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永遠的追求。”許巍咚咚捶著胸口，“即使咱們是人，沒有絕對的自由，但是內心一定要有，一定要在，如果沒有，就沒有辦法往前了，做音樂也沒意思了。”
“也許70歲，我會安安靜靜地從自己第一張專輯開始聽，看這個人是怎麼過來的呢”
許巍五十
2015年，英國鼓手Jeff在許巍的演唱會上感受了幾萬人合唱《藍蓮花》的震撼，結束後他瞪大眼睛跟許巍說，“哇，你的歌那麼多人都會唱，你一定在中國很流行。”結果兩人第二天上街，沒人認得許巍。
許巍太不像明星了。他個子不高，相貌樸素，面對鏡頭時的緊張狀態近乎虛弱。就是這樣一個人，一旦拿起琴，就像被音樂賦予了力量，歌聲隨著旋律流淌出來，“馬上有了自信和底氣，整個兒煥發出神採。”
2005年，一群音樂人為十年前去世的唐朝樂隊的張炬準備了一張唱片，許巍在其中寫道，“我經過著生活，還是生活經過我。”
從初中時第一次被吉他吸引，到走遍大大小小的演出場館，許巍拿出七張專輯，每一張都是一個人生階段的自白。儘管現實或浮或沉，他始終“對生活有感覺”，“對音樂有感覺”，“對人有感情”，反反覆覆地歌唱“自由”與“愛”。
二十多歲，他為施展才華，遠走他鄉，傾盡所有；三十多歲，理想碰壁，他為“意義”受盡折磨；不惑之年，承蒙音樂和宗教的恩典；半百之時，接納世間的悲欣交結。——幾十年倏忽而逝，音樂潮流早已隨時代變遷幾經流轉，為什麼一直有這麼多人愛許巍？大概是因為這聽起來像是每個人都可能會走過的路。
知天命之年已至，而那個關於“人的一生到底該如何度過”的命題，許巍或許還沒有最終的答案。你我亦然。
圖 / 本刊記者 姜曉明
“咱們都是人嘛”
“怎麼辦呢？”許巍皺眉，耳返不對勁。
2018年年末，這支組建了八年的樂隊在為許巍新專輯《無盡光芒》的新年首唱會做準備。排練廳在北京城東，離機場近，黑豹樂隊在隔壁室排練過。大排練廳窗戶長，飛機從入畫到出畫也得飛一陣子。
樂手們開始第二次嘗試。“離別，多少的離別，一次次，出現在我生命裡。”許巍唱起新專輯中的第一首歌《只有愛》，鍵盤主旋律，鼓找節奏，吉他主高音，貝斯掌低音：這張專輯從編曲、排練到錄製，樂隊八人已經用了一年時間。這一次，耳返中的鼓點依然時斷時續，排練再一次停了下來。
一問，原來是排練廳的助手把聲卡取錯了，得明天再換回來。思考了幾秒，許巍用商量的語氣說：“要不大家先休息一下吧。先把聲卡弄好，然後咱們再排。”其他人接上，“好啊。”“休息一會兒唄。”
喝水的喝水，喝牛奶的喝牛奶，三兩談笑。一屋子人像樂器的零件調整鬆動，坐一旁的我也站起身活動了下脖子。
第二天，講到“有時候會波動一下情緒”時，許巍用這件事舉例。整件事在他記憶裡是，“（聲卡）突然壞了五分鐘，有點不高興我就出去了。”
見我困惑，他接著講前一天他走出排練室後我沒見到的後續，他示範了一個深呼吸，“好了，沒事兒。”神情舒展開一些，“但是我不是說馬上就能沒事兒，我達不到那個境界。”
“咱們都是人嘛，喜怒哀樂，咱們都差不多的。”說話的人是他，但他也總好奇地望著傾聽的那個人——這雙眼睛看書要戴老花鏡了，“到年紀了。”
許巍，七張專輯，每一張都是一個人生階段的自白。第一張，1997年《在別處》，入世，二十多歲的許巍頓挫激盪；第六張，2012年《此時此刻》，出離，四十多歲的許巍初嘗禪悅法喜。
“到了這張，我平靜了。”他說。
新專輯裡，依舊有天地，但景別小了些，多了城市畫像。有日常，有無常；有相聚，有別離。善念與愛更深厚，閃念的困滯也同樣真實。
“當我平靜時，我發現這才是正常的狀態。我作為普通人，所有的東西跟別人都是一樣的。”
《無盡光芒》，許巍五十，在人間。
2019年1月3日，北京“無盡光芒”首唱會現場，帶著女兒的父親 圖 / 本刊記者 姜曉明
為了告別的聚會
臺下站著中學生模樣的男孩兒、女孩兒，中青年最多，有把小女兒放肩頭的爸爸，也有白髮長者。擠在前排的年輕人喊著許巍一張張專輯的名字，後排的長者相互擁抱問好。
北京酒仙橋路4號，數不清的樂隊和樂迷在這兒共同呈現過音樂帶來的熾熱與魅力。2019年的第三天，那股熱情再次在這裡的live house登場時，多了些和柔。
樂迷早已放棄捉捕許巍生活的細節，他不用微博，也不參加綜藝，不領獎，上一次接受採訪還是2016年。偶爾出現在公眾視線裡時，他都是在演出。許巍在經歷什麼？有什麼變化？專輯是樂迷和他之間的溝通時刻。這一次，大家已經等了六年。
許巍從幕布裡走出來，面對臺下的音樂朋友，他揹著吉他站著，開懷地笑，因為緊張身體微微晃動，“想表現得更好啊。”他說，“但我希望我能放鬆一些，不要像平時演出那樣緊張，希望你們能特別開心，鼓勵鼓勵我。”
燈光閃爍，雙鼓、雙鍵盤、三把吉他、一個貝斯，所有音樂乘著律動融匯成一體。突然，一聲透亮掙脫了器樂，“聽百靈鳥在風裡，在雲裡。”他唱道。
過去幾年，他像一位謙虛勤勉的學生對待學業般對待音樂，他練琴、創作、參加樂隊排練、滿世界聽歌。
舞臺上，許巍彈著吉他蹦跳；他跑來跑去，當跑到電子鼓樂手面前，他直接跳了起來。從音樂本身、歌者狀態，到整個樂隊的演奏，新專輯都比以往專輯更燦爛更具力量。最後一曲，《夕陽中的城市》，絃樂忽然回落，當那個熟悉的聲音淺唱時，蒼涼和感懷的回韻更悠長。
鋼鐵工廠建築風格的Live house裡，氣氛溫暖明媚，臺下從各地趕來的樂迷沉浸在音樂裡，他們心照不宣：一張專輯，往往意味著許巍要到下一個人生階段了。
最後一首歌，比起專輯CD的版本，現場留了更多時間讓樂手們展現手中樂器的魅力，solo一個接一個。音樂、審美和創造力把音樂家們聚在一起，許巍向所有人介紹著，“大家都是特別平等並且獨立的，不在這個團隊的時候，每個人都在各自領域非常優秀，都有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我平時演出不說這麼多話，今天就是特別感動。”許巍雙手握著話筒，有點不好意思。“我之前一個人，不太和人打交道，也不太善於和人溝通交往。2010年有了一個團隊，很多突如其來的問題需要去面對。這個過程中，你會發現自己身上有很多問題，也需要在和人打交道的時候去解決這些問題。”
“沒事兒的”
冬天的一個午後，採訪在他平時的排練廳進行。拍攝中，許巍長吐氣，交替著深呼吸，額頭冒汗，這些細微表情只有通過拉近的攝影鏡頭才看得到。
當他為了拍攝需要拿起琴，沒忍住撥了一下弦，連著兩下，接著那個熟悉的聲音隨著曲子飄成了歌，攝影師見他“整個人煥發出神採，馬上有了自信和底氣。”
調整姿勢、換拍攝位置，化妝師幫忙整理頭髮，歌也一直唱了下來，直到放下琴，許巍才醒過神，“不好意思，每次一拍攝，我就特緊張。”
他彈的是新專輯沒有收錄的曲子。“我就在這玩兒呢。”許巍笑，曲子還沒填詞，他哼的是“世界語”。
這幾天他嗓子有點兒沙，冷風一撩撥，鼻炎就犯了。他穿著深綠色飛行外套，室內暖氣足，他注意到我羽絨服太厚，告訴我他還有件外套在，問我要不要換上。“不熱。”我一再婉拒。到第三次，我講了實話，“我不好意思。”
“沒事兒的。”這句最許巍的話又出現了。無論在工作中、還是生活裡，即使在舞臺上面對幾百人、幾萬人時，這種一對一的、商量性的、帶點兒輕輕寬慰的語氣都沒有變過，“北京這幾天太冷了，等下出去會感冒的。”
我換上他的牛仔外套，他見我表情有些不自在，自己接上話，“沒事兒，反正你問我什麼，我就聊什麼。”
上張專輯之後，許巍開始和人交往了，也開始喜歡時尚的東西，聽HipHop。“如果不演出的話，第一時間肯定是健身、聽音樂，有時間彈彈琴，然後讀書。最近買了好多書，還沒讀呢。基本上都是這樣，很簡單。”
新專輯十首曲子，大都是在日常中記錄下的，有的來自火車上，有的來自飛機上，有時睡前一個念頭就能拽著他起來彈半小時鋼琴：這些閃現的靈感都被錄音筆記了下來。到了2017年，許巍忽然想，得把這幾年積累的東西聽一聽，他一邊聽一邊把沒感覺的刪掉，結果發現光刪就刪了14個G。
有一年過年回西安，家人團聚時，許巍忽然“情緒波動了起來”，他拿侄子的吉他彈出心緒；之後再聽，還是有感情，就寫了詞。“明月在夜空裡，寧靜在晚風裡，星辰閃耀漫天，而你在眼前。”他給這首歌起名“你的深情”，放在了新專輯裡。
“怎麼沒我當時聽不帶詞的好聽？”許巍印象裡，朋友李延亮以前常說這句話。2002年，製作第三張專輯《時光·漫步》時，許巍簽約的百代總裁邁克特別喜歡他錄的小樣，聽到填完詞的歌曲，邁克也說了同樣的話。一群人總結，一填詞，歌有內涵了，但音樂原有的韻律卻被削減了些。
之前的六張專輯，許巍寫詞一直是苦熬，到這張終於順利些了，快的一週，慢的一個月，除了最後那首《夕陽中的城市》：專輯已經進入了絃樂錄製的階段，這首詞還沒寫出來。李延亮勸他先玩兩天。許巍住在北京城西，在家待了兩天。到鼓樓一家錄音棚正式錄製絃樂時，許巍聽到昂揚的樂聲，轉頭和李延亮說，“這首歌不能這麼錄，這兒我寫出來了。”
整張專輯行至最後，明媚光亮隨著這首歌降下去，沉緩了。許巍湊到李延亮身邊，輕輕唱詞，“即使在我平靜的時候，憂傷依然掠過我心底。只有在我想你的時候，希望的光才照耀我。”
許巍與李延亮
李延亮刷一下眼淚就出來了，回憶到這兒時，他有點不好意思。李延亮今年49歲，是國內最優秀的吉他手之一，舞臺下不戴墨鏡時，他是個看起來很和善的中年人。1995年，他認識了許巍，這麼多年下來，七張專輯，他都和他一起。“這張是許老師把音樂和詞結合得最好的一次。”
生活中，李延亮喊許巍“許少年”“老許”，採訪時順著記者換稱謂，“《無盡光芒》，許老師上來就說了，是獻給生活，他非常放鬆，大家玩得也非常放鬆。唱片對歌手來說就是他人生軌跡的記錄，有些東西是用語言表達不清楚的，當你用open的心來感知音樂裡妙不可言的一切的時候，你都會得到答案。”
在西安
80年代的西安，一個入夏的夜晚，初中生許巍和同校孩子沿牆坐著，一溜兒軍裝軍帽。
一群孩子堵另一群孩子的等待裡，自行車扶鈴聲和夜風一起降落。“不知道為了什麼，憂愁它圍繞著我”，一個人抱著個樂器，坐在自行車後座，從許巍面前悠悠飄過。清亮的聲音拽著少年的腦袋畫了個弧，“嗖——”，許巍從人群中衝出，追著聲音跑了下去。
“哇，我得學吉他。”像每個音樂故事的敞亮開場。
許巍的媽媽是數學老師，爸爸是理化分析師。父母原來希望他能考上清華，見他喜歡琴，目標一欄就換成了音樂學院，媽媽請來同事給他補課。音樂老師建議許巍考作曲系，從初中到高中，這位老師不管教材，也不管小孩兒能不能聽懂，古典樂、交響樂一路講了下來。學生時代的許巍，一邊聽搖滾彈吉他，一邊聽巴赫，鋼琴也練了二十多首曲子。
1986年春，18歲的許巍和朋友組的樂隊在西安一場有兩千多參賽者的吉他大賽上拿了第一。
接下來，許多歌舞團登門拜訪。“我一看高考，壓力還是很大的，就跟著去演出了。”坐綠皮火車，過道鋪張報紙就能睡；他在臺上彈唱的是劉文正的歌，表演完再和搬運工人一塊兒連夜拆臺，一拆拆到凌晨，再和樂器、燈光器具擠在一起，被卡車運到下一個縣城。
“但是我喜歡那種生活呀。”許巍的語氣倏然天真，“那時候小，我們到哪兒都是玩。”
再回望，記憶大刀闊斧。1987年回西安；1988年當文藝兵；1990年，在第四軍醫大學教吉他班——那年崔健來西安開演唱會，十塊錢一張票。“學生沒辦法去買票，我是老師，我可以出去嘛。”老師許巍背一書包，騎自行車跑去體育館買了四百多張票。
“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當崔健站上陝西省體育館的舞臺，音樂一起，全場人都在歇斯底里地喊著他的名字，舞臺邊圍了圈武警。位置離舞臺比較遠的許巍格外激動，“我喊得嗓子都啞了。因為聽國外搖滾樂，你覺得特別牛逼，但是離你太遠了。突然有了個這麼厲害的中國人，然後突然間出現在你眼前，（現場的瘋狂）太正常了。”
“就想我一定要像他一樣，老有那種願望。”這年年底，22歲的許巍謝絕了第四軍醫大學的免費保送名額。接著去南方幹歌廳、組樂隊，飄來飄去。
正如紮根在美國西雅圖的涅槃樂隊，1993年，許巍在西安組了飛樂隊，他是主唱，也是吉他手，樂隊五人排練了半年。曾經在崔健演唱會上感受到的那股令人震撼迷醉的熾熱，他很快就換了體驗視角。
年末的一次集合演出上，飛樂隊第一次公演，排在陝西省歌舞團的歌曲、相聲、舞蹈節目之後，壓軸。樂隊一唱完下場，人潮擁堵，學生們衝過來遞著語文課本要簽名，許巍記得，“有人用摩托車大燈照著我們籤，我印象特別深，當時都傻了。”這年，他25歲。
你走吧，最好別回頭
1994年，北京匯聚了全中國的搖滾青年，他們反主流、反商業、反傳統、反權威。集體主義時代背景下成長的青年們拿到話筒後，以昂揚的抵抗姿態對抗著外部世界，愛與恨、思考與憤怒都嘹亮。
1994年，戴紅領巾穿海魂衫的何勇以帶著血腥味的嘶吼撕開了音樂的口子，“孫悟空扔掉了金箍棒遠渡重洋，沙和尚駕著船要把魚打個精光。”12月17日，“魔巖三傑”——竇唯、張楚、何勇——和作為演出嘉賓的唐朝樂隊聲震香港紅磡體育館，創下了至今仍被視為中國搖滾輝煌巔峰的一夜。
1994年，飛樂隊成員遠走他鄉的消息許巍是從別人那兒聽來的。秋天，他來了北京，四周的嘹亮歌聲中，他的音樂顯得有些另類，即使被又厚又沉又渾的垃圾搖滾風格包裹著，他的核也是向內的自省。
再等等，這是北京給那年心比雲高的許巍的回答。他到北京當年，紅星生產社和他簽約；這年6月，鄭鈞在紅星生產社發佈了首張專輯《赤裸裸》。1995年，許巍寫的《Don’t cry baby》改名為《執著》，作為電視劇《燃情四季》的主題曲，被田震唱遍大江南北。
這是分別時寫給愛人的歌，“我想超越這平凡的生活，註定現在暫時漂泊，無法停止我內心的狂熱，對未來的執著。”
從西安到北京，閃亮的名字成了許巍的眼前人，“我看到我的身邊，他們都比我美”（《兩天》）。他住在北京西郊，寫歌，“那與生俱來的孤獨，又在我身體裡滋長”“那變得腐爛的理想，正在我身體裡消亡”（《路的盡頭》）。
1997年春，許巍29歲，希望和絕望交織著。第一張專輯《在別處》發行。專輯沒有宣傳。銷售量有50萬張。仍屬於少部分人的狂歡。1998年，許巍30，他寫的《兩天》和崔健的《一無所有》一起被文學專家選入了《中國當代詩歌文選》。
“慾望”這個詞在專輯裡頻頻出現，是宣洩，也是反思和自省。“慾望像野草，瘋狂地生長，他們像蒼蠅，總是飛來飛去，在我身邊，侵蝕我身體。”專輯同名曲《在別處》坦呈著慾念和迷茫、無助。“我身上結滿了果實，可裡面，長的全都是慾望”（《樹》），一切在他心裡碰撞、再裂變。
第二張專輯製作階段是許巍最難熬的時候。每天，他一個人寫歌、一個人譜曲，硬著頭皮和樂手朋友講價，再錄製每一首歌——他當自己專輯的製作人。艱難生活的縫隙裡，回閃著遠方父母和愛人的溫柔。
夢想和生活在捶他，親人在別處，音樂以另一種方式惠顧著他。“每天起來先聽U2、披頭士、巴赫，才能有力氣開篇。”
之前在西安時，一位朋友問許巍聽過披頭士嗎，許巍一聽，“喲，這不是流行歌嗎？這有什麼的。”到了生命的至暗時刻，音樂與娛樂、審美無關，展現出了強大的功能性。“他就是一道光射到你心裡了，你覺得有勁兒了，你才能往前走。”許巍朝我利落出拳，“我那個時候才能明白，老天爺給了我個禮物，說體驗體驗，什麼叫痛苦？”
2000年，許巍的第二張專輯《那一年》發行，當他在自我掙扎中把自己擰到盡頭的時候，出現了鬆動的痕跡。“總是在夢裡，我看到你無助的雙眼，我的心又一次被喚醒。”（《故鄉》）“每一天走在這紛亂的世界裡面，我才發現自己要的是簡單。”（《簡單》）
許巍不想再給所謂夢想以毀滅他的機會了，他把頭髮剃得很短，他暴瘦，他不聽音樂，他準備把自己格式化，他收拾東西回西安。強壓正在消散，他想了想之前的一切，“抑鬱症，它是生命的禮物。那個時候我才能真正清晰去反思，我到底想做什麼音樂？從那以後，《時光·漫步》才慢慢出來。”
《兩天》裡，許巍寫，“我只有兩天，我從沒有把握，一天用來出生，一天用來死亡。我只有兩天，我從沒有把握，一天用來希望，一天用來絕望。”
2002年，第三張專輯《時光·漫步》裡，34歲的許巍寫下《一天》，“靜靜感覺和你走過的艱難，才發覺這是一個逍遙之旅，最終要告別。”
剛回西安時，許巍把琴收了起來，這是他16歲以來第一次這麼久不彈琴。他回到生活裡，有一次和老婆一起散步，走進鐘樓前的地下通道，他忽然聽到熟悉的旋律，在人群裡，他安靜站著，聽陌生人彈唱他的歌。
他在西安繼續生活，每天跑步，和親人在一起。到了夏天的一個傍晚，他一個人在陽臺上，天特別熱，他抱著琴，“我就光著膀子在那彈，就想以前所有事情，眼淚嘩嘩流，那種感動它不能拿語言來表達，是你對很多很多東西，那一瞬間你情感的高峰體驗，你控制不了。”
“我想有你在身邊，與你一起分享，在寂靜的夜，曾經為你祈禱，希望自己是你生命中的禮物。”他寫下了《禮物》。
禮物
沒有什麼能夠阻擋，你對自由的嚮往。
天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無牽掛。
穿過幽暗的歲月，也曾感到彷徨。
當你低頭的瞬間，才發覺腳下的路。
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遠
盛開著永不凋零，藍蓮花
——《藍蓮花》
許巍回到音樂，回到北京，他繼續寫著歌。樂評界把第三張專輯視為他音樂風格的分水嶺，他的音樂從重忽然變輕，接下來更輕、更清亮、更開闊。
專輯銷量只是數目，小型live也有限，當時網絡音樂平臺也少，許巍不知道自己寫的歌實際有多少人真的聽過。直到他來到2005年8月13日晚上的北京工人體育場，全場掌聲和呼喊聲雷鳴且不息，歡快的《天鵝之旅》前奏中，揹著吉他的許巍有些不敢確信，他笑著，意氣風發地走在舞臺上。
這是許巍的第一場演唱會，臺下的人們已經等了十年，首首大合唱，全場座無虛席，幾萬人都被他的音樂陪伴著。許巍和他的音樂朋友——9位中國優秀樂手，在26首歌裡唱完了他過去十年。演唱會結束在《旅行》裡，全場合唱和呼聲中，許巍笑得像孩子一樣燦爛，又靦腆，“我覺得跟夢一樣。”
這一場相聚裡，37歲的許巍突然發現，一直以來的孤苦作戰，其實竟然有這麼多人的陪伴。那晚，崔健在現場。
2005年，樂迷李文萍坐了48個小時硬座到北京來赴這場工體之約；2015年“此時此刻”許巍巡迴演唱會中，她去了13場；2019年第三天，她一早從成都坐飛機趕來，聆聽第七張專輯。
2019年1月3日新專輯首唱會上，許多人分享了許巍給予他們的禮物，那些在許巍身上走過的時間，在不同的人生中流轉，綻放出不同的光彩：軍人在他鄉服役時常聽《喜悅》；在許巍演常會上邂逅戀人的小夥子最喜歡《曾經的你》，而那位姑娘最愛《此時此刻》。網絡上，許多沒能來到現場的樂迷也寫下了相似的故事：他的音樂滲透了他們的生活，予之以寬慰與力量。
這場演出中，《為了告別的聚會》唱完，50歲的許巍忽然凝噎，“謝謝你們，其實我……”他空出隻手抹了下眼睛，聲音幾次被情感打斷，“我昨天跟李延亮還在說，到了這個階段，還能做音樂，還能寫專輯、巡演，特別特別感恩，特別開心。一直都是有你們的支持，所以特別感謝，音樂真的是一個祝福，願每個人都越來越好。”
他至今沒看關於新專輯的任何評論。“我知道喜歡的人一定在聽，音樂裡他們也一定都在。然後我們各自在自己的生活裡面好好的，健康地活著。”許巍講，之前他收到一封信，來自一位讀高中的16歲小姑娘，信裡寫著她對《此時此刻》的理解，這封信許巍看了很多遍，“我什麼都沒說，她全都能明白。”
這兩年，許巍有點驚訝的是很多孩子聽他的歌。演出一結束，經常有一群高中生抱著吉他衝來要他簽名。有次他坐公交，剛好有初中生放學，那群孩子一上來就“哇”一聲，圍著抓扶欄的許巍蹦，“唱歌兒吧！唱歌兒吧！”
樂評人李皖把許巍的音樂和鄧麗君類比：二人的歌都具有令人深陷的力量源頭，普世性。“鄧麗君是兩人世界的慰藉，許巍是單人世界的慰藉。”他在樂評中寫道，許巍的核從來沒有變過。
“人的情感都是一樣的，不管在任何時空，一定是一樣的。”許巍說，“你看文藝作品，那些詩歌，過去的人經歷的事（和我們現在）都一樣。只是我們的表達方式是現在的方式，巴赫和貝多芬放到現在，說不定也玩搖滾、玩爵士呢，肖邦可能也會彈爵士呀。”
42歲時，許巍跑到澳大利亞的墨爾本追U2的演唱會。他的座位離舞臺很近，當陪伴自己扛過無數個自決念頭的樂隊主唱保羅從舞臺側面走出來，他的眼淚“譁”就下來了。哭到回過神，發現前面一位澳大利亞大哥也一樣，正嘩嘩流眼淚。
“他的偉大不分國籍，不分種族，不分年齡。”許巍說，“我一箇中國來的，也就是一做音樂的，我跑到墨爾本聽歌，又聽又哭，誰知道我是誰呀。”
圖 / 本刊記者 姜曉明
出離，再入世
回憶時，專輯是許巍的時間刻度。
2006年，第四張，《每一刻都是嶄新的》。他在《曾經的你》裡寫，“曾夢想仗劍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華。……讓我們乾了這杯酒，好男兒胸懷像大海，經歷了人生百態世間的冷暖，這笑容溫暖純真。”
2008年，第五張，《愛如少年》。許巍在生活中消失了。他不開手機，身邊人找不著他，每天一起來，他喝茶、爬山、看山水畫。許巍的表哥是長安畫派畫家，他因此認識了許多畫家、書法家，四時流連在古籍裡。
“《愛如少年》好長一陣子，不太想跟人接觸，確實是生活狀態比較出世。”許巍說。
“我喜歡這些，老鑽到這些裡面。”他和家人一起登山，見到落日，“青峰之巔，山外之山，晚霞寂照，星夜無眠。”他想到弘一法師。一年後，他寫完了《空谷幽蘭》，“如幻大千，驚鴻一瞥，一曲終了，悲欣交集。”
其他音樂也不聽了，只聽古琴。“因為我老婆彈古琴，我就聽到她在彈《酒狂》。”許巍拿過譜，用重新調過弦的吉他，彈奏了魏晉時期“竹林七賢”之一阮籍寫的這首古琴曲，取名為“世外桃源”。
2010年，為了籌備新專輯，許巍從古琴裡抽身，重新聽各種各樣的音樂。U2演唱會上的表演嘉賓JAY-Z和Kanye，是他聽HipHop的開端；接著，黑人鼓手John BlackWell的力量感帶給他衝擊，他就聽黑人音樂，聽老的Blues，“突然回到了根源”；接著，又聽Funk，聽搖滾樂……在音樂元素的滲透中，他也開始接觸一些潮流的東西。
2012年，第六張，《此時此刻》，“傳達了非常濃郁的東方魂魄，但用的是西方搖滾樂的語言。”在李延亮看來，這是一張偏藝術化的概念性專輯，從音樂到理念，整張專輯非常完整。“這張專輯可遇不可求，如果讓許老師再做一個，可能需要再沉澱一段。”
而對許巍個人來說，《此時此刻》是從"出離"到"入世"。準備這張專輯的時候，42歲的許巍開始組建音樂團隊，已經長時間不怎麼和人接觸的他突然被放到了集體裡，還充當著連接的紐帶。在人和人之間，許巍一邊應對各種突如其來的問題，一邊理順自己的狀態。生活在時間裡慢慢交織，打磨、度化著他。
“這張整張做完了之後，那個階段很自然就過去了。”許巍坐在我面前，說話時他一直望著我的眼睛。“《在別處》我是嗡嗡的，那是對的，我二十多歲確實就是看什麼都不順眼，特別頹，我不那樣唱我難受。到了上張又整個是禪悅和法喜的狀態，確實特別高興。”
許巍一往直前地走了半個世紀，體驗過極端的悲欣，他平靜了下來：“人的常態是要面對家長裡短、柴米油鹽，生活中所有的事情你也要有，也會有。還是要回到正常生活裡頭的，要感受快樂和悲傷，我覺得人，就是這樣，當然我現在也在慢慢體驗。”
圖 / 本刊記者 姜曉明
音樂赤子
2010年的那場U2演唱會上，夕陽快下山時，全場音樂都停了，一個鼓，一個鑔，JAY-Z和Kanye出場，倆人freestyle。黃昏裡，強節奏裡，全場十萬人在蹦，許巍也在蹦，“我當時覺得在那個節奏裡，太厲害了，特震撼，我覺得特別幸福。”
原先朋友和許巍推薦過HipHop，許巍客氣說好好，去聽了，當時也沒覺得震撼。“朋友叫李宏傑，他以前也寫過特別棒的歌、書，介紹西方的搖滾樂。”每講到一位朋友，一支樂隊，或一種音樂，他都會神采飛揚地介紹一陣子。
《中國有嘻哈》出來後，許巍看節目，李宏傑又給他推薦了幾位節目中沒出現的說唱歌手。許巍正在擠公交，拿手機戴耳機聽，“機關槍似的，當時我就聽傻了。所以我就特別高興，我就回家收藏在我的手機裡頭，我一聽很多遍，我覺得很厲害。”
“那你聽自己的專輯嗎？”我問。“當然不了。”許巍一臉不可思議，“排練那是要聽啦，但是正兒八經聽專輯肯定不會，因為太多好的、你還不知道的東西了，你都沒時間全聽完呢！”
經典和新鮮音樂接觸下來，許巍覺得國內音樂跟國際越來越接軌，雖然起步晚點兒，但現在年輕音樂人接觸新鮮音樂後吸收得特別快，在編曲方式上，也和國外越來越接近了。
在中國，這十多年來，網絡給音樂人提供了分享和交流的機會，音樂節也發展成了比較穩定的平臺，許多Live house建造起來，越來越多的樂隊和獨立歌手開始有機會做演出。
“小型live house、音樂節、劇場級別巡演，大家可以從小到大，這些演出渠道呈階梯狀相互關聯，慢慢形成了一個比較良性的生態。”音樂產業觀察者陳賢江說，“像鮑勃·迪倫、Sting，樂隊形式是國際上比較通常的演出做法。像許巍這樣做樂隊，我覺得他還是想強化整個現場性和音樂的概念，他已經強調好多年了。中國人聽音樂還是歌手取向的，但我知道圈裡很多音樂人希望聽眾不要只是在聽人唱，也要學會聽懂樂器，欣賞整個音樂。”
“你聽的話，會發現所有的樂器融合在一個律動上，許老師的人聲也是其中的一個樂器，每個人在心靈上合一。”在李延亮看來，樂隊的專業性體現在現場還原水準上，而這種職業表現是通過高密度排練和演出磨練出來的。“職業化支撐著你的熱愛，讓你更專注在你的職業裡，越來越專業。”他指出要有非常良性的團隊體制，讓音樂正面循環下去。“不是說今天出了張專輯，你消失了20年，又出了張專輯。”
“有次許巍在演出，在現場就說我們不是老炮，我們永遠是少年。你懂了吧？”李延亮愉悅地說道，“國內目前在這方面，確實沒有前人成功的範例讓我們來借鑑。我和許老師某些時刻會覺得我們做一個鋪路人，我們做好自己，為後輩做一個好的示範吧。我們不管有什麼困難，有什麼環境，我們還在出專輯，還在演出，我們就站在這裡呢！”
42歲的邵華是許巍團隊的調音師，他說，這麼多年合作過的音樂節樂隊中，許巍是第一個帶整套硬件設備和技術團體去演出的。演出設備都是從北京用12米的物流運輸車運過去。“許老師願意拿自己的費用去負擔這些，這個費用是很大的。”這幾年的演出中，邵華髮現這種探索引起了全國各地演出承辦方的關注，軟件和硬件的配套越來越高。
近年來，歌唱類節目遍地開花，儘管許巍沒有參加，但他的音樂因為常有選手翻唱而一直存在。一位歌手曾在節目中改編了《曾經的你》，樂評人耳帝在微博上指出改編版累贅太多，“這首歌根本不需要那麼多的花，那個天才的‘DiLiLiLiDiLiLiLiDala… ’會令一切配飾都黯淡。”
他幾次提到這段旋律：很多永恆的旋律，如許巍那段“DiLiLiLi…”，不是誰創作出來的，而是一直存在於這個世界，天才通過機緣把它從旋律的寶藏中挖掘了出來，所以音樂教授寫不出、天才後期寫不出，這是天賜。
在各個時代的音樂裡、藝術裡，許巍也常感受到那些無形的東西，他越來越覺得這像一種傳承，“古人說述而不作，你感受到那個東西了，你只是表述、敘述、傳承了它，其實自己沒有做什麼，所以我好多時候就比較敬畏。現在更注重學習。”
“可能它一直在那，我就是碰上了。不是我唱，別人也會唱，如果我不做音樂，也會有另外一個人把它做出來了。”許巍說。
圖 / 本刊記者 姜曉明
每天進步一丟丟
2012年12月2日，英國歌手Sting和他的5人樂隊的世界巡迴演唱會到了香港。新年一過，Sting就 62歲了，在臺上，“從這兒跑到那兒”。爆發力、狀態、聲音，總之，臺下的許巍看了心裡一驚。何勇和他感慨，“這哪兒像62啊，這是26吧？”
看完後，許巍碰上了Live Nation亞洲區總裁。對方也一驚，“你怎麼這麼胖了。”許巍笑，“我戒菸了，所以胖了好多。”對方接著說，“你看斯汀62歲了，真的是太棒，臺上還是那種狀態。”
“我當時很慚愧，就想我要好好的。我看到一個62歲的人是那樣的時候，也想自己62了還那樣唱歌呢！”許巍一回來就開始健身了。
這一次的首唱會上，50歲的許巍蹦來蹦去，聲音狀態也很好。開心總結，“每天進步一丟丟，總算是學業進步了。”
十幾年前，寫《藍蓮花》的時候，許巍在登峨眉山。“沒有什麼能夠阻擋，你對自由的嚮往。”來了，但就兩句。“然後就沒了。”他有點被空投到荒野般的絕望。
苦熬，為求一字，或兩字，許巍常常睡不著覺，半夢半醒的時候突然：“哦！應該是這樣吧！”凌晨3點多，拿手機趕快記下來，第二天醒來，又覺得不是。“就那種折磨。”許巍邊說邊搖頭，寫完《藍蓮花》後，他想再也不要這樣填詞了，幾年後《空谷幽蘭》以一年時長打破了《藍蓮花》半年寫詞的紀錄。
“因為你雕琢不了，你只能一次次去試。不對就是不對，你是有感覺的，這個字彆扭；對的時候你自己會身心愉悅，覺得對了對了。”他覺得自己就像一個做作業的孩子，“這個歌是本來就存在的，它是一個填空遊戲，你來完成，填的不對，就得多做會兒功課。”
“大家都說藝術家在創造吧，我現在覺得是反了，好像是音樂在度化你。這首歌你來寫它，這個過程中你理解這首歌、理解這個過程，等完成的時候，它其實是把你度化了。”
現在，許巍還是住在北京城西，近一年北京天好的時候多。一到晚上，西山霞光萬丈。《夕陽中的城市》裡，他寫“我曾在這裡，感到被世界遺棄，也曾深深地想你，迷失歲月裡。”首唱會上，許巍的最後兩句話，也是這首歌的結尾歌詞，“只有在我想你的時候，希望的光才照耀我。”
“這張專輯光芒萬丈，有力量，但到最後一首，我覺得難過。忽然回想一整張，愛和希望是真實的，但它也像你在勉勵自己，是你離別和無常裡的求索。”我說。
“到這個年齡了，生離死別經歷得多了，對生命有了新的看法。”聲音輕得幾乎消失，“我媽媽是去年走的，當時我還在做這張專輯，還是跟她在的時候不太一樣。”靜了幾秒，他抬起頭，寬慰地望著我，輕輕笑了兩聲。
時光漫步
採訪最後，窗外墨色，“我50了，我覺得我沒準還有多少年，我不在乎這個。沒事兒。大概差不多就行了。”許巍說，“但你內心最好的要保持著，更燦爛，應該把它變成能量留下來。”
“因為這個世界上有太多殘酷的東西了，太多讓人失望絕望，甚至走不下去的時候。”半個世紀裡，他破碎過，也得到恩典，“依然相信前面有更好玩的事情在等著，有更好的風景。”
許巍50，這個年齡對他來說就是：好好活著。“從小時候第一次看人彈吉他，我好奇，到現在能寫幾張專輯、開演唱會，我還在做這件事情，我非常感恩。”
“原來的歌裡有很多自由，現在怎麼沒有了？”攝影師問。
“在心裡啊，你永遠的，你必須的，自由，永遠的追求。”許巍脫口而出，咚咚捶著胸口，“即使咱們是人，沒有絕對的自由，但是內心一定要有，一定要在，如果要沒有，就沒有辦法往前了，做音樂也沒意思了。”
“你一直在往前啊，你也一直唱：歡樂和悲傷，已不會再回頭。”我說。
許巍忽然鬆了口，舒展、快樂起來，“也說不準呢，也許我年齡再大一點，70歲，有一天，我可能會安安靜靜從第一張專輯開始，聽一聽，看這個人是怎麼過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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