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艾克拜爾·米吉提（哈薩克族）
臘月過半，很多人要回家過年。家，可能還在故鄉。故鄉，是出生地，是祖輩生活的地方。故鄉，還是一種早已浸透到你的血脈裡的語言。
也許是一種純粹的個人喜好，我自小對語言有一種特殊的愛好。每聽到一種新的語言，便會對它產生濃厚的興趣。遺憾的是，那是一個封閉的年代，沒有像今天這樣全面開放的時代環境，任何語言你都有可能足不出戶便可以自由接觸。所以，只能侷限於你所處的生活環境，有限地接觸語言。
有趣的是，我從草原爺爺奶奶那裡進城上學，開始學習漢語，不知不覺第一學期已經結束，我已經學會用漢語口語和同學們交流。寒假作業也完成得不錯。第二學期開始了，以一種ā、á、ǎ、à的拼音方式學習四聲發音方式，略顯枯燥，卻也十分有趣。那天中午放學，回家吃飯途中遇到一位維吾爾族同學，我們沿著路邊的小河走著，天氣暖洋洋的，嫩綠的小草已經冒芽，小河邊上一片淺綠，真是一片春意融融。此時的草原也應該積雪融去，冰百合已經開過，牧草已經開始泛綠。那是一種多麼美麗的曠野景色。你看看，春天已經到了。我對我的維吾爾族同學試圖用維吾爾語會話。你在說什麼？我的維吾爾族同學用疑惑的目光看著我。我又重複了一遍：kuk lam kal di。我的維吾爾族同學問我，你說的kuk lam kal di是什麼意思？我只好轉換成漢語對他說，是春天來了的意思。他一下笑了起來，對我說，維吾爾語不叫kuk lam kal di，而是叫Ati yaz kal di。我以為把哈薩克語kok tem單詞發音方式尾音濁化，便會成為維吾爾語，原來是我錯了。這時我笑了起來，維吾爾語競是這樣稱呼春天的，Ati yaz直譯過來是早夏之意，語言的世界真是奇妙無比。而今過去了五十多年，這一切依然歷歷在目。
我的父親是西醫內科醫生。他有一個習慣，喜歡把每一種新出的西藥處方揣在上衣兜裡，在家裡一有閒暇時便會把那些處方拿出來仔細瀏覽。處方都是用拉丁文寫成，同時還有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譯文。我當時就很好奇，這些處方為什麼沒有中文呢？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一天，我正在看《參考消息》，我的視線忽然被一篇文章吸引。是一位香港學者所寫。文章內容幾乎是在悲嘆，在一個1+一個0的時代，由於漢字筆畫複雜繁多，已經進入不了電腦編程，我們將落後於電腦信息時代。我發現自己從來沒有從這一角度想過這個問題，難道真的會是這樣？好在那時寫作我還面對的是15×15每頁300字的稿紙，所以沒有遇到太大困難，也沒有產生那種落伍的挫折感。
1995年夏季的一天，北京市政協組織委員參觀王永民的電腦公司，我記得是在北圖新樓座二層。第一次見到這位王碼五筆字型輸入法的發明者，對他充滿敬意。原來當那位香港學者幾乎悲嘆的同時，王永民卻在河南埋頭苦幹，探索漢字輸入電腦編程之路。現在很多人已經忘卻王永民是何許人也，但是，現行兩百多種漢字輸入法，基本源自王碼五筆字型輸入法。王永民這位飽受河洛文化的薰陶者，創造的王碼五筆字型輸入法，可以說是倉頡再世，其歷史地位怎樣評價都不為過。我至今珍藏著王永民親自簽名贈送的《王碼五筆字型輸入法》一書。而當時我正在和上小學的小兒子一起學習如何使用電腦，王永民的發明使我們如虎添翼。
2000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登上紐約雙子座摩天大樓的110層，忽然迎面遇到一位美麗的黑人姑娘衝我招手，過來，帥哥，買我的！她說。我一下驚呆了，她居然一口流利漢語，而且是字正腔圓的京腔！我問她，在哪裡學的中文？她不假思索地說，北京，芳草地小學。語氣中充滿了一種自信和霸氣。我當即就對同行的作家們說，咱們買這位姑娘的紀念品，就衝她這一口流利的中國話。同行的作家朋友紛紛解囊來買這位黑人姑娘展位的紀念品，大家一邊掏著美元，一邊心裡卻是美滋滋的，那叫一個心甘情願。2001年的9月11日晚上9點來鍾，我正在位於北京紅聯北村的家裡，漫不經心地隨意選看電視頻道，當無意間換到央視4頻道時，一幕畫面突然映入眼簾：一架客機在紐約早晨的陽光下，直接撞向雙子座東樓。火光霎時騰起，烈焰卷著黑煙襲向樓頂。不一會兒，又一架噴氣式客機撞向雙子座西樓，同樣的慘景映現在眼前。而我第一反應就是那位講著字正腔圓京腔的黑人姑娘是否安好。我在心裡暗暗地給她設計了無數種可能：那天正好是她的輪休日，她沒有來上班，所以就躲過了這一場劫難；那天早上她睡了個懶覺，沒有趕上準點的地鐵；那天早上，她的小汽車拋錨，沒有趕上準點上班；那天早上，她正在加油站加油，所以沒有遭遇那一幕；那天早上，她正在地下車庫找車位，所以還沒有來得及上到她在110層的展位，用一口流利的中文招攬顧客。總之，一千種可能，一萬種可能，那天早上她沒有在不幸遇難的3000多條生命的名單裡，那從樓頂縱身躍下的人也不應該是她。這些年過去了，這位美麗的黑人姑娘的個人安危一直以來是我心頭一個結。但願她平安活在人世間，講著她一口流利的中文。有時候，一個人就是一種語言的故鄉。
2004年10月，我隨中國作家代表團參加巴黎書展。那天隨團參觀凡爾賽宮，旅遊大巴的門剛一打開，幾位高高大大的黑人青年就圍攏過來，他們每人手上都拿著幾塊手錶，開口就對我說，大哥，買我的表。我很驚奇，隨口就問，在那裡學的中文，他們說，北京，二外。我一下樂了，北京二外的畢業生，在凡爾賽宮門口兜售手錶。我說，是什麼表。他們說，雷達表，深圳的。中國電子產品就是這樣隨著中文走向世界。
2018年1月，我和幾位朋友在法蘭克福落地，一路北上，途徑科隆，不知不覺間就進入了荷蘭（這裡的國界就是在高速公路邊上立著一塊藍色提示碑）。這裡已經落過雪。但是，除了林蔭底下，雪已融化，滿眼是一片綠色。這裡的草地冬天裡也是一片鮮綠，一群群的天鵝棲息在草地上，煞是美麗。朋友傅穹親自驅車一路為我們做著嚮導。在阿姆斯特丹風車溼地公園，一群群的水鳥起起落落，游來游去。風車卻在那裡兀自默想。有一層薄霧，卻沒有風。小傅把我們帶到一處荷蘭木屐展銷館。男主人開始用中文給我們講解荷蘭的木屐文化和生產技巧。這讓我很驚奇。我問男主人，你是在哪裡學的中文。他說，在阿姆斯特丹學的。我說是哪所大學？他說，不是大學，是夜校。這更讓我稱奇。小傅說，現在很多華人開辦了中文夜校，倒是方便了這些喜歡學習中文的人。這兩口子就是其中的中文愛好者。幾年前，國內來人觀光，小傅帶他們到這裡來，都是由他做口語翻譯。沒出三五年時光，兩口子已經學會中文，並且可以自己用中文講解了。為了表示對自學中文的這兩口子的敬意，我為孫女瑪麗婭、孫子巴特爾選購了兩雙男女兒童木屐，付款時發現在付款臺赫然擺放著支付寶，用手機一掃碼就可以用人民幣支付。這個世界真是變得越來越小。
離開阿姆斯特丹且行且住，一路南下，幾天後我們驅車來到巴黎。黃昏時分埃菲爾鐵塔華燈初上，一派妖嬈。不知怎麼那天只開放了一部電梯，排隊的人陣已成長龍。許多運動愛好者已順鐵塔鐵梯攀援而上。我們倒是有個約會，一位法國朋友邀請我們去吃晚宴。此時，時光已經不早，我們只好辭別埃菲爾鐵塔去赴晚宴。當我們坐在79層樓頂餐廳時，發現埃菲爾鐵塔就在眼前。小傅是德語專家，也精通英語，但是唯獨法語不通；而我們的法國朋友除了法語，英語、德語一概不講。善意的微笑和友好的眼神也能傳達情感，但是畢竟不如語言溝通那樣暢達。我們忽然想起手機上的百度翻譯軟件。於是，我們輸入中文，然後按鍵鈕譯成法文；我們的朋友輸入法文，再按鍵鈕譯成中文。這種交流雖然有點繁瑣，但畢竟有了溝通。偶爾也會出現“金山快譯”式的譯誤，我們只會會心地一笑，搖一搖頭作罷。我在想，軟件再好也不如硬件，要是我們會講法語，或者我們的朋友會講中文，就不會出現這種場景。艾菲爾鐵塔的燈光每隔一小時會大放異彩，我們欣賞著奇異的燈光照亮巴黎的夜空，就這樣緩緩交流著，倒也其樂融融。
2019年元旦，我是在辦公室度過的。那天史大姐過來洽談電影和藝術交流事宜，說著說著話題便轉到莫斯科現在很多小孩時興學習中文。她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好多朋友，就讓自己的孩子學習中文。這也是一個新的語言現象。有一次我在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下榻酒店，一位服務生主動與我用中文搭訕。我問他在哪所大學學的中文，他說他是在自學中文。我為他這種好學精神感動。年輕人喜歡學習是一種優秀品質，一個國度的年輕人喜歡學習，那這個國家一定會充滿活力。
2008年年中，我接任《中國作家》主編後，便提出了新的辦刊宗旨：用最優美的中文，寫最美好的中國人形象，為全世界熱愛中文的讀者服務。我想，這也是我對一種語言作用的特殊理解。
艾克拜爾·米吉提
哈薩克族、新疆霍城人，中共黨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作家出版集團管委會副主任，《中國作家》主編，中國作協少數民族文學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協第六、七、八、九屆全委會委員。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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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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