，還以舊體詩的形式讚美過我們家門前的石榴樹。不管我寫什麼，母親都很支持，都認為我乾的是正事。我們家只有一盞煤油燈，每天晚上母親都會在燈下紡線。我說要寫東西，母親寧可不紡線了，也要把煤油燈讓給我用。我那時看不到報紙，寫稿子沒什麼參考，只能憑著記憶，按從小喇叭裡聽來的廣播稿的套路寫。我寫的第一篇批判稿是批判“階級鬥爭熄滅論”，舉本村的例子說明，階級鬥爭還存在著。我不惜鸚鵡學舌，小喇叭裡說，階級敵人都是屋簷下的洋蔥，根焦葉爛心不死。我此前從沒見過洋蔥，不知道洋蔥是什麼樣子。可人家那麼寫，我也那麼寫。稿子寫完，我把稿子裝進一個紙糊的信封，並把信封剪了一個角，悄悄投進公社郵電所的信箱裡去了。虧得那時投稿子不用貼郵票，要是讓我投一次稿子花八分錢買郵票，我肯定買不起。因買不起郵票，可能連稿子也不寫了。稿子寄走後，對於廣播站能不能收到，能不能播出，我一點兒信心都沒有。我心裡想的是，能播最好，不能播拉倒，反正寄稿子的事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有能力把失敗嚼啐嚥到肚子裡去。讓我深感幸運的是，我寫的第一篇廣播稿就被縣人民廣播站採用了。女廣播員在鏗鏘有力地播送稿子時，連劉慶邦前面所冠的貧農社員都播了出來。貧農社員的字樣是我自己寫上去的，那可是我當年的政治標籤，如果沒有這個重要標籤，稿子能不能通過都很難說。一稿即播全縣知，我未免有些得意。如果這篇廣播稿也算一篇作品的話，它可是我的第一篇公開發表的作品哪！我因此受到鼓勵，便接二連三地寫下去。我接著又批判了“唯生產力論”、“剝削有功論”、“讀書做官論”等。我彈無虛發，寫一篇廣播一篇。那時寫稿沒有稿費，但縣廣播站會使用印有沈丘縣人民廣播站大紅字樣的公務信封，給我寄一封信，通知我所寫的哪篇稿子已在什麼時間播出。我把每封信，連同信封，都保存下來，作為我的寫作取得成績的證據。
煤油燈點燃時，會冒出黑膩膩的油煙子，長時間在煤油燈下寫作，油煙子吸進鼻子裡，我的鼻孔會發黑。用小拇指往鼻孔裡一掏，連手指都染黑了。還有，點燃的煤油燈會持續釋放出一種毒氣，毒氣作用於我的眼睛，眼睛會發紅，眼瞼會長小瘡。不過，只要煤油燈能給我一點光明，那些小小不言的副作用就不算什麼了。
在床鋪上寫作
1970年夏天，我到河南新密煤礦參加工作，當上了工人。一開始，我並沒有下井採煤，而是被分配到水泥支架廠的石坑裡採石頭。廠裡用破碎機把石頭粉碎，摻上水泥，製成水泥支架，運到井下代替木頭支架支護巷道。
當上工人後，我對寫作的喜好還保持著。在職工宿舍裡，我不必在煤油燈下寫作了，可以在明亮的電燈光照耀下寫作。新的問題是，宿舍裡沒有桌子，也沒有椅子，面積不大的一間宿舍支有四張床，住了四個工友，我只能借用其中一個工友的一隻小馬紮，坐在低矮的馬紮上，趴在自己的床鋪上寫東西。我們睡的床鋪，都是用兩條凳子支起的一張床板，因我鋪的褥子比較薄，不用把褥子掀起來，直接在床鋪上寫就可以。我以給礦務局廣播站寫稿子的名義，向廠裡要了稿紙，自己買了鋼筆和墨水，就以床鋪當寫字檯寫起來。八小時上班之餘，就是在單身職工宿舍的床鋪上，我先後寫了廣播稿、豫劇劇本、戀愛信、戀愛抒情詩，和第一篇被稱為小說處女作的短篇小說。
怎麼想起寫小說呢？還得從我在廠裡受到的打擊和挫折說起。礦務局組織文藝匯演，要求局屬各單位都要成立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廠裡有人知道我曾在中學、大隊、公社的宣傳隊都當過宣傳隊員，就把組織支架廠宣傳隊的任務交給了我。我以自己的自負、經驗和組織能力，從各車間挑選文藝人才，很快把宣傳隊成立起來，並緊鑼密鼓投入節目排練。我自認為任務完成得還可以，無可挑剔。只是在匯演結束、宣傳隊解散之後，我和宣傳隊其中一名女隊員交上了朋友，並談起了戀愛。我們都處在談戀愛的年齡，談戀愛應該是正常現象，無可厚非。但不知為什麼，車間的指導員和連長（那時的車間也叫民兵連）千方百計阻撓我們的戀愛。可怕的是，他們把我趴在床鋪上寫給女朋友的戀愛信和抒情詩都收走了，審查之後，他們認為我被資產階級的香風吹暈了，所寫的東西里充滿小資產階級情調。於是，他們動員全車間的工人批判我們，並分別辦我們的學習班，讓我們寫檢查，交代問題。廠裡還專門派人到我的老家搞外調，調查我父親的歷史問題。我之所以說可怕，是後怕。虧得我在信裡無涉時政，沒有任何可授人以柄的不滿言論，倘稍有不慎，被人找出可以上綱上線的階級鬥爭新動向，其惡果不堪設想。因為沒抓到什麼把柄，批判我們畢竟是瞎胡鬧，鬧了一陣就過去了。如果沒有批判，我們的戀愛也許顯得平淡無奇，正是因為有了多場批判，才使我們的愛情經受了考驗，提升了價值，並促進了我們的愛情，使我們對來之不易的愛情倍加珍惜。
既然找到了女朋友，既然因為愛寫東西惹出了麻煩，差點兒被開除了團籍，是不是從此之後就放棄寫作呢？是不是好好採石頭，當一個好工人就算了呢？不，不，我還要寫。我對寫作的熱愛就表現在這裡，我執拗和倔強的性格也在寫作問題上表現出來。我不甘心只當一個體力勞動者，還要當一個腦力勞動者；我不滿足於只過外在的物質生活，還要過內在的精神生活。還有，家庭條件比我好的女朋友之所以願意和我談戀愛，主要看中的就是我的寫作才能，我不能因為戀愛關係剛一確定就讓她失望。
戀愛信不必再寫了，我寫什麼呢？想來想去，我鼓足勇氣，寫小說。小說我是讀過不少，中國的，外國的，古典的，現代的，都讀過，但我還從沒寫過小說，不知從哪裡下手。我箱子裡雖藏有從老家帶來的《紅樓夢》《茅盾文集》《無頭騎士》《血字的研究》等書，那些書當時都是禁書，一點兒都不能參照，只能蒙著寫。有一點我是知道的，寫小說可以想象，可以編，能把一個故事編圓就可以了。我的第一篇小說是1972年秋天寫的。小說寫完了，它的讀者只有兩個，一個是我的女朋友，另一個就是我自己。因為當時沒地方發表，我也沒想著發表，只把小說拿給女朋友看了看，受到女朋友的誇獎就完了，就算達到了目的。後來有人問我最初的寫作動機是什麼，我的回答是為了愛，為了贏得愛情。
轉眼到了1977年，全國各地的文學刊物紛紛辦了起來。此前我已經從支架廠調到礦務局宣傳部，從事對外新聞報道工作。看了別人的小說，我想起來我還寫過一篇小說呢！從箱底把小說翻出來看了看，覺得還說得過去，好像並不比刊物上發表的小說差。於是，我改巴改巴，抄巴抄巴，就近寄給了《鄭州文藝》。當時我最想當的是記者，沒敢想當作家，小說寄走後，沒怎麼掛在心上。若小說寄出後無聲無息，會對我能否繼續寫小說產生消極影響。不料編輯部通過外調函對我進行了一番政審後，我的在箱底沉睡了六年的小說竟然發表了。不但發表了，還發表在《鄭州文藝》1978年第2 期的頭題位置，小說的題目叫《棉紗白生生》。
在廚房裡寫作
1978年剛過罷春節，我被借調到北京煤炭工業部一家名叫《他們特別能戰鬥》的雜誌編輯部當編輯。一年之後，我和妻子、女兒舉家正式調入北京。其實，對於調入北京，當初我的態度並不是很積極，當編輯部負責人徵求我的意見時，我所表達的明確意見是拒絕的。負責人不解，問為什麼？我說我想從事文學創作，想在煤礦基層多幹些時間，多積累一些生活。負責人認為我做編輯還可以，沒有發現我在文學創作方面的才能。對於這樣的判斷，我無可辯駁。因為我拿不出像樣的作品證明自己的文學才能，同時，對於能不能走文學這條路，我只有願望，並沒有多少底氣。我想我還年輕，才二十多歲，有年齡優勢，願意從頭學習，所以還是堅持要回到基層去。可作為一個下級工作人員，我的堅持最終還是服從了上級的堅持。
到了北京，實現了當編輯和記者的願望，好好幹就是了。是的，我沒有辜負領導的信任和期望，確實幹得不錯。編輯部裡的老同志比較多，只有我一個年輕編輯，我願意多多幹活兒，有時一期雜誌所發的稿子都是我一個人編的。我還主動往基層煤礦跑，寫一些有分量或批評性的稿子，以增加刊物的影響力。那時我們刊物每期的發行量超過了十萬冊，在全國煤礦的確很有影響。
不必隱瞞，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前提下，我利用業餘時間，一直在悄悄地寫小說。1980年，我在《奔流》發表了以三年困難時期的生活為題材的短篇小說《看看誰家有福》。1981年，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說《在深處》，登上了《莾原》第三期的頭條位置。前者引起了爭議，被翻譯到了美國，《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還介紹了這篇小說。後者獲得了河南省首屆優秀文學作品獎。因《看看誰家有福》這篇小說，單位領導專門找我談話，嚴肅指出，小說的內容不太健康。我第一次聽說用健康和不健康評價小說，覺得挺新鮮的。我並不認為自己的小說有什麼不健康。改革開放的大幕已經拉開，我對領導的批評沒有太在意，該寫還是寫，該怎麼寫還怎麼寫。
到了1983年底，我們的雜誌先是改成了《煤礦工人》，接著由雜誌變成了報紙，叫《中國煤炭報》。報紙一創辦，我就要求到副刊部當編輯。這時，報社開始評職稱。因我沒讀過大學，沒有大學文憑，報社準備給我評一個最初級的助理編輯職稱，還要對我進行考試。這讓我很是不悅，難過得哭了一場。在編輯工作中，我獨擋一面，幹活兒最多。要評職稱了，我卻沒有評編輯的資格。那段時間，大家一窩蜂地去奔文憑。要說我也有拿文憑的機會，比如煤炭記者協會先後在復旦大學和武漢大學辦了兩次新聞班，去學個一年兩年，就可以拿到一個新聞專業的畢業文憑。可是，我的兩個孩子還小，我實在不忍心把兩個孩子都留給妻子照顧，自己一個人跑到外地去學習。一個負責任的顧家的男人，應該使自己的家庭得到幸福，而不是相反。我寧可不要文憑，不評職稱，也要和妻子一起共同守護我們的一雙兒女。同時我認準了一個方向，堅定了一個信念，那就是我要著書，通過著書拿到一種屬於我自己的別樣的“文憑”。我已經寫過幾篇短篇小說和幾篇中篇小說，但還沒出過一本書。我要向長篇小說進軍，通過寫長篇出一本屬於自己的書。我明白寫一部長篇小說的難度，它起碼要寫夠一定字數，達到一定長度，才算是一部長篇小說。它要求我必須付出足夠的時間、精力和耐心，並做好吃苦和失敗的準備。這些我都不怕，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只管幹起來吧。
雖說從礦區調到了首都北京，我的寫作條件並沒有得到多少改善。剛調到北京時，我們一家三口兒住在六樓一間九平方米的小屋，還是與另外一家四口合住，我們住小屋，人家住大屋，共用一個衛生間和一個廚房。過了一兩年，生了兒子後，我們雖然從六樓搬到了二樓，小房間也換成了大房間，但還是兩家合住。只是住小房間的是剛結婚的小兩口，人家下班後只是在房間裡住宿，不在廚房做飯，廚房歸我們家獨用。這樣一來我就打起了廚房的主意，決定在廚房裡開始我的長篇小說創作。
寫小說又不是炒菜，無須使用油鹽醬醋味精等調料，為何要在廚房裡寫作呢？因為不做飯的時候，廚房是一個相對安靜的空間。想想看，我的兩個孩子還小，母親又從老家來北京幫我們看孩子，屋子裡放了兩張床，顯得擁擠而又凌亂，哪裡有容我靜心寫作的地方呢！到了晚上十點以後，等家裡人都睡了，我倒是可以寫作。可是，白天上了一天班，我也是隻想睡覺，哪裡還有精力寫作。再說，我要是開燈寫作，也會影響母親、妻子和孩子睡覺。我別無選擇，只能一大早爬起來，躲進廚房裡寫作。
我家的廚房是一個窄條，恐怕連兩個平方米都不到，空間相當狹小。廚房裡放不下桌子，我也不能趴在灶臺上寫，因為灶臺的面積也很小，除了兩個煤氣灶的灶眼，連一本稿紙都放不下。我的辦法是，在廚房裡放一隻方凳，再放一隻矮凳，我坐在矮凳上，把稿紙放在方凳上面寫。我用一隻塑料殼子的電子錶定了時間，每天凌晨四點，電子錶裡模擬公雞的叫聲一響，我便立即起床，到廚房裡拉亮電燈，關上廚房的門，開始寫作。進入寫作狀態，就是進入自己的內心世界，也是進入回憶、想象和創造的狀態。一旦進入狀態，廚房裡的醬油味、醋味和洗菜池裡返上來的下水道的氣味就聞不見了。在灶臺上探探索索爬出來的蟑螂，也可以被忽視。我給自己規定的寫作任務是，每天寫滿十頁稿紙，也就是三千字，可以超額，不許拖欠。從四點寫到六點半，寫作任務完成後，我跑步到建國門外大街的街邊為兒子取牛奶。等我取回預定的瓶裝牛奶，家人就該起床了，大街上也開始喧鬧起來。也就是說，當別人新的一天剛剛開始，本人已經有三千字的小說在手，心裡覺得格外充實，幹起本職工作也來格外愉快。
在地下室和公園裡寫作
在我寫第一部長篇小說時，還沒有雙休日，一週只休息一天，只有星期天休息。星期天對我來說是寶貴時間，我必須把它花在寫小說上。除了凌晨在廚房裡寫一陣子，還有整整一個白天，去哪裡寫呢？去辦公室行嗎？不行。我家住在建國門外的靈通觀，而我上班的地方在安定門外的和平里，住的地方離辦公室太遠了。上班的時候，我和妻子每天都是早上坐班車去，下班時坐班車回。星期天沒有班車，我如果搭乘公共汽車去辦公室，要轉兩三次車才能到達，需要自己花錢買票不說，差不多有一半時間都浪費在路上了，實在划不來。
只要想寫，總歸能找到地方。我們住的樓樓層下面有地下室，我到地下室看了看，下面空空洞洞，空間不小，什麼用場都沒派。別看樓上住那麼多人，樓下的地下室卻是無人之境。我在地下室裡走了一圈，稍稍些緊張。地下室裡靜得很，我似乎聽到了自己的呼吸。這麼安靜的地方，不是正好可以用來寫東西嘛！我對妻子說，我要到地下室裡寫東西。妻子說：你不害怕嗎？我說：那有什麼可怕的！我拿上一個小凳子，背上我的黃軍挎，就到地下室裡去了。我把一本雜誌墊在雙膝併攏的膝蓋上，把稿紙放在雜誌上，等於在膝蓋上寫作。在地下室裡寫了兩個星期天，給我的感覺不是很好。地下室的地板上積有厚厚的像是水泥一樣的塵土，用腳一踩就是一個白印。可能有人在地下室撒過尿，裡面瀰漫著揮之不去的尿臊味。加之地下室是封閉的，空氣不流通，讓人感覺壓抑。寫作本身也是一種呼吸，呼吸不到好空氣，似乎自己筆下也變得滯澀起來。不行，地下室裡不能久待，還是換地方好。
我家離日壇公園不遠，大約一公里的樣子。我多次帶孩子到公園裡玩過，還在公園裡看過露天電影。公園不收門票，進出都很方便。又到了星期天，我就揹著書包到日壇公園裡去了。那時的日壇公園內沒什麼建築，也沒怎麼整理，除了一些樹林子，就是大片大片長滿荒草的空地。我對那時的日壇公園印象挺好的，覺得人為的因素不多，更接近自然的狀態。我踏著荒草，走進一片柿樹林子裡去了。季節到了秋天，草叢裡開著星星點點的野菊花，一些植物高高舉起了球狀的果實。柿子黃了，柿葉紅了，有的成熟的柿子落在樹下的草叢裡，呈現的是油畫般的色彩。熟金一樣的陽光普照著，林子裡瀰漫著暖暖的成熟的氣息。我選擇了一棵稍粗的柿樹，背靠樹幹在草地上坐下開始了我的公園寫作。公園裡沒有多少遊人，環境還算安靜。有偷吃柿子的喜鵲，剛在樹上落下，發現樹下有人，趕緊飛走了。有人大概以為我在寫生，畫畫，繞到我背後，想看看我畫的是什麼。當發現我不是寫生，是在寫字，就離開了。
就這樣，我早上在廚房裡寫，星期天到公園裡寫，用了不到半年的業餘時間，第一部長篇小說《斷層》就完成了。這部23萬字的書稿，由鄭萬隆推薦給剛成立不久的中國文聯出版公司的文學編輯室主任顧志成，由秦萬里做責任編輯，書在1986年8月出版。書只印了9000冊，每本書的定價還不到兩元錢，我卻得到了六千多塊錢的稿費。這筆稿費對我們家來說可是一筆大錢，一下子改善了家裡的經濟狀況，使我們可以買電視機和冰箱。說到稿費，我順便多說兩句。發第一篇短篇小說時，我得到的稿費是30元。妻子說，這個錢不能花，要保存下來做個紀念。發第一篇中篇小說時，我得到的稿費是370元。當年我們的兒子出生，我們夫妻因超生被罰款，生活相當拮据。收到這篇稿費，岳母說是我兒子有福，兒子出生了，錢就來了。還有，這本書獲得了首屆全國煤礦長篇小說“烏金獎”。也是因為這部書的出版，我被列入青年作家行列，參加了1986年底在北京京豐賓館召開的全國青年文學創作會議。
在辦公室裡寫作
我家的住房條件逐步得到改善。1985年冬天，我們家從靈通觀搬到靜安裡，住房也由一居室變成了兩居室。還有一個有利條件是，新家離辦公室近了，騎上自行車，用不了二十分鐘，就可以從家裡來到辦公室。
這樣，我早上起來就不必窩蜷在廚房裡寫作了。長時間在廚房裡寫作，身體重心下移，我覺得自己的肚子有些下墜，好像要出毛病似的。搬到新家以後，妻子給我買了兩個書櫃，把小居室佈置成一間書房，讓我在書房裡寫作。到了星期天和節假日，為了尋找比較安靜的寫作環境，我也不用再去公園，騎上自行車，到辦公室裡寫作就是了。
在煤炭報工作將近二十年，每年的勞動節、國慶節和春節，在一分錢加班費都沒有的情況下，在別人都不願意值班的情況下，我都主動要求值班。值班一般來說沒什麼事，我利用值班時間主要是寫小說。煤炭工業部是一座工字型大樓，煤炭報編輯部在大樓的後樓。在工作日，大樓裡工作人員進進出出，有近千人上班。而一到節假日，整座大樓變得空空蕩蕩，寂靜無聲。有一年國慶節，我正在辦公室裡寫小說，窗外下起了雨，秋雨打在窗外發黃的楊樹葉子上嘩嘩作響。拋書人對一樹秋，一時間我對自己的行為有些質疑：過節不休息，還在費神巴力地寫小說，這是何苦呢！質疑之後，我對自己的解釋是：沒辦法，也許這就是自己的命吧！還有一年春節的大年初一，我一個人在辦公室裡寫小說時，聽著大街上不時傳來的鞭炮聲，甚至生出一種為文學事業獻身的悲壯的情感。
儘管我只是業餘時間在辦公室裡寫小說，有人還是對我寫小說有意見，認為新聞才是我的正業，寫小說是不務正業。有時我在辦公室裡愣一會兒神，有人就以開玩笑的口氣問我，是不是又在構思小說呢！不管別人對我寫小說有什麼樣的看法，我對文學創作的信念沒有改變。有一年報社改革，所有編輯部主任要通過發表演說進行競聘，才有可能繼續上崗當主任。我在競聘副刊部主任時明確表態：文學創作是我的立身之本，不管在什麼情況下，我不會放棄文學創作。這個部主任我可以不當，要是讓我從此不寫小說，我做不到。聽到我這樣的表態，有的想當主任的人就散佈輿論，說劉慶邦既然熱衷於寫小說，主任就讓別人當唄！我已經做好了當普通編輯的準備，當不當主任無所謂，真的無所謂。好在當時報社的主要領導比較開明，他在會上說，辦報需要文化，報社需要作家，作家當副刊部主任更有說服力，也更有影響力。競聘的結果，讓我繼續當副刊部主任。
在國外寫作
國家改革開放以後，我曾先後去過馬來西亞、泰國、日本、埃及、西臘、意大利、丹麥、瑞典、冰島、加拿大、肯尼亞、南非等二三十個國家。去了，也就是浮光掠影地走一走，看一看，回頭頂多寫上一兩篇散文，或什麼都不寫，就翻過去了。我從沒有想過在外國住下來寫作。可到了2009年春天，美國一家以詩人埃斯比命名的文學基金會，邀請中國作家去美國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寫作，中國作家協會派我和內蒙古的作家肖亦農一同前往。
我們來到位於西雅圖奧斯特拉維村的寫作基地一看，覺得那裡的環境太優美了，空氣太純淨了。我們住的地方在海邊的原始森林裡，漫山遍野都是高大的古樹。大尾巴的松鼠在樹枝上跳躍，紅肚皮的小鳥在樹間飛行。樹林下面是草地，一兩隻野鹿在草地上悠閒地吃草。那裡的氣候是海洋性的，陰一陣，晴一陣；風一陣，雲一陣；雪一陣，雨一陣，空氣一直很溼潤。粉紅的桃花開滿一樹，樹葉還沒長出來，長在樹枝上的是因潮溼而生的絲狀的青苔。我們住的是一座木結構兩層樓別墅，我住在二樓的一個房間。房間的窗戶很大，卻不掛窗簾，我躺在床上，即可望見窗外的一切。窗外是草地，草地裡有一堆堆像是土撥鼠翻出的新土，每個土堆上都戴著一頂雪帽。再往遠處看，是大海。海的對岸是山，山上有積雪，一切都像圖畫一樣。
然而，我們不是單純去看風景的，也不是專門去呼吸清新空氣的，我們擔負的使命是寫作。於是，我儘快調整時差，跟著美國的時間走，還是一大早起來寫東西。除了通過寫日記，把每天的所見所聞記下來，我還著手寫短篇小說和散文。每天寫一段時間，看到外面天色微明，我就到室外的小路上去跑步。跑步期間，小路上靜悄悄的，一個人影都沒有，我未免有些緊張。因為樹林邊有標示牌提醒，此地有熊出沒，我害怕突然從密林裡衝出一隻熊來，把我拖走。還好，我沒有遇到過熊。只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位穿著頭帽衫遛狗的男人，他的巨型狗看見我，不聲不響向我走來。狗要幹什麼，難道要咬我嗎？我嚇得趕緊立定，大氣都不敢出。狗只是嗅了嗅我的手，就被它的主人喚走了。
我們在美國寫作遇到的困難是，美國朋友把我們兩個往別墅裡一放，只發給我們一些生活費，就不管了，沒人給我們做飯吃。兩個大老爺們兒，一時面面相覷，這可怎麼辦？肖亦農說，他在家裡從來沒做過飯，我說我做飯水平也一般。人以食為天，總歸要吃飯，我只好動手做起來。我蒸米飯，做燴麵，燒紅薯粥，還摸索著學會了烤雞和烤魚，總算把肚子對付住了。利用那段時間，我寫了一篇短篇小說《西風蘆花》，還寫了兩篇散文。其中一篇散文《漫山遍野的古樹》，寫的就是奧斯特維拉的原始自然生態。
有了在美國寫作的經歷，以後再出國，我都會帶上未寫完的作品，走到哪裡寫到哪裡。我一般不參加夜生活，朋友晚上拉我外出喝酒我也不去，我得保證睡眠，以免影響寫作。從文後所記的寫作時間和地點可以看出，我在摩洛哥的卡薩布蘭卡和莫斯科都完成過短篇小說。
在賓館裡寫作
寫作幾十年，多多少少積累了一些名聲。有外地的朋友願意在吃住行等方面提供便利，讓我到他們那裡寫作。我感謝朋友們的美意，同時也婉言謝絕了他們的邀請。
有一種說法是，現在有的作家住在賓館裡寫作，吃飯有美食，出門有轎車，生活安逸得幾乎貴族化了。說這樣的作家因脫離了勞苦大眾，不瞭解人民的疾苦，很難再寫出有悲憫情懷、與大眾心連心的作品。對於這樣的說法，我並不認同。托爾斯泰郊區有莊園，城裡有樓房，服務有僕人，本身就是一位貴族，但他的作品始終葆有對底層勞動人民的同情，充滿宗教情懷和人道主義精神。看來問題不在於在什麼條件下寫作，而在於有沒有一顆對平民的愛心。
我自己之所以不願到外地賓館寫作，在向朋友們解釋時，上面這些話我都不會說，我只是說，我習慣在家裡寫作，金窩銀窩都不如自己的臊窩。只有在自己家裡，聞著自己房間的氣味，守著自己的妻子，寫起來才踏實，自在。
無奈的是，作為一個社會人，我有時必須到賓館裡去住。比如說，作為北京市的一名政協委員，十五年了，每年的年初我都會去賓館開會，頭五年住京西賓館，後十年住五洲大酒店，每次一住就是六七天。在賓館裡住這麼長時間怎麼辦？還要不要寫東西呢？去開會之前，我手上一般都會有正在寫的作品，如果不帶到賓館接著寫，我就會中斷寫作。三天不寫手生，倘若中斷了寫作，回頭還得重新找感覺。為了不中斷寫作，我只好把未完成的作品帶到賓館繼續寫。因為我的習慣是一大早起來寫作，所以並不影響按時參加會議和寫提案履職。加上我一個人住一個房間，洗澡，休息，喝茶，吃水果，都很方便，不會影響別人休息。算起來，我在賓館裡寫的作品也有好幾篇了。例如我手上正寫的這篇比較長的散文，在家裡寫了開頭，就帶到五洲大酒店去寫。在酒店裡仍沒寫完，拿回家接著寫。
此外，我在西安、上海、廣州、深圳等地的賓館，也寫過小說和散文。
尾聲
總之，一支筆闖天下，我是走到哪裡，寫到哪裡。我說了那麼多寫作的地方，其實有一個最重要的地方我還沒說到，那就是我的心，我一直在自己的心裡寫作。不管寫作的環境怎麼變來變去，在心裡寫作是不變的。心裡有，筆下才會有。只要心裡有，不管走到哪裡，我們都能寫出來。我尊敬的老兄史鐵生說得好，我們的寫作是源自心靈，是內在生活，寫作的過程，也是塑造自我、完善自我的過程。
閱讀更多 新華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