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賢掌權時, 為何努爾哈赤的軍隊就是打不進來?

程文順


這個題目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同理可以推論出,岳飛死後,為何金國軍隊就是打不進來?慈禧掌權時,大清為何就是亡不了?孫中山掌權時,為何日寇就是打不進來?

以上是玩笑,為什麼說是偽命題,從政治、經濟上來分析未免長篇大論,只從軍事方面來說一說,從時間線上來梳理一下同時期關係到遼東戰局的主要人物。

魏忠賢真正掌權的時間,不過是從天啟三年(1623年)到天啟七年(1627年)這四年不到的時間,

看看熊廷弼的時間線,明光宗泰昌元年,熊廷弼在瀋陽守住了努爾哈赤的進攻,穩住了因薩爾滸潰敗而動搖的遼東局勢。

天啟元年1621年的時候,熊廷弼被革職,袁應泰上臺,三月,努爾哈赤發動遼瀋戰役,瀋陽、遼陽被攻陷,袁應泰殉國,於是再度啟用熊廷弼。

天啟二年(1622年)一月,努爾哈赤發動河西攻勢,王化貞與熊廷弼不合,在王化貞軍事失敗後,放棄寧錦地區,退入山海關,隨後因此被捕,於天啟五年1625年被殺害。

再看另一位重要人物孫承宗。

天啟二年(1622年)孫承宗被任命為遼東經略,起用了袁崇煥,同時在關外築城。

天啟五年(1625年)八月,孫承宗告病回籍修養,要到崇禎二年才會復出。

還有孫承宗起用的袁崇煥。

袁崇煥在天啟六年到天啟七年之間(1626年-1627年)在寧遠和錦州抵抗住了後金的進攻。

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 ,袁崇煥受到魏忠賢排擠,辭官回鄉。

同時期的努爾哈赤在幹什麼呢?

天命七年(1622年)一月努爾哈赤擊敗遼東經略熊廷弼和遼東巡撫王化貞,廣寧、錦州、大淩河等大小城、堡失陷,明軍攜百姓退入山海關。

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努爾哈赤遷都瀋陽。

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努爾哈赤在連克大小淩河、杏山、塔山後進攻寧遠,圍攻兩天不克後撤退,轉手屠了覺華島。

1626年4月,努爾哈赤征討喀爾喀蒙古巴林部獲勝,七月染病,八月十一日在返回瀋陽途中病死。(此處有一些爭議,許多人認為努爾哈赤是在寧遠之戰中被大炮擊中後重傷而死,但目前史學界公認的說法是努爾哈赤死於疾病,這裡取學界說法。)

比對以上幾人的時間線可以看出,魏忠賢得勢的那幾年,熊延弼在此期間被殺,而熊廷弼本身是由劉一燝與江秉謙力薦才得以複用,與魏忠賢沒有半毛錢關係,最後也是由於魏忠賢迫害而遭殺害。

孫承宗在天啟元年已是兵部侍郎並主持遼東防務,當時魏忠賢尚未發跡,而最後也是因為不肯依附魏忠賢告病還鄉。

袁崇煥依照孫承宗的戰略進行推進,在取得勝利之後反而被排擠導致辭官,也是由於魏忠賢。

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等主持遼東戰局的人,一個都不是魏忠賢任用的,反而都是因為魏忠賢而被害或被貶的,不知所謂“魏忠賢知人善用,不會輕易換帥,更不會肆意妄為”體現在哪裡?

那魏忠賢誇耀邊功,是怎麼回事呢?

實際上,在1622年到1626年之間這四年左右的時間裡,努爾哈赤並沒有發動對明朝的進攻,滿清駐馬於錦州以北,努爾哈赤根本沒有進入寧錦的意圖,而且當時寧錦已被熊廷弼放棄,根本沒有大明的一兵一卒。而這段時間,正好是魏忠賢志得意滿之時,所以似乎看上去遼東局勢變得穩定起來,實際上呢,努爾哈赤怕了魏忠賢?

到了1624年9月,袁崇煥重築寧遠城時,努爾哈赤也始終沒有采取任何軍事行動,直到1626年一月,滿清才進攻寧遠,這四年裡,滿清沒有對寧錦地區採取過任何軍事行動。

如果寧錦地區那麼重要,為什麼努爾哈赤會不派兵佔領?這是因為滿清根本沒有要佔據寧錦的意圖,寧錦地區根本就不是什麼戰略要地,就算到了寧遠戰役的時候,努爾哈赤圍攻了兩天眼看無法攻克,於是決定撤退,撤退並不是撤圍,而是直接撤出了整個寧錦地區,再次把寧錦拱手相讓。

寧遠之戰明軍獲勝,固然值得稱道,但如果就此認為通過這一場戰役就打得滿清元氣大傷,從此再也不敢進攻,是不是有點太自欺欺人了?

從努爾哈赤到皇太極時期,滿清先後三次佔領了錦州地區,但三次都是主動撤退,既沒有派兵駐守,更沒有修築堡壘,寧錦地區對他們來說,實在沒有浪費兵力的必要。

不知所謂“遼東戰事,得以在天啟年間逐漸取得喜人的成績。”喜人在哪裡?錦州之外,還有200多里空地,大明在修地堡的事業上,任重而道遠,滿清隨時都可能來強拆。對於滿清來說,當時沒有佔據寧錦地區的必要,讓其成為無人區,成為戰爭的緩衝區,對於滿清是最理想的結果。你要築城就讓你築,城池是不能移動的,我想什麼時候打就什麼時候打,打下就把城毀掉,本來就要窮死的大明能不能耗得起。

努爾哈赤對明朝發起的攻勢,根本目的不在於攻城略地,只是劫掠資源,只要能偏安東北一隅之地,得到明朝的承認,成為獨立王國,對當時的滿清已經心滿意足。不管是努爾哈赤還是皇太極,都沒有實力滅亡大明,雖然清軍在點和線上能夠擊敗明軍,但並沒有實力將其擴展成面,它的體量完全不足以滅亡大明,如果沒有漢人的幫助,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即使清兵入關後也是如此。

大明的滅亡,只能是從內部被推倒,滿清、蒙古等外族都沒有這個實力。事實上,崇禎始終都有跟滿清議和的條件,但高傲的崇禎一次次拒絕了,甚至直到李自成進入北京後,滿清都沒有做出入關的決定,以八旗那點人,想要問鼎中原,實在是他們自己也不敢想的事情,誰能想到最後,撿了最大便宜的偏偏是滿清。

所以說,認為由於魏忠賢掌權,努爾哈赤打不進來的說法,就和魏忠賢誇耀邊功一樣的性質。如果說在魏忠賢掌權這段時間裡,明軍努力進取,野戰稱雄,收復了遼陽、瀋陽,那的確是值得誇耀的軍功,但在這幾年裡,明軍只是拼命在山海關外,後金並不想據守的寧錦地區築城,製造突出部,又有什麼好誇耀的呢?打個不怎麼恰當的比方,就好比玩電腦遊戲,靠修地堡把對手憋死在家裡,除非兩人實力差距懸殊,否則的話可能嗎?蔣介石倒是用過這招,還取得了成功,不過那正是因為兩者實力相差懸殊的結果。

再看到了魏忠賢死後,1628年5月,王之臣接替袁崇煥主管邊防事宜,於是明朝決定退守寧遠,滿清遂派軍再一次佔據錦州地區。但滿清仍然沒有佔據錦州城的意圖,仍是毀城而去。直到又過了4年,滿清進攻大淩河,圍城三月後攻破大淩河,還是沒有駐守,毀城而去。

這時,距離熊廷弼退入山海關,已經有整整十年,這次軍事行動後,滿清對寧錦地區又有十多年沒有采取大規模軍事行動,直到1642年再次大舉進攻寧錦,這時距離熊廷弼退入山海關已經有了整整20年,袁崇煥也已經死了13年之久,如果魏忠賢還活著,這十幾年中明軍沒有丟掉山海關,還是在寧錦拉鋸,這豈不是更值得誇耀?

這難道也是魏忠賢的忠魂依舊守遼東的結果嗎?

東林黨當然不是明朝的救星,同樣的,魏忠賢也不是,過分誇耀或貶低哪一方,都只是宣傳的需要。明朝亡國的原因非常複雜,它涉及到政治、軍事、經濟、外交乃至氣候等諸多方面的原因,並不是一個魏忠賢或一個東林黨所能承受得了的。

魏忠賢,也就只是個背鍋的,皇帝要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到五更,不要說天啟,連崇禎這樣剛登基的新君輕輕動個手指頭就能拿下他,大明的太監們,說到底,只是皇帝意志的代言人而已。


小院之觀


魏忠賢雖然無惡不作,但對國家軍事,還是比較重視的,不會輕易換帥,更不會肆意妄為,不輕易瞎整明朝兵部。(魏忠賢劇照)

畢竟只有國家在,國土穩定,宦官們才能逍遙快活。這一點,老奸巨猾的魏忠賢,自然明白。

朱由校繼位,改元天啟。魏忠賢跟朱由檢的乳母交好,兩人串通,以魏忠賢為首的宦官、逐漸掌握朝廷大權。

同時,朱由校能夠成功當上皇帝,也多虧了東林黨的鼎力支持,所以,在朝廷六部、內閣中,東林黨的正直人士,都能夠得到天啟帝的重用,擔任要職。

於是,在天啟初年,政局煥然一新,朝中大臣多是正直、有能力的大臣。在這些大臣的極力支持下,面對遼東局勢,先後啟用熊弼廷、袁可立、袁崇煥等優秀將領。使得遼東局勢,在天啟初年,大為樂觀。

對於這些將領的任用,以及他們對待後金的軍事策略,魏忠賢基本上沒有太多阻撓,這也使得、天啟年間的遼東局勢一度好轉。反而是東林黨的一些文臣們,相互內鬥、構陷遼東將領,使得遼東局勢進一步惡化。(魏忠賢與東林黨 劇照)

遼東局勢中,最為優秀的軍事將領袁可立,是被明清歷史選擇遺忘的人物。

因為有他的存在,才使得天啟年間,乃至崇禎年間,在遼東戰場中,明軍才有機會,大肆攻擊後金的軍隊,後金的努爾哈赤的囂張氣焰,才被得以壓制。(明末遼東軍事圖)

袁可立,是明熹宗朱由校的帝師,深得明熹宗信任。隨後迫於遼東戰事的危機,袁可立臨危受命,在登萊建立戰區,意圖從海上壓制努爾哈赤的軍隊。

在袁可立的積極調度下,明軍從海上、陸地發動積極攻勢,一度取得重大勝利,還收復了被後金攻佔的大部分遼南地區,打的努爾哈赤、毫無還手之力。

這是明末時期,僅有的一次主動進攻的成功戰役。

此外,袁可立積極策反後金的高級將領劉愛塔。劉愛塔,在後金漢人中,政治地位崇高,努爾哈赤也是極其欣賞他,甚至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他。但劉愛塔目睹了,後金殘忍對待漢族同胞,決心反抗後金,報效明朝。(策反劉愛塔 劇照)

於是,積極策反後金統治區域內的漢人,反抗努爾哈赤。後金區域內的漢人暴動,再加上袁可立的軍事打擊,一度使得後金岌岌可危。

趁亂之中,劉愛塔找了個跟自己酷似的金兵,把他燒死了,採用“狸貓換太子”之計,自己成功逃離後金。而後金的人一直以為劉愛塔為國捐軀,被燒死了,努爾哈赤十分惋惜,下令好生安撫後事。

後來,後金得知真相,怒不可遏,一直將這件事情當做奇恥大辱,對袁可立也是懷恨在心。這也就導致,在滿清編寫史書時,極力消除袁克立這個“可惡”的漢人,甚至為他大興文字獄。(袁可立劇照)

總體而言,在遼東軍務上,袁可立從大局出發,不參與黨爭,為遼東戰事規劃了一條正確的軍事路線,海陸兩棲作戰,安撫悍將毛文龍,調和各個邊關將領的矛盾,在後金內部策反投降的漢人,最終為天啟年間、崇禎年間的遼東戰事,勾畫了一條堅不可摧的軍事路線。

只要明朝將領,堅持袁可立的軍事路線,從大局出發,不在邊關抄家、鬧彆扭,鎮壓、消滅後金,是遲早的事情。

而此時,身在宮禁之中的魏忠賢,也深知袁可立的軍事才能,一直不輕動明朝兵部,讓袁可立掌握兵權,處理遼東軍事。因此,遼東戰事,得以在天啟年間逐漸取得喜人的成績。(魏忠賢與袁可立 劇照)

但在東林黨人的教唆下,袁可立不知不覺中,參與了黨爭,最終與魏忠賢發生了摩擦,被迫遠離兵部。而袁可立經此一事,意氣用事,不再參與朝中大事,最終看著自己親自規劃的遼東軍事防線、一步步崩塌。

最終,在天啟年間的後期,由於後來的遼東將領們,孫承宗、袁崇煥缺少袁可立的大局意識,調度無方,在加上朝中東林黨、閹黨內鬥,不顧遼東的軍國大事,使得明朝水師進攻一度被廢棄,導致遼東局勢逐漸惡化。


歲七夸父


瞭解一段歷史,不能僅憑影視作品或者主觀臆斷,這是不準確的!

對於魏忠賢,我們的基本認知很簡單,認為其是個大宦官,把控朝政,無惡不作,間接導致了明朝的日益衰落,直至滅亡!

然而,歷史往往不能只看表面!作為一個能架空皇帝,自稱九千歲的人,魏忠賢對於國家形勢有著深刻理解,他知道只有國家穩定,自己才能繼續逍遙,坐穩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的位置!所以,換位思考一下,魏忠賢是個政治奇才,當然這個“政治”方面,可能僅僅是為自己著想!



那麼為何魏忠賢當權時,努爾哈赤打不進來呢?有以下幾個原因!

魏忠賢注重對邊境的管制與防守!

朱由校的即位,魏忠賢的架空朝綱,沒有參與黨爭的東林黨正直之士構成了魏忠賢當權時代的序幕!俗話說得好,萬事開頭難!魏忠賢卻沒有體驗到這種苦,由於對自己定位的深刻認知,魏忠賢從始至終沒有對邊境將領下過手,反而大膽啟用熊弼廷、袁可立、袁崇煥等優秀將領,使得邊境局勢大為樂觀!尤其是袁可立,其作為帝師,在邊境把軍事才能展現的淋漓盡致,不僅讓努爾哈赤打不進來,甚至反打的努爾哈赤毫無還手之力!



魏忠賢注重經濟發展,積極穩定後方!

作為深謀遠慮的狠人,魏忠賢深知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他扼住國內經商者的命脈,對東南沿海地區設立工商稅,充實了國庫,解決了邊關防線的軍費物資,使將士們沒有任何後顧之憂,積極的保家衛國,守衛邊疆!




正是由於魏忠賢的這種“高瞻遠矚”,努爾哈赤幾次南下都無功而返,繼而不得不開進行另一種南下方式:掃蕩突擊戰術,就如日本鬼子進村一般,打劫一番就走!

可是隨著魏忠賢的倒臺、東林黨文人的勾心鬥角、邊境將士的加入黨爭,明朝命運的方向開始漸漸跑偏。另外,崇禎的疑神疑鬼、亂殺忠臣義士,加上“天公作美”、李自成農民起義、努爾哈赤的南下入侵,最終明朝走向了滅亡!



另:明末的天災可以稱得上是華夏農耕文明以來影響最嚴重的一次,可以稱作是毀滅性的打擊!這次天災時間之長,致使莊稼不長,甚至連草都不長了!受災的面之廣,許多受災人群不得不去搶劫,流民也越來做多,最終大饑荒還產生大瘟疫,加上李自成的農民起義,整個明王朝走向了滅亡!而滿清的入關簡直來作清掃戰爭!

明朝滅亡,亡於天災人禍!天災佔比最大!


逸峮品史


魏忠賢撐實權天啟帝七年間,女真軍隊沒能突破長城山海關防線侵入中原腹地,傾覆大明問鼎中原!原因有幾點,一當時的後金勢力還沒有強大到消滅明朝,取而代之的程度。只是在關外遼東地區作大!是一支新興的強大勢力集團!其軍隊雖有虎狼之勇猛,但不超過十萬之眾!對於強大的舊主大明國,還沒有能力滅而代之。其二,魏忠賢雖胡作非為,無知無畏,殘害忠良,辱文人東林黨人!獨覽朝廷大權,儼然是站著的皇帝!但無意間的幾個作為,確是對於大明國之存亡有其益處!加大對商人集團的重賦稅,減輕農民的賦稅!淡化腐儒思想,是至不能左右國家政策!雖然招至豪門大戶,文人集團及眾商賈的大力鞭撻,罵聲一片!但自古有造反的農民,沒有造反的商賈。是因為農民食不飽飢,生活在死亡線上,一點辦法沒有時才侹而走險,起義造反。而商人雖納重賦也不至於餓死人,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是不會冒被滅族的風險起義的!而農民苦不堪言,真到了無法生存是,真是畏不懼死。故就能揭竿而起,魚死網破。所以魏忠賢的仰商重農之國策確是使在天啟七年間,軍隊有足夠的軍費,以是戰爭機器能有效運轉,有效重挫了努爾哈赤的後金,是大明國得已生存延續。其三,當時的明朝還沒有被造反的李自成張獻忠等眾家反叛勢力,折騰的贏弱之極(炎炎)一息。以是這幾點理由確是明廷在天啟年間,滿清沒有成功入主中原,滅明國代之的根本。我個人認為,崇禎皇帝的剛腹自用,不容不同意見,君臣相互忌恨,在大事來臨時,眾臣不敢說話,崇禎武斷,才是造成國亡身死,滿清得志以登大位的根本。


秀才說歷史


魏忠賢,可以說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奸臣,可就是在明帝國大廈將傾時,此人卻被人稱為支柱型權臣,為何會出現這種畸形的說法呢?

魏忠賢,歷史上咱們都知道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壞蛋,貪汙受賄、殘害忠良等幾乎壞事做盡,但是就是這麼一個大壞蛋,為了自己的財富地位卻做了幾件在現在看來很有遠見的事。

魏忠賢在位期間,可以說是權利和皇帝幾乎沒有區別,朝野內外也因為其專權搞的烏煙瘴氣、民不聊生,但是這個人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自己的“不完整”,從頭到尾都沒有過反叛之心。在位期間,雖皇權旁落,但是魏忠賢卻將權利集中,避免地方擁兵自重,深知女真軍隊侵擾邊境,魏忠賢啟用名將不惜錢糧死守關寧錦防線,讓努爾哈赤軍隊止步不前。

其次明末年間國家財政緊缺,魏忠賢對沿海地區徵收商稅,雖然有部分流入自己腰包,但是一定程度的湊集了軍費,保證了軍隊的調配使用和充盈國庫。

再者魏忠賢知道東林黨人的腐儒思想不緊不會幫助明朝,反而會加速明朝的倒塌,當然也有個人的仇恨因素,魏忠賢大肆殘害東林黨人,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權利的分化,將當時明帝國僅剩的資源統一調配、統一使用,事後崇禎帝重用東林黨人的事實也證明魏忠賢的這一觀點也是正確的。


晴空喜歡笑呵呵


首先,我不是想要洗白什麼人,只不過現在的評論太一邊倒了,我只是想盡量的往中間說,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九千歲”魏忠賢的確不是好人,排除異己、陷害忠良,還貪汙受賄。明朝末年,進入小冰河期,氣候惡劣,農作物產量銳減。為了爭奪資源,地主階級的代表東林黨和皇室打的不可開交,說到底就是為了利益,不管文官們口號喊的如何響亮,如何冠冕堂皇,目的還是想爭取自己的利益。

魏忠賢當權後,搞出了工商稅、礦稅、茶稅海稅等,這些都不是針對普通百姓的,而是江南的世族和大地主階級,比如浙江一年茶稅就可以收到20萬兩銀子,而崇禎上臺後,只收了12兩。越有錢的人越不用交稅,而窮的叮噹響的人卻要多徵稅,這國家還怎麼玩?

天啟年間,因為天災,魏忠賢還減免了農稅,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他當政時明朝沒有發生過大的變亂,根據記載,只有一次農民起義。

萬曆年間,明朝和後金打了一場薩爾許之戰,明朝大敗,從此進入了被動防禦。但在魏忠賢當政期間,他相當重視軍事,他主張對後金開戰,購買了大量的火器,火銃,紅衣大炮等武器,還重用孫承宗、熊廷弼、袁崇煥、吳三桂和毛文龍等人。魏忠賢雖然貪,但沒有剋扣軍餉,保障了前線的後勤,確保遼東的穩定,這也就是為什麼他掌權時,努爾哈赤和皇太極根本打不通關寧錦防線的原因。

崇禎上臺後,殺了魏忠賢,重用東林黨,全面廢除了魏忠賢的政策,結果怎麼樣世人都看到了。


紅黑聖西羅


這個問題一看就是想讓人渲染一下魏忠賢的“英明神武”。就是說魏忠賢在天啟四年壓倒東林黨全面掌權後,大力征收商稅,在他“英明”的操盤下,九邊軍餉得到保證,大明的江山得到了延續,他的光輝讓努爾哈赤縮在關外不敢動彈,寧遠之戰後,努爾哈赤鬱悶而死,同時映忖一下崇禎的無能,主要內容就是崇禎這個“傻皇帝”居然收不上商業稅,和魏公公的能力就不是一個檔次云云。

這是故事的梗概,但是事實真的是這樣嗎?當然不是,我下面就來詳細說說。

首先,我要說的是在魏忠賢從來沒有確保過九邊軍餉的充足,我都不知道這是從哪得出來的結論,這個只要看看明朝兵部尚書王在晉寫的《三朝遼事實錄》和戶部尚書《度支奏議》就可以明白魏忠賢保證九邊軍餉的事就是胡說八道。

我們先來看看《三朝遼事實錄》,上面記載了天啟四年山海關一帶和登、萊諸鎮解運遼餉的數目,總共需要4884330兩,加上本色折銀後6267440兩,這是當年遼餉的費用。但是天啟四年底共解到遼餉4043600兩,加上浙江、直隸等處扣買米豆的費用和登、萊新兵費餉約95萬,共4993600兩,就當年所欠遼餉費用高達1273840兩,這就叫邊餉充足?


讓我們再來看看遼東鎮之外邊餉的發放情況,可以說情況也是相當惡劣,首先先給大家看一個數據,材料來源於畢自嚴的《召對面諭清查九邊軍餉疏》,天啟五年、六年、七年發給九邊(除遼鎮)的軍餉為2986810兩、1041004兩、1462775兩,有意思的是畢自嚴在說具體數目之前以“止發過”為前綴,顯然對除遼東鎮的其他邊鎮軍餉發放是不滿意的。

那麼大概缺多少呢?畢自嚴在下面列出了崇禎元年所需的各邊所需的軍餉,各位可以和以上三年比對以下,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注:在這兒我只算京運年例銀,如果加上客兵年例銀和馬騾銀恐怕缺口更大)。薊州鎮為426871兩、密雲鎮為365391兩、永平鎮為289866兩、昌平鎮為140232兩、易州鎮為146595兩、宣府鎮為125000兩、大同鎮為269638兩、山西鎮為133300兩、延綏鎮為433739兩、寧夏鎮為133795兩、甘肅鎮為197588兩、固原鎮為145813兩、下馬關為42372兩,手機計算機得出總共為2850200兩。

大家可以看到除了天啟五年所發放的298萬兩軍餉勉強可支付京運年例銀以外,天啟六年和七年,實際發放和九邊(除遼東鎮)所需差額在百萬兩以上。

看問題我們要追求多個角度,我們就以天啟四年為分水嶺,看看魏忠賢到底是讓九邊軍事財政狀況惡化了還是好轉了,這就又要讓大家看數據了,材料來源於畢自嚴的《詳陳節欠九邊年例錢糧數目疏》。

薊州鎮:天啟二年欠42150兩、六年欠181895兩、七年欠269624兩。

密雲鎮:天啟三年欠81000兩、六年欠196132兩、七年欠214391兩。

永平鎮:天啟元年欠100000兩、二年欠25300餘兩、六年欠198232兩、七年欠184866兩。

昌平鎮:天啟六年欠24550兩、七年欠87232兩。

易州鎮:天啟二年欠22700餘兩、六年欠80599兩、七年欠100326兩。

宣府鎮:天啟三年欠74831兩、四年欠16674兩、六年欠291156兩、七年欠179156兩

大同鎮:天啟三年欠112659兩、五年欠170242兩、六年欠439149兩、七年欠313237兩。

山西鎮:天啟三年欠銀51575兩、五年欠2178兩、六年欠177300兩、七年欠132300兩。

延綏鎮:天啟二年欠1746兩、五年欠92862兩、六年欠371269兩、七年欠260595兩。

寧夏鎮:天啟二年欠42989兩、五年欠8085兩、六年欠111722兩、七年欠34166兩。

甘肅鎮:天啟元年欠141371兩、二年欠46538兩、六年欠155377兩、七年欠111152兩。

固原鎮:天啟二年欠10431兩、五年欠1537兩、六年欠155377兩、七年欠111552兩。

大家看看這些數據首先天啟四年之後,這麼多的欠餉已經證明魏忠賢時代所謂的確保九邊餉銀充足已經是謊言,而且還能在數據中得出魏忠賢權力到達頂峰的天啟六年、七年,大部分邊鎮的軍事財政惡化嚴重,更不要說充足了。

我們再來看看魏忠賢收商稅的問題,明之所謂商稅即雜項部分。據畢自嚴的《召對面諭清查遼左缺餉疏》,天啟時期,“每歲所入雜項僅六十餘萬”。

而崇禎時期為多少呢?根據畢自嚴的《題覆加派數目疏》來看確實比天啟時少收了大概十萬兩,“完數不過五十萬九千五百有奇” ,大家想一想區區十萬兩的差距和九邊浩大的軍費比起來算什麼,何況崇禎時期和工商業鑲黃的關稅在天啟額度的基礎上又行加派,每年多派20萬兩,可以說天啟時期和崇禎時期所謂徵收“工商稅”的能力基本在伯仲之間。


魏忠賢時代所謂的確保遼東軍餉(缺口仍然很大)就是在本來很高的田賦之外,大量扣剋其他邊鎮的軍費去補助遼東,所謂挖肉補瘡是也。其次仍然是向百姓搜刮。

《懷陵流寇始終錄》:東事孔棘,有司惟顧軍興,徵督如故,民不能供,道殣相望。


就比如在天啟七年就一口氣搜刮了2178400兩,“趣各京省捐助搜刮等銀二百十七萬八千四百有奇”,而搜刮的對象無非就是各省直的人民,老百姓可謂是苦上加苦。


我再來說說魏忠賢對邊事的破壞,魏忠賢所扣克的九邊軍費不僅挖肉補瘡般的去往遼東,而且在其任內營造大工和生祠,也扣剋了九邊經費,導致了邊鎮軍餉狀況惡化。“天啟時,陝西巡撫喬應甲,延綏巡撫朱童蒙,皆魏黨,減餉以助殿工,軍民切齒”。

而在其修建生祠的過程中,其修建環節更是挪用了大量的“備邊銀”,使地方上的軍事財政失去彈性。

《烈皇小識》:自魏忠賢生祠該端,鹹取給於是,造祠者十之二三,餘皆入撫按司道囊中矣。


至於努爾哈赤自天啟二年廣寧之戰之後,沒有西進,真的是魏忠賢公公英明蓋世嗎?當然不是。因為此時的努爾哈赤正由於其錯誤的民族壓迫政策導致的,他的軍隊真在鎮壓遼東人民此起彼伏的反抗,如果有人說這是魏公公的功勞,這簡直就是對遼東人民血性的侮辱。

就比如說復州的遼東民眾一萬餘人不堪壓迫,舉行暴動,努爾哈赤命令代善和德格類派兵2萬鎮壓,“大貝勒率兵二萬前往,甄別復州之民,大行殺戮”。


遼西的大小淩河、義州、廣寧的反抗鬥爭此起彼伏,搞得努爾哈赤焦頭爛額,至少在天命十年,由於遼東人民的激烈反抗阻止了努爾哈赤的進一步對明攻勢,也為寧、錦防線的構築爭取了時間。

《滿文老檔》天命十年十月初四:我等駐紮之時,爾等尚如此殺我諸申而去,且置備棍棒。


而魏忠賢對邊事的破壞也是不容忽視,就比如說孫承宗,關、錦防線的構造者,就是因為魏忠賢一黨的排擠而難安其位,不得不離職。而代其上任的薊遼經略高第唯閹黨之命是從,這位庸才在上任後便要盡撤關外之民,龜縮在山海關死守,其中在被驅入關的過程中造成了大量死亡和軍事物資的浪費。

《明史·卷二百五十九》:乃撤錦州、右屯、大、小淩河及松山、杏山守具,盡驅屯兵入關,委棄米粟十餘萬,而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

而努爾哈赤就是覺察到了這種變化,百大舉攻明如若不是袁崇煥堅守孤城,局勢就有可能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事實上明末有才幹的三位遼東邊防統帥都湧現於天啟年間,分別是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但這三人或被魏忠賢集團罷官,或被排擠,可見該集團對明朝邊事的破壞。


所以,實際上魏忠賢集團不僅不能確保九邊的軍餉供應,他也沒有能力阻止努爾哈赤,阻止努爾哈赤的是遼東人民的抵抗和孫承宗苦心構築的寧、錦防線。

引用文獻:《明史》、《三朝遼事實錄》、《度支奏議》、《國榷》、《烈皇小識》、《滿文老檔》、《懷陵流寇始終錄》


論史


魏忠賢掌權時,是明朝官場最無恥的時候,明王朝的官員們為了巴結這位權勢熏天的閹宦,居然四處為他建生祠,為了拍這個“九千九百歲”的馬屁,還有監生建議在國子監建生祠,把魏忠賢與孔子並論,真是無恥之極!


看看魏忠賢掌權時都幹了什麼?

陷害皇后妃嬪

熹宗皇后張氏,被害流產。明光宗選侍趙氏被迫自盡,熹宗裕妃張氏為客氏所妒,以有孕之身被禁閉,絕飲食而死,馮貴人勸熹宗罷內操,被責為誹謗,賜死。

陷害東林黨人

天啟五年(1625年)魏忠賢借熊廷弼事件,誣陷東林黨的左光斗、楊漣、周起元、周順昌、繆昌期等人有貪贓之罪,大肆搜捕東林黨人。天啟六年,魏忠賢又殺害了高攀龍、周宗建、黃尊素、李應升等人,東林書院被全部拆毀,講學亦告中止。

監視官僚,製造冤獄

魏忠賢親自提督東廠,養廠役數百人,廠衛監視各個地方,觸角無所不至,上至上層人物的隱私,下至民間嬉笑怒罵,都很難躲過東廠的耳目,只要聽到對魏忠賢不敬的言語,不是死於非命,就是罷官削籍。作為封建專制工具的廠衛系統,在魏忠賢擅權時期,造成很多冤獄。


那麼魏忠賢掌權時,努爾哈赤為什麼打不進來?這應該感謝孫承宗與袁可立,並不是魏忠賢做了多大貢獻。

孫承宗,字稚繩,號愷陽,北直隸保定高陽(今河北)人。孫承宗曾擔任大同巡撫房守士的家庭教師,大同是當時邊城重鎮,孫承宗在教書之餘,喜歡和邊防老兵及低級軍官交談,詢問一些邊關防務的問題,這樣慢慢的對軍關防務有了瞭解。

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孫承宗中進士,步入官場。天啟元年(1621年),後金進攻遼東,遼陽、瀋陽被攻陷,朝中大臣認為孫承宗知曉兵事,推舉孫承宗為兵部添設侍郎,主持遼東防務。

孫承宗畫像

天啟二年(1622年),明熹宗在孫承宗的建議下罷免了王在晉的遼東經略之職,孫承宗自請為督師(如果說魏忠賢當權的話,這個可以看作是他的貢獻)。孫承宗上任後,選拔培養了如馬世龍、袁崇煥等一批文武將領,將遼海防務委之於登萊巡撫袁可立 ,與袁可立和天津巡撫李邦華遙相呼應。並修築大城九座,小城堡四十餘座,屯田五千多頃,安置戰爭難民近百萬,明末有名的關寧錦防線就是在孫承宗手上修築的!孫承宗坐鎮遼東的四年,“關門息警,中朝宴然,不復以邊事為慮矣。”因為孫承宗與袁可立的積極防禦,確保了山海關安然無恙,努爾哈赤不敢大舉來犯!

天啟五年(1625年),孫承宗遭魏忠賢一黨彈劾,於是請求辭官。天啟六年(1626年),努爾哈赤得知孫承宗辭職後,率軍大舉進攻,袁崇煥與滿桂、祖大壽等依靠昔日與孫承宗做的軍事準備將清軍擊退,取得寧遠大捷。

在這裡我想說的是,魏忠賢掌權只知排除異己,殘忍歹毒,孫承宗和袁可立在最後都被魏忠賢排擠出朝,可見魏忠賢對大明真的沒什麼貢獻可言!


草堂有春色


魏忠賢這個人,雖然是個宦官,多數評判他為罪大惡極,無惡不作。但不得不承認他在大明後期還是有舉足輕重作用的,也正是因為他在某些方面的正確作為,才會讓努爾哈赤的軍隊一直打不進來。


明熹宗在臨死前也是對魏忠賢有這麼一句高度評價“恪謹忠貞,可計大事”。可惜的是崇禎帝沒有看到他的這一點好處,反而將魏忠賢這個僅有點作為的高層人員幹掉了,這也是導致明朝加速滅亡的原因之一。下面看看魏忠賢掌權時的作為。

加收商業稅,降低農業稅


明末時期,代表商人階級的就是東林黨,他們都是治國無方窩裡斗的文臣,貪汙受賂成風,且心中無國無君,就連皇帝徵收商業稅都是以失敗告終,試想國庫空虛,百姓水深火熱,邊疆抵禦外敵的軍餉如何保證,百姓的生活如何保證。


而魏忠賢掌權時期,力抗壓力征收商業稅與降低農業稅,不僅減少了農民階層的稅收壓力,也是減少了農民起義的因素,更是加大了國庫經濟來源,保證了軍餉。使得明朝內部不穩定因素向好的一面發展。這也是為什麼魏忠賢一死,張獻忠、李自成、高迎祥為代表的農民起義揭竿而至,士兵倒戈一擊的原因所在。

啟用能臣、直臣,賞罰分明、積極地域外敵


魏忠賢掌權時期,雖然有些能臣、直臣都是與自己作對,但在外敵這方面還是做到了容忍清流官員的。諸如:兵部尚書趙南星、孫承宗以及兵部左侍郎袁可立、毛文龍等人,這也使得明朝軍事實力得到進一步的加強,此外,魏忠賢還將自己家的錢財捐出來支持遼東戰爭 ,可見此人還是有愛國之心的。


在賞罰方面,諸如:皇太極攻打錦州時,著名的東林黨人袁崇煥與監軍紀用一起下令不許出戰,任憑趙率教在錦州苦苦支撐危在旦夕,滿桂主動出擊冒死營救,造成寧錦大捷。魏忠賢也是論功行賞,罷免了畏敵不戰的袁崇煥。

總結:


以上幾點,也是為什麼魏忠賢掌權時,努爾哈赤的軍隊打不進來原因所在,要知道崇禎帝的無作為,以及明末後期的腐敗成風,如果沒用魏忠賢在這塊的貢獻,對於名存實亡的明朝來說,早就滅亡了!崇禎帝最後不也是後悔做掉了魏忠賢嗎?

所以說,魏忠賢個人的好與壞,無從定論。畢竟歷史是勝者所寫,立場不同評判也不同,不知道你們是怎麼認為的呢?


大山聊歷史


為什麼總有人喜歡胡吹魏忠賢呢?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就算你再厭惡東林黨,也沒必要捧著個垃圾當寶貝啊。歷史和人生都不是非此即彼的。

明朝在魏忠賢掌權那幾年沒亡,在崇禎上臺以後亡了,並不能論證魏忠賢的英明,反倒可能是前者的惡政促成了後者的捉襟見肘。

以財政情況而論。在魏忠賢主政以前,明朝的財政狀況尚且能夠運轉,遼東的糧餉能夠及時發放。要知道,對於前線軍事而已,糧餉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但是,在魏忠賢主政以後,明朝的財政情況惡化,出現糧餉普遍拖欠乃的現象。

根據《明熹宗實錄》的記載,戶部在天啟元年(1621)正月有所統計:

遼餉之數,自萬曆四十六年閏四月二十五日起,至泰昌元年月十七日止,共發銀一千九百九十三萬二千五百六十兩零。自泰昌元年十月十八日起,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止,共發銀二十五萬五千八百六兩,總計發銀之款二千□□□萬八千三百六十六兩。

短短几年內,明朝尚能籌到2000萬兩銀子用作遼東軍餉。但是,在天啟四年(1624)魏忠賢徹底握有實權後,情況出現了惡化。

明史學者林美玲在《晚明遼餉研究》中指出,天啟三年(1623)遼餉支出是628萬兩,天啟四年開始,遼餉支出數額萎縮到499萬兩,甚至出現連續欠餉的情況。

不僅如此,魏忠賢還挪用其他邊境的餉銀,彌補遼東的虧空。根據相關記錄,天啟三年其他邊餉是347萬兩,天啟五年(1625)縮減到298萬,六年(1626)是104萬,七年(1627)是146萬。

這種拆東牆補西牆的做法,顯然造成兩個問題:

1、其他邊境防務情況的惡化。例如,這一時期明朝還要面對蒙古林丹汗的擄掠。

2、其他邊境士兵的反叛。例如,陝西等邊就有士兵開始轉為流寇。

顯而易見,魏忠賢為明朝的滅亡做出了推進性的貢獻。魏公公大概就是死的早,所以可以張口胡吹,再讓他多活幾年也許能直接現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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