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扶貧官員是如何“被迫”成為農民的?

新京報訊(記者 田傑雄)在北京有機農夫市集上,成鵬飛每年西瓜、玉米的上市時間都要比一般市場上晚一些,一如他本人真正開始當農民的時間也落後於大多數農民,甚至落後於那些返鄉青年。從地方縣政府的公務員,到親自下場當農民,成鵬飛用了十幾年。他自知仕途從不是他的歸處,可投身農業卻也不是他的主動選擇,好在這些年裡他在農場裡找到了些許自在。到了人生下半場,成鵬飛與農田,總算碰對了脾氣。

一位扶贫官员是如何“被迫”成为农民的?

成鵬飛看起來像個地道的“老農”。受訪者供圖

扶貧官員 改當農民

“大家看我的手像一個公務員的手嗎?”

上個月底,成鵬飛在中國農大人文與發展學院和食通社主辦的關於小農戶與市場對接的論壇中,以一位當過扶貧官員的生態小農的身份,講述了自己投身於可持續農業的故事。

從遠處看,他伸出的手又黑又柴,只有指甲面部分帶著些慘淡的白色。整個人的頭髮有些花白,膚色也接近黝黑,若不是說著一口普通話,旁人或許真以為他是土生土長的農民。發言中,成鵬飛總自嘲說自己長得著急,年紀大,現場有人猜測他的年齡,沒有一個人猜得對。

一位扶贫官员是如何“被迫”成为农民的?

公務員與老農對比圖。受訪者供圖

實際上,這位“老農”剛過50歲,真正從事農業的年頭並不長,滿打滿算不超過十年。多年前也曾留下過西裝革履的照片,看上去精神、幹練,文質彬彬的氣質像個學者,也符合他早年的身份——華北某縣一名公務員。

1999年,而立之年的成鵬飛被提拔為副科級幹部,調到鄉鎮後沒兩年落下了腰間盤突出的病根兒,再申請調回縣內扶貧辦後就未被安排任何職務。時逢致力於消除全球貧困的公益性國際組織國際行動援助(ActionAid International)轉型,當時的項目發展示範區在中國只有成鵬飛所在縣內一處,援助組織幫助政府扶貧,建立生活農業相關的配套設施。“閒人”成鵬飛為同事幫忙和行動援助合作,一來二去便以政府公務員的身份加入到組織中。

遙想當年,成鵬飛覺得自己確實不適合走仕途,也確實沒有找到機會。援助項目則成了一個契機,它一步一步教會他如何真正工作,做計劃、做監測,將他從閒適卻難有歸屬的工作裡解脫出來。

可加入進行動援助的成鵬飛,並沒有就因此直接成為了農民。

兩次好奇 促成轉變

真正促使他成為農民的,其實是他三十而立之後的兩次好奇。

“我這人對什麼都好奇,就想看個究竟,國外的機構來到中國是不是有啥目的?”最開始接觸的資料都是英文的,成鵬飛英語一般,但也要對照著詞典,一個一個查清單詞的意思。在親身參與到包括食品安全、飲用水、牲畜飼養和婦女健康等參與式扶貧項目後,成鵬飛開始覺得這個組織有點兒意思。

而可持續農業其實是行動援助所開展項目中很小的一個主題,只是關於食品安全下的一個小分支。如果說成鵬飛因為參與項目,而將一腿邁入了農業圈兒或許言之過早。

直到2005年,已經作為項目官員的成鵬飛能和土壤真正打交道的機會都非常有限,雖然大多數時候和農民們在一起,嘗試著去了解他們的生活,接觸到與農業有關的問題,可對於真正農田的認識,成鵬飛的印象還停留在農村中度過的幼年。

如果說成鵬飛在這個被動學習的過程中,有過那麼一點自己的想法,那麼這個時間點應該是2005年。當時,他引發了對可持續農業的好奇。

當時派了技術人員到雲南進行一個名為農民田間學校的為期三個月的培訓,想去卻沒去成的成鵬飛只能通過被派去的小夥瞭解培訓情況。回憶時他坦言,其實那時候對可持續農業一點兒都不瞭解。

去培訓的小夥告訴成鵬飛,在雲南時他們和當地老農民做了一個實踐比賽,以無農藥、無除草劑、無化肥的作物去和農民正常耕作的作物對比優劣,“結果‘三無’作物品相難看,還被蛀滿了蟲眼。可是雖然聽他這麼說,我也又翻了一下小夥帶來的項目資料,才知道其實計劃中期望的結果並不是這樣,而且這樣的農作過程其實對於環境和生產者都本應是更好的。”

能夠更有益於環境的種植方式,不應該只是慘淡收場,如果真的種好了會是什麼樣?

成鵬飛想知道答案。那些後期實踐中,因為方式方法操作不當被叫停而沒被撒在田間地頭的種子,最終都撒在了成鵬飛心裡。

一次吹牛 一次無奈

2009年,行動援助從縣內退出,彼時縣中大多數地區村莊的基礎設施條件、農民認知等方面有了改善。退出前夕,成鵬飛和自己當時項目的中國辦公室主任張蘭英吹牛,說自己要做一個像行動援助一樣的NGO(即非政府組織),但從沒想過這句玩笑話真的成為了一句預言。

行動援助最終退出時,張蘭英再次提起農民希望繼續得到帶領、支持的願望,“可當時的自己其實根本拉不到資金,行動援助則表示這個項目可以大家一起搞。”

一位扶贫官员是如何“被迫”成为农民的?

成鵬飛和妻子與原行動援助中國辦公室主任張蘭英女士合影。受訪者供圖

2010年,一墩青農村社區發展促進會,及一墩青永續農耕農場相繼成立,成鵬飛這才當上了半個農民。他提起這段經歷,除了自己吹過的牛,也會表示自己還有一些小小的“私心”。“家裡孩子和妻子的健康相繼出現了問題,我是真的很想讓家人吃上安全放心的食物。另一方面,之前擱淺的可持續農業計劃,我還是很好奇,種出來食物,是什麼樣的,所以想試一試。”

一開始,成鵬飛與和理事和64個會員一起探索協會的業務與出路,經過半年多的探討,決定立足農民的本業,走可持續農業的示範之路。協會名稱中提到的“一墩青”是一種當地傳統的卻幾近瀕危的馬鈴薯品種。

可如果要做可持續的農業並沒有那麼容易。成鵬飛嘗試做可持續的農業記錄,又做分享會,可並沒有多少人響應。

“大家都不願意做,說這個風險太大了。” 成鵬飛回想時會覺得很理解,“這是一個很現實的挑戰,農民本身收入就少,抵抗風險的能力很差。所以在沒有任何保障的情況下,他們不願意去做任何新的嘗試。”

直到2013年,農場維持不下去了。農民們雖然可以陸續退出,當初承包下來的100畝土地,卻是簽了20年的合同。違約便意味著,全部的違約金將由成鵬飛一人承擔,“再加上之前沒有完成的可持續項目,我也是個很惜地的人,真的也是不忍心讓這地這麼荒著。所以一咬牙就想自己把這事做下去。”

至此,2014年,成鵬飛終於算是成為了一名真正的農民,雖然是因為被逼到了牆角。

重選一回 還走這路

但所有事不是破釜沉舟就可以成功。更何況成鵬飛選擇的是生態小農,這種不添加農藥、除草劑的“高難度”模式。

一位扶贫官员是如何“被迫”成为农民的?

一墩青農場種植的藜麥。受訪者供圖

2014年,成鵬飛開始在農場種植藜麥,雖然長勢喜人,但最架不住有風,稍一有風吹草動,地裡一準兒要倒下一撥藜麥,籽粒長得也不算飽滿。

成鵬飛觀察後才發現,每個藜麥稈上總少不了兩三個洞,“其實是蟲子咬開了底端的藜麥稈,把卵產了進去,等小蟲子長大後又會順勢向上,在高處打洞鑽出,久而久之,藜麥就成了空芯稈。”

農藥、殺蟲劑自然是不能使用,於是成鵬飛借鑑了農友的辦法,將藜麥的種植期錯後兩個月,也就完全避開蟲子的產卵期。

一位扶贫官员是如何“被迫”成为农民的?

成熟的藜麥。受訪者供圖

“再比如我們這裡有種蟲子,叫黑絨金龜子,那可是個特醜特厲害的黑傢伙,每年五月初到中旬就會鑽出洞裡開始產卵。西瓜的葉子是它們最喜歡的,往往一片還不夠他們塞牙縫。但其實只要打一個時間差去錯開這些蟲子,問題並不難解決。”

而這也成為了成鵬飛農場作物們晚於市場上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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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收的西紅柿。受訪者供圖

如今成鵬飛每年有六到八個月都在農場,七十多歲的父母也隨他搬到了農村,迴歸了農田。

而不在農場的日子,他又會出現在跑銷售、加工的路上,期間還要帶著村裡一些農戶做生態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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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鵬飛的父親與收穫的土豆。受訪者供圖

去年這一整年,對於成鵬飛來說,真正能夠放空休息的,也只有大年初一到十五這半個月。多數時間裡,他每天六點下地幹活,直到十二三小時後,太陽落山時才會回到室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更久之前,成鵬飛從未想過會過上這樣的生活。

十幾年過去,曾經在仕途中與成鵬飛共同工作過的同事們,早已走上了領導崗位,新京報鄉村頻道記者問他,如果不來當農民,是否也能如他們一樣,過上看似安穩的生活。成鵬飛聽後,特別短暫地想了一下,只回答“很難說”。

他似乎不覺得有一丁點遺憾,“我一直以來確實對當公務員沒什麼興趣,也更願意親手去挑戰一些事情。所以就算我去踏踏實實的當公務員,也未必會有現在自在。重選一次,即使可能還是面臨這種被動的選擇,我還是會再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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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穫的季節,農民在農場裡割鷹嘴豆。受訪者供圖

說出這些話的成鵬飛與上月底在論壇上伸出手,給大家看時的成鵬飛,像是兩種狀態。論壇上因為做演講,他很興奮,直言“不會有人是一開始就願意種地的”,可是在採訪中,他的語氣卻愈發平靜,似是真的找到了歸屬,“儘管農業真的很辛苦,可是你能看到你種的東西一天天長大,手拂過它們的時候會覺得滿足。”

不久前,成鵬飛和原來的朋友們一起吃飯,話題從原來聊一聊工作、職位的變化,變為了農業、食品安全,提到這個,成鵬飛有些開心,似乎周邊的人也對吃的東西越來越關注了。

“可朋友們也都說,我不但說話都三句不離農業,連走路都像農民啦。無論是褒是貶,隨它去吧!”

校對 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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