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東漢是繼秦，西漢後一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公元25年，劉秀稱帝，國號為漢，史稱“東漢”。可是劉秀卻定都洛陽，為什麼不是長安麼？
《後漢書》：“（建武元年）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宮卻非殿，遂定都焉。”而劉秀是在建武三年才獲取關中，那麼在未能平定關中的建武元年，定都長安根本不可能。因此，東漢建都洛陽，從一開始，就是和統治集團的政治、軍事根據地深切相關的，與西漢初年劉邦在並有關中、河洛的情形下，深思熟慮選擇都城地點是大不相同的。
事實上，劉秀建立東漢之初，政局並不穩定，東方政權周圍還有很多不安全因素，例如關中的赤眉軍，隴西的隗囂，蜀地地公孫述，睢陽的劉永，漁陽的彭寵，青徐的張步等割據勢力，面對這種情況，劉秀和新生的東方政權必須採取遠交近攻的策略，依靠河洛之地，聯合一些勢力消滅一些勢力，這個策略的關鍵就是擁有一個穩定的根據地。
河北是劉秀的根據地，《後漢書》載光武帝曾謂寇恂：“河北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北。”可見劉秀君臣視河北為楚漢相爭時高祖劉邦的根據地關中，足以說明河北地區對於劉秀集團的重要性。正因為如此，光武帝劉秀很難離開自己的根據地河北，洛陽去河北不遠，又緊鄰帝鄉南陽，自西漢時已有經營，自然便成為立足關東的劉秀在天下未定時的首選。
為了實現這個策略，定都洛陽其實是明智之舉。這既是對南陽帝鄉以及河北興盛之地的最好聯結，也是應對局勢的最佳基地，既可以取關中地區，也可以應對各方的壓力。這一時期的軍事形勢而言，定都洛陽基本上已成定局。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洛陽作為軍政樞紐，下屬的機構已經成熟，在考慮經濟和人口因素，已經沒有必要為了虛名在遷往長安了。
而長安此時被赤眉軍控制，不僅缺糧少食，還要面對關東和川蜀的軍事壓力，面對這種情況，在長安定都極為不明智，這種情況，劉秀及其大臣也是看的清清楚楚，斷然不會貿然定都長安，安全都保證不了的長安，如何能讓劉秀及其大臣安心的居住呢？這其實已經註定東漢定都必然不會輕易去往關中。
長安以及關中地區在兩漢之交的十幾年戰爭中受到了嚴重的破壞，這是公認的事實。而關東地區，尤其是河北與江東一帶，歷經西漢一代，經濟有了顯著地發展，天下的整體經濟重心確實有一個東移的跡象。但是就地區本身而言，長安、洛陽本身所處的關中盆地、伊洛河盆地之間，有著巨大的經濟地理差距。
《禹貢-尚書》言：“雍州厥土皆黃壤，田上上”，關中擁有相當肥沃的土地，內部的戰略縱深也較大；而洛陽所在的伊洛河盆地東臨嵩山，北抵黃河，西接崤山，南面伊闕，方圓要比關中盆地小得多，而且土地比較貧瘠，張良曾言：“此地（洛陽）狹，方圓不過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
洛陽的優勢在於其距離東部黃淮大平原與江東地區更近，水運更加方便，因此在天下太平時朝廷有力量控制地方，則關東各地的賦稅可以源源不斷的滋養洛陽，洛陽的一些優勢優於長安是一個重要原因。
經濟因素在東漢建都洛陽的過程中並非主要考量，而政治軍事因素才是重點，洛陽作為連接南陽地區和河北之地的樞紐，依靠其有利的地理位置，被定都也是有其原因的。如果你喜歡這篇文章，請關注“源稚生”。本文系作者原創，不盡之處請指正，歡迎大家多多點贊和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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