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黨組書記、副主任陳清泰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
新京報兩會經濟策沙龍上，劉世錦、陳清泰、劉尚希共同探討民營經濟發展問題
2018年，民營經濟的發展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2019年，民營經濟依然是中國經濟改革的重點內容。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對2019年政府工作任務的部署多處涉及民營經濟，在宏觀調控方面，貨幣政策要加大對中小銀行定向降準力度，釋放的資金全部用於民營和小微企業貸款；在重點領域改革方面，其中一項任務為下大氣力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按照競爭中性原則，在要素獲取、准入許可、經營運行、政府採購和招投標等方面，對各類所有制企業平等對待。
民營經濟到底缺少什麼？如何消除所有制歧視？民營企業的需求如何解決？在3月8日新京報舉辦的兩會經濟策沙龍之“問道民營經濟”上，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劉世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黨組書記、副主任陳清泰，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對民營經濟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進行了探討。
劉世錦 不要按照所有制對企業分類
如何為民營經濟的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首先，我們以後不要按照所有制性質對企業分類，把企業所有制的帽子摘下來，這個標籤不要再貼了。對企業分類可以分成大型企業、中型企業、小型企業、微型企業，或者是某個行業的企業。
把企業所有制的帽子摘下來
現代公司制度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基礎，有一個原則是兩權分離——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現代公司是獨立的法人，與給它投資的所有者是完全可以分開的，不一定非得把投資者加到公司前面來，它有自己獨立的人格和地位，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特別強調這一點。
我們為什麼一直把企業和所有制掛在一起，分為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在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把所有制和企業掛在一起是市場經濟發展水平低的表現，市場經濟剛開始發展的時候，誰投資就是誰的企業。當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後，會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是交叉的。在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中，混合所有制是常態，不混合可能是個別的情況。
從現實情況看，要準確界定企業的所有制性質，也是比較困難的。企業產權結構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例如央企中有很多上市了，既有境內上市，也有海外上市的，很多外國的投資者都持有它的股份，國內大量老百姓也是投資者，嚴格意義上已經是一個混合所有制的企業，叫完全國企不準確。民營企業也有這種情況，有些是國資直接持有股權，有些穿透背後是國資。一個企業只有一個所有者的情況很少，不同的所有者進來，持股結構非常複雜，很難準確區分一個企業的所有制狀態。
為什麼要把企業所有制的帽子卸下來，要把所有權跟經營權分開？我國的國有制企業，具體操作是政府作為所有者進入企業，容易出現的問題就是政府既是宏觀調控者、市場秩序維護者，又是所有者。幾種身份由同一個角色承擔，很有可能把多種職能混淆，造成“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的情況。競爭中立就是制約國家作為所有者享受的超出一般所有者的特殊權力。我們能不能往前走一步，既是理論要求，也是現實要求，把企業所有制的帽子摘下來，更加符合實際。
支持企業做優做強，不要鼓勵做大
我們一直鼓勵國有企業做大做優做強，對民營企業也有類似的說法。能不能改改這句話，政府最多支持企業做優做強，不要鼓勵企業做大。按照市場經濟的基本原理，如果某個企業過大，很容易產生壟斷。政府鼓勵企業做大，對公平競爭可能產生不利影響。
行業類型不同，企業的最優規模也不同。在相當多的行業，由於特定的技術和市場特點，企業可以做得很好，但規模不大。比如，德國的許多“隱形冠軍”，企業規模不大，但產品在細分行業中市場佔有率很高，有其核心競爭力，可以穩定盈利。政府鼓勵做優做強，適合做大的企業自然就做大了。我們不反對做大，但做大的理由和基礎是做優做強。相反，如果政府特別強調做大，不論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容易出現問題。目前中國企業的負債率比較高，就是由於相當一部分企業通過借債來做大，其實很“虛弱”。
政府管理產業的方式應有所改變
另一方面，政府管理經濟的方式，特別是管理產業的方式，應該有一個根本性的改變。我們的政府機構過去長時間習慣於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發展起來後很不適應，遇到一個產業政策，順勢就拿過來了。如果把產業政策搞成不同程度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所謂產業規劃，總想“手裡有一把米”，還是“下指標、戴帽子、掛牌子、給票子”的模式，對產業發展到底起了什麼作用，確實需要反思。過去出現的一哄而上、產能過剩，由尋租引起的腐敗，都與這種政府管理產業的方法有關。
下一步改成什麼樣子？如果有些部門還要管產業的話，應當主要做好這麼幾件事情。最重要的是建設和維護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其次，可以培育一些競爭要素，例如高水平的勞動力、技術等。還有，政府部門可以發佈信息，也可以做研究、做評估，提出一些長期發展的展望。有些政府部門可能在某些方面知道得多一些，向企業和市場提供信息服務應當成為一項重要職能。最後，如果政府部門還要進行一定的管制，也應該是社會性管制，也就是管能耗、環保、安全和必要的技術標準，企業的技術路線、產品的選擇不用管。
陳清泰 擺脫“姓國姓民”糾結進一步解放生產力
回顧改革的歷程可以發現，較長時間以來，隨著民營經濟的發展，“國進民退”還是“民進國退”的爭論時隱時現，每一次爭論都是對經濟的一次傷害。隨著改革的進一步發展，我們應該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精神進一步深化改革，消除這些爭論的根源，進一步解放生產力。
所有制理論政策面臨新的突破
改革開放之後，“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在重要文件中不斷地重複和出現，有關所有制理論政策基本上定格在了這裡。我們實行的是漸進式改革，每一次改革的突破程度往往侷限在當時社會可以形成共識的水平，而這時期促進了經濟發展的改革一旦被固化，它就可能成為後續發展和改革的障礙。
目前的種種跡象顯示，此前的所有制理論政策改革紅利已經逐漸釋放，有待與時俱進的進一步改革。首先，現有理論政策自身的矛盾不斷顯現。“公有制為主體”就是指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佔優勢；“國有經濟為主導”，是國有經濟要在重要行業、關鍵領域保持控制地位。這些政策規定以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要起“基礎性作用”和後來提出的“決定性作用”的衝突日益明顯。在實踐中，這種政策規定給民營經濟發展在總量上設置了天花板，這也給民營經濟市場準入劃了禁區和紅線。
其次，國家政策在維持既有規定和照顧現實之間不斷搖擺。一方面保障國有企業控制經濟命脈、做大做強的政策不斷在強化，另一方面給民營企業平等競爭地位的文件頻頻出臺，比如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為了給民營經濟開創一個更好的市場準入環境，寫了一句“狠話”——國家非禁止進入的行業和領域，民營經濟可以平等進入。按照這個精神，2005年國務院發佈了“非公經濟36條”，但實施還沒有到位，2006年政府權威部門高調宣佈國有企業要在七大行業保持絕對控制、在九大產業保持較強控制，如果再加上金融、出版、傳媒等國有佔主體的行業，那麼還有多大空間可以讓體量已經超過一半的民營經濟來施展？全球金融危機之後，2010年為拉動經濟增長，國務院再次發佈“非公經濟新36條”，但真正落地卻很難。
在政策輪番調整，政策信號很不一致的情況下，“國進民退”還是“民進國退”的爭論前所未有地此起彼伏，民營企業缺乏穩定的預期，缺乏安全感，導致行為短期化。
要超越爭議，公平與效率優先
“國進民退”還是“民進國退”是個偽命題，但它反映的卻是市場的割裂。爭論的實質不是這個問題的本身，而是各類市場主體是不是具有平等競爭的地位，能不能公平地開展競爭。
國家的政策不應與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公平效率原則相沖突，各類所有制所佔的比重不是問題的實質，發展才是硬道理。除少數特殊領域外，各類企業在各個產業所佔的比重高一點或低一點是動態的，無需特別關注。我們不能把一些人為規定放到超越經濟發展的高度，不惜扭曲市場，降低效率，刻意追求。
現在，社會輿論、政府管理和涉及企業的諸多政策都打上了所有制的烙印，包括已經上市的公眾公司，每家企業頭上都有一個所有制標籤，被分做體制內、體制外，不同所有制企業在獲取自然資源、市場準入、特許經營權、政府項目、銀行貸款、資本市場融資等方面處於不平等的地位。國有銀行為規避政治風險，採取差異化政策。國有企業傾向在體制內交易，跨所有制的生產要素流動受到阻礙。面對這樣的政策環境、輿論環境，民營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感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缺乏信心，缺乏安全感。
要擺脫“姓國姓民”的糾結，進一步解放生產力
當前，需要遵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推進改革，從制度體制上實現政資分開、政企分開，使得國有資本投資參股企業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也保障政府站到市場中立的地位，對各類企業能夠一碗水端平。
進入新時期，一些高效民營企業快速成長，一些居民通過創新創業，個人財富不斷積累，一些居民合法性財產收入在增加。這些因素的累加，可能導致非公經濟佔比會進一步上升，但這恰恰是我國壯大中等收入階層所期望的結果。
今天，在向創新驅動轉型的時期，特別需要釋放億萬民眾求富創新的內在動力。如果堅持公平競爭、效率優先，突破姓國姓民的桎梏、對企業一碗水端平，將是生產力的又一次解放，從而形成經濟持續增長的強大動力。
劉尚希 用市場手段解決市場的需求
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需要拆分開來，融資難和融資貴是兩個層面的問題。融資貴更多是市場定價的問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率的確定是按照風險來定價。而融資難的問題，就涉及體制問題。企業有沒有直接融資、間接融資的通道？金融的開放性、金融競爭的市場性到底如何？監管是不是帶著標籤，在對金融機構貸款考核、問責的時候是不是帶有某種傾向性，這些方面都會帶來融資難的問題。
融資難的問題更多是體制性的問題
在正規金融體系中，民營企業要獲得融資很難，於是在正規金融渠道之外，出現了所謂的非正規金融體系，我們稱之為影子銀行。影子銀行就是在現有體制條件下，大量融資需求得不到滿足而形成的一種扭曲的、非規範的、野蠻的融資市場。這個“扭曲市場”的參與者不僅僅是一些民營金融機構，實際上也有國有金融機構參與其中，這些金融機構通過諸如表內轉表外、非標業務的方式來滿足民營企業的融資需求。
為什麼會出現影子銀行？從根本上說是需求導致的。企業有融資需求，市場就會想方設法去滿足這樣的需求，儘管現行體制不一定允許，或者是處於灰色地帶。影子銀行是一種扭曲的融資方式，監管也沒有到位，是完全自發形成的，顯然這其中就出現了很多風險。但是，這些風險和影子銀行本身不是一碼事，要將二者分開，正規的金融機構也會產生風險。至少影子銀行是市場的力量自發形成的，滿足了融資難的市場需要。如果正規金融、體制內金融能夠滿足現有需要，影子銀行會發展起來嗎？不太可能。融資難的問題更多是體制性的問題，涉及金融的開放性、金融的市場化改革以及金融監管。如果這些體制性的問題不解決，融資難沒有辦法解決，其他辦法都是治標不治本。
融資難實際上又加劇了融資貴，民營企業的資金是通過很多通道來獲取的，在資金“繞著走”的過程中，成本就高了，通道的每一個環節都要有利潤，這樣就會提升融資成本，所以就出現了融資貴的問題，甚至衍生出了高利貸市場。
金融市場要開放，門檻要高
我國現在存在一個悖論的現象，一方面金融發展很快，金融業淨產值佔GDP比重是世界第一，另一方面又存在深度的金融抑制。金融市場為什麼不能發育起來？這是體制問題。
首先要開放，如果能有更多金融機構發展起來，很多分層次融資、貸款的需求就有可能解決。現在這樣的格局不發達，類似於網商銀行這樣的銀行鳳毛麟角，他們專門服務中小企業，通過科技手段降低運營成本，沒有放貸員、沒有網點，通過風控把不良率也降得很低，成本也很低，效率又很高，就可以盈利。如何通過市場手段解決市場需求問題，這是最重要的。大家說中小企業融資是世界性難題，在現有的條件下確實是，但其中的一些問題，比如規模化、信息不對稱的問題，網商銀行不是解決得很好嗎？已經有樣板擺著了，所有金融機構應該大力發展金融科技，用技術手段解決這些問題。
金融市場要放開，讓更多機構進入，當然這個門檻要高，標準要高，不能把不具備能力的機構都放進來。現在有的民營企業願意進入，比如互聯網金融、P2P，監管可以提出更嚴格、更高的要求來進行引導，不能出了問題一竿子打死，開始監管不到位，等到它出問題了就地槍斃，這不是引導，監管應該是事前引導。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以市場的手段、市場方式來滿足市場的需要，這樣才有金融體制的改革。
我們的金融監管，要從“唐僧式”念緊箍咒的監管，變成“如來佛式”的監管，就是你有本事翻跟頭，翻十萬八千里還在我手掌上，風險是可控的。監管部門把宏觀金融風險控制住了，微觀的交給市場，個別金融機構因為風險沒有把控好出了問題，由它自己承擔。這樣“如來佛式”的監管，給金融創新留出空間。
還有利率市場化的問題，現在利率市場化已經到位了嗎？價格是完全由市場決定的嗎？還有很多行政干預的因素在裡面。還有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問題，現在的金融市場是割裂的、互不相通的，根本不是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這也涉及體制問題，不同部門分管一塊，“幾龍治水”，市場不能統一。
新京報記者 顧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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