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黃巾起義至西晉統一天下，時間長達近一個世紀，在這漫長的歲月裡，大小戰爭連綿不斷，也可以說三國時代是一個戰爭的年代。《三國演義》主要反映的正是這個頻繁的戰爭年代，不過它不是照搬，而是經過作者天才的藝術加工，給人展示了一幅巨大的波瀾壯闊、五彩繽紛的戰爭畫卷，在這裡，我們著重談談其中的一些主要的藝術特色。
1.描寫各種各樣的戰爭，著重描寫具有決定性的戰爭。《三國演義》描寫的大小戰役和戰鬥有五百多次，但它著重描寫的是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彝陵之戰三大戰役，其中又以描寫赤壁之戰為主。通過寫這三大戰役便把其他戰役有機地連接起來，彙集成了一部魏、蜀、昊三國的興亡史。官渡之戰是歷史上以少勝多的著名戰例，是決定由曹操抑或由袁紹來統一北方的一次關鍵性戰役。作者把散在《三國志》的有關人物的傳記的零碎史料集中起來，加以剪裁、誇張，基本上如實地和生動地反映了這次戰爭的雙方決策和規模、過程。這次戰爭的藝術特色是：作者描寫了戰爭勝敗的諸種因素，如既寫人的因素，也寫物的因素；既寫必然因素，也寫偶然因素；在寫諸種因素中，突出寫偶然因素，寫偶然因素受制於必然因素，寫人的因素是決定性的因素。如在戰爭前夕，雙方的有識之士都對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作了正確的分析，以確定各自的戰略方針。袁紹的謀士沮授對雙方力量和有利、不利條件進行分析說：“我軍雖眾，而勇猛不及彼軍；彼軍雖精，而糧草不如我軍。彼軍無糧，利在急戰；我軍有糧，宜且堅守。
若能曠以日月，則彼軍不戰自敗矣！”智者所見皆同，曹操的謀士荀攸跟沮授的觀點是一致的，他說：“紹軍雖多，不足懼也。我軍俱精銳之士，無不一以當十但利在急戰。若遷延日月，糧草不敷，事可憂矣。”對待這正確的決策，袁紹和曹操的態度卻截然相反。袁紹聽沮授提出的計謀後，卻認為是慢其軍心，將沮授鎖禁軍中。而曹操聽取荀攸的計謀後說：“所言正合吾意。”在彼此相持階段，許攸截住曹操催糧書發現曹操斷糧是個偶然因素，但他建議“兩路擊之”,袁紹不聽，致失大好戰機，是必然因素在起作用，即因袁紹好謀無斷。後許攸因子侄貪汙案件牽累被袁紹驅逐便投奔曹操，是偶然因素，但曹操能用許攸之計，卻是必然因素在起作用，即他的多謀善斷。他用許攸之計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如他自選馬步軍士五千準備往烏巢劫糧時，張遼說：“袁紹屯糧之所，安得無備？丞相未可輕往，恐許攸有詐。”操說：“不然。許攸此來，天敗袁紹。今吾軍糧不給，難以久待；若不用許攸之計，是坐而待困也。彼若有詐，安肯留我寨中？且吾亦欲劫寨久矣。今劫糧之舉，計在必行，君請勿疑。”顯然，在官渡之戰中，作者明確地說明：這次戰爭的勝敗主要決定於人的因素，即曹操之所以打勝，是由於他的多謀善斷和所率的皆精銳之師；袁紹之所以戰敗，主要是由於他好謀無斷和內部不團結。
在歷史上，赤壁之戰是繼官渡之戰後的一次重要戰役，魏、蜀吳三國鼎立之勢由此基本形成。但這次戰爭並不激烈，時間也很短促，《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記述這次戰役很簡略：“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可見曹操退軍主要是由瘟疫之故。可是《三國演義》卻用八回(四十三回至五十回)的篇幅來描寫這次戰役，寫得有聲有色，熱鬧異常，緊張得很，可以說是全書描寫戰爭的藝術頂峰。赤壁之戰的藝術特色是：用絕大部分篇幅描繪人的活動，而所有的活動都是通過曹、劉、孫三方的矛盾鬥爭，特別是孔明和周瑜的鬥智比才和結合寫景抒情來體現的，這樣不僅塑造了周瑜、孔明、魯肅、黃蓋、曹操、蔣幹等一批栩栩如生、各有特徵的人物形象，把戰爭的規模、過程寫得很清晰、熱鬧，且使人有親臨其境之感。
在描寫人物活動時，還注意寫景抒情，使氣氛更為活躍。如：“宴長江曹操賦詩”,先描繪當時景色：“天色向晚，東山月上，皎皎如同白日。長江一帶，如橫索練。”這時，坐在大船的曹操“見南屏山色如畫，東視柴桑之境，西觀夏口之江，南望樊山，北覷烏林，四顧空闊，心中歡喜，謂眾官曰：“吾自起義兵以來，與國家除兇去害，誓願掃清四海，削平天下；所未得者江南也。今吾有百萬雄師，更賴諸公用命，何患不成功耶！收服江南之後，天下無事，與諸公共享富貴，以樂太平，最大的願望是：“娶二喬，置之臺(銅雀臺)上，以娛暮年。”醉後，他橫槊賦詩，自比周公，驕盈之極！作者描繪這些，不僅是為寫景抒情更主要的為指出曹操之所以失敗是由於他勝利衝昏了頭腦。彝陵之戰，是蜀、吳同盟破裂後雙方矛盾繼續激化的必然結果，也是蜀國由盛到衰的重要轉折點。在彝陵之戰裡，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個運籌帷幄的青年統帥的藝術形象—陸遜。陸遜是在劉備大軍壓境、吳軍屢敗、舉國危悚的時候出任大都督的。他先是實行戰略退卻，避開敵軍銳勢，嚴令諸將緊守隘口，不可輕敵，以待戰機，最後一把火營燒七百餘里，使蜀兵亂竄潰不成軍，劉備勢孤力窮迫得望白帝城而走。彝陵之戰的藝術特色是：表面上寫劉備來勢洶洶，所到之處，銳不可擋，好像勝利在即；但實際上卻寫劉備的失敗是必然的：由於劉備輕視陸遜，認為“朕用兵老矣，豈反不如一黃口孺子耶？”驕傲和愚蠢是相通的，正因此把兵力分散屯于山林之間，使陸遜得以用火攻之。官渡之戰寫偶然因素的作用，彝陵之戰就只寫必然因素的決定作用。對於劉備所犯戰略性的錯誤，智者早知其必敗，如馬良說明劉備屯兵情況後，孔明嘆說：“漢朝氣數休矣。”又說：“包原隰險阻而結營，此兵家之大忌。倘彼用火攻，何以解救？又，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拒敵者乎？禍不遠矣！”
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彝陵之戰是三國時期具有決定性的三大戰役，它既互相關聯又能承上啟下，由於抓住這三大戰役作為主線並使之和其他戰役聯繫起來，就顯得結構嚴謹、層次分明，把魏、蜀、吳三國的形成、發展和滅亡的歷史清晰地再現在讀者面前。
2.寫人的鬥力、鬥智，著重寫人的鬥智。上述的三大戰役就是這樣寫的：官渡之戰著重寫曹操如何多謀善斷、抓住戰機給袁軍致命打擊；赤壁之戰著重寫隔江鬥智，周瑜、孔明和曹操以及孔明和周瑜鬥智貫徹這場戰爭的始終；彝陵之戰著重寫青年統帥鑽遜如何智勝沙場老將劉備。不僅這三大戰役著重寫鬥智，其他戰役也大都如此。“攻心為上”,這是智鬥之上乘，“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妙策，《三國演義》寫了許多攻心之戰；劉備奪西蜀，是先結民心而後取之；呂蒙襲荊州，是先麻痺敵軍主將，進而瓦解敵軍之心，使關羽軍不戰而潰；孔明三氣周瑜，都是施巧計不使刀槍，終使周瑜氣死；諸葛七擒孟獲，也主要靠智鬥取勝，使“南人不復反。”還有許多鬥智之戰也寫得很精采：“司馬懿剋日擒孟達”和“武侯彈琴退仲達”’都是智戰之最妙的。前者是用兵神速，使孟達措手不及而被擒殺產後者是“擺空城計”以迷惑敵人，使司馬懿大軍不戰而退。姜維與鄧艾在秦川前線對壘，也是比才鬥智之戰，彼此勝負參半，其勝者都因其智或智在敵先。賈翊料曹操在擊退敵追兵後必無備，便鼓勵張繡率軍再往追擊，果打敗曹軍。通讀《三國演義》給人一個突出的感覺是到處鬥智、到處有機，如什麼“二雄不得並立”計，“驅虎吞狼”計，“疏不間親”計，“十面埋伏”計，“反客為主”計，驕兵計，詐降計，連環計，苦肉計，美人計等等。由於把這些妙計寫得很具體、很生動，故給人印象很深。這些妙計可以說是智慧的結晶，是具有感性的軍事知識，故明清以來，許多起義領袖都把《三國演義》描寫的戰爭當作活的軍事教材，用以指揮戰爭其影響是很大的。
- 3.寫戰爭的規律、特點，著重寫戰爭的特點。戰爭有其共同的規律。勝者，或因其強大，或因其指揮得宜，或因其內部團結敗者，或因其力量太弱，或因其驕傲輕敵、決策錯誤，或因其內部分裂。如果僅寫戰爭的共同規律，戰爭便會雷同。但《三國演義》在寫好戰爭的共同規律的同時，突出了戰爭的特點，故不僅使人有新鮮感，且能更好地反映戰爭的共同規律。戰爭是一個複雜的綜合體，它受著各種因素和條件的制約和影響，在具體戰役中根據具體情況突出其中的一個因素或條件，就能突出地體現具體戰役的特點，作者正是這樣善於描寫戰爭的特點的。如赤壁之戰，突出寫長江和霧、風等；鬥智，寫隔江鬥智；曹操橫槊賦詩，詳寫遼闊長江夜景，以顯示其目空一切的傲態；孔明奇謀借箭，就描繪長江的濃霧；周瑜火攻只欠東風：就寫孔明“借風”等等，因而突出了水戰即赤壁之戰的特點。又如“七擒孟獲”就突出寫險山毒水和惡劣的氣候。孟獲雖略有小計，卻難於與孔明較量，他所恃的是險山惡水和獨特的氣候，如瀘水之毒，炎天之熱，禿龍洞山嶺之險惡，還有四個毒泉—啞泉、滅泉、黑泉、柔泉等等。因此，作者著重寫孔明如何克服這些惡劣的地理環境和氣候，七擒七縱，終使孟獲心服，使“七擒孟獲”成為攻心戰”的絕唱。實與作者在寫個別戰鬥時，還突出描繪其人的性格和武器，以顯示每一次戰鬥的特點。如第十五回寫“太史慈大戰小霸王”,兩人兩條槍馬上馬下打得難分難解，突出了孫策勇而好勝的性格；第四十一回寫“趙子龍單騎救主”,憑著一條槍、一口劍，所到之處，威不可當，突出了趙子龍的無比忠勇；第四十二回寫“張翼德大鬧大長坂橋”,寫他在橋上橫矛獨立，又使從騎在馬尾上栓上樹枝往來奔馳，使塵土飛揚，曹操疑有疑兵而退，突出了張飛粗中有細的性格；第五十三回寫“關雲長義釋黃漢升”,當關公正要用拖刀計斬黃忠時，因見黃忠戰馬前失，掀在地下，便雙手舉刀猛喝：“我且饒你，快換馬來廝殺！”突出了關公不凌下的性格。由於把其人性格、武器跟戰鬥結合起來描寫，故能使之各有特點。總而言之，《三國演義》的藝術成就是輝煌的，它用矛盾交錯、千變萬化的故事情節，栩栩如生，各有特徵的人物形象，波瀾壯闊、五彩繽紛的戰爭畫卷，形象地再現一個大動盪的封建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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