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覺，這已經是新中國成立的第7個十週年。
我們不禁想回放一下，作為意識形態最高級的表達，電影在這70年當中到底扮演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單據電視劇方的統計，今年就有34部獻禮劇在北京電視節目春交會上展映，有講述新中國的革命歷程，也有講述青年一代砥礪前行的，更有講述時代變遷的個體成長……、
而今年計劃公映的電影項目中，更有《解放了》《中國機長》《攀登者》等多部獻禮片。其中，《中國機長》的幾位主演也創造性地登上了2019年的央視春晚舞臺，借春晚的影響力亮了一次相，這也是春晚第一次公開宣傳電影。
《中國機長》劇組亮相春晚
在中國電影的舞臺上，主旋律式的獻禮片一直都佔據著重要位置。
主旋律電影曾有著各種各樣的定義：如：
“三性統一”——藝術性、思想性、觀賞性，“百花齊放”，“二為”——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三貼近”——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弘揚時代精神”等。而獻禮片作為主旋律電影最集中的產地，它是迄今為止唯一由中國人創造的一種電影拍攝手法。它是一種帶有目的性的，以歌頌執政黨為目標，走又紅又專路線的“主題性明確”的影片。
作為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產物。一定意義上，它的成長和發展，代表了整個中國政治、社會風貌的變化和發展。
根據國家新聞觸感廣電總局電影局發佈的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電影票房在達到了歷史性的606億元裡，其中票房冠軍《紅海行動》就收穫了36.48億元人民幣的高票房，佔據2018年全年票房總額的33%。
《紅海行動》
無獨有偶，另一部現象級的《戰狼2》，則在2017年的全年票房上佔比56%。
這不得不讓人們開始認真審視這個帶有中國特色的、主旋律的、激揚著愛國情懷的一系列影片。
但是在一段時期之內，至少在2010年之前，“主旋律”、“獻禮片”並不受人“待見”。2004年備受關注的《張思德》，就僅僅取得了2900萬的全國票房。
《張思德》
那是因為一直以來人們對這類“說教式”的獻禮片有著嚴重的刻板印象。
多數主旋律電影習慣性的主題侷限、先驗的主題表達，以及向黨政部門“獻禮”的功能性設計，都讓這類影片帶有明顯的說教式意味以及概念式先行特點，藝術創作的空間也大打折扣。
2010年是一個分水嶺，以《建國大業》為代表，《建黨偉業》、《湄公河行動》緊隨其後，集中發力，重新為主旋律電影開闢了一個市場。
“獻禮片”、“主旋律”這兩個詞是什麼從當初的唯恐避之不及到如今的全民狂歡？
回顧主旋律獻禮片的歷史，我們大概可以追溯到
1959年。當年，為了迎接新中國成立的第一個十年，電影工作者們奉上了一大批獻禮之作，代表作品有《林家鋪子》、《五朵金花》《林則徐》等，被電影史學家稱為“難忘的一年”。
《五朵金花》
1979年，《小花》中把人性的思考與戰爭結合到一起的理念引起了大眾強烈的興趣。
接著，1982年上映的《牧馬人》又再一次把人性與家國結合到一起，然後迎來了後來革命歷史片的創作。
1989年，《開國大典》、《百色起義》、《巍巍崑崙》等一系列影片的上映一定程度上將獻禮片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
1991年，《大決戰》三部曲的上映，更是將主旋律電影的意識形態地位拔高到一定地位。
再然後，便是《橫空出世》、《國歌》、《我的1919》等獻禮片，主人公由歷史人物開始轉向普通大眾，畫面也由當初的輝煌壯大逐漸開始寬泛到人性、細節等領域。
2000年，以張建亞為首的一眾導演開始嘗試將商業類型電影機制引入獻禮片，《緊急迫降》、《沖天飛豹》、《黃河絕戀》等影片開始大規模進入市場。
2009年，《建國大業》、《天安門》等40餘部國慶60週年獻禮片在全國展映，其中《建國大業》更是在與好萊塢電影《2012》同檔期競爭時，取得了4.6億元的高票房成績，名列2009年票房榜第三名。
回顧這些經典的電影，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它延續至今的唯一不變的一條脈絡，那就是塑造英模人物，塑造偉大榜樣。
亦或者是追溯建國史上的重大歷史事件，紀念那些難忘的時刻，以此來達到一種弘揚正能量的效果，
穩定人心，弘揚國威。從1990年中期到新世紀初期，中國電影整體票房已經下滑到不足10億人民幣，其中一半以上還是來自分賬發行的進口美國電影。主旋律電影的傳播遭遇了市場危機的嚴峻挑戰，大量的主旋律電影只能通過電影頻道與觀眾見面。
《黃河絕戀》
它們缺少的不是精良製作的態度，而是一種與觀眾溝通的熱情。
正是在這種市場的壓力之下，“主旋律電影商業化”“主旋律電影藝術化”成為許多創作者努力的方向。
“新主流電影”的概念最早是在1990年11月下旬的“中國青年電影作品研討會”上被提出過，主要表達了當時一群年輕導演群體試圖改變電影創作現狀和發現中國電影生機的一種強烈願望。
我們可以清楚的發現，2010年之後，電影創作者們在面對主旋律電影時從當初的無從下手到現在的百花齊放，其中視覺效果的奇觀、情感化的表達、平民視角的變化、以及情感的多層次表達都曾達到了最高潮的爆發。
同時，在主旋律電影的投資主體、導演和演員的選擇上，電影審查有關部門也都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和寬容度。
但事實是，《建國大業》等影片在觀眾的感同身受層面上仍然缺乏共鳴。一些獻禮片開始採用大明星、大製作、大營銷等商業策略，但這種創作方式也很快被觀眾熟悉，新鮮感也逐漸降低。
更關鍵的問題是，這些商業手段的運用與這些電影作品題材和主題上的嚴肅性、人物角色的定調產生一定的衝突。
如何平衡主題的嚴肅性以及商業手段的娛樂化，如何與觀眾構建真正意義上的良性互動，成為當下電影創作者最直接的訴求。
從這些年“新主流電影”的身上，我們確實發現了我們的進步與侷限。
不管是在《中國合夥人》，還是在《戰狼2》中，故事一般都要建構出一個蠻橫的“假想敵”，比如美國，最終主角戰而勝之。事件經過主角的淨化從逆境開始走向順境，最終的結果就是勇者勝、強者勝，中國勝。
《中國合夥人》
其次，影片在人物塑造上開始著力在普通人的刻畫上面，不論是《戰狼2》裡的冷鋒，還是《湄公河行動》中的方興武，亦或者是《無問西東》裡面的沈光耀等。
他們身上最大的特點就是有弱點，正在遭遇命運的不公和主體的排斥，但最終他們都會選擇一種對國家、對社會、對道義的擔當。
這種人性的弱點，加之最後的人性擔當，都讓觀眾感受到角色的立體性與立體性，從而拉近了溝通與共鳴。
再來，從《智取威虎山》開始，主旋律電影更是走向了一種視覺奇觀的頂峰，不論是在時空設置的“追憶”層面上，還是在封閉式的場面設計上，把歷史的慘劇轉化為一種通關式的智鬥遊戲，這樣的故事走向已然跳離出傳統的主旋律走向。
我們不禁慢慢發現，“主旋律電影”已經悄然成為我們電影消費的主力軍，已經被國人所接受。
但面向國外呢？我們又會發現我們電影骨子裡的刻板。
我們瘋狂地創造假想敵，瘋狂地填補一些表面想象力，在傳統的儒家和“自由、平等、博愛”面前，我們又迷茫了。
文化價值觀的不對等，讓我們關起門來自嗨的勇氣，在打開門的一瞬間就被破功。
未來面向世界的重任，還需要電影工作者構建起電影文化的“通用體系”，用電影語言和藝術訴求真誠對話，打開國門走出去或許只需要一個光影的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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