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的張大可教授說過：“三國鼎立形成的歷史原因是極其複雜的。就根本性的歷史原因來說，東漢末年軍閥混戰所形成的三分人才均勢和三分地理均勢是兩個最重要的因素。漢末戰亂形成的‘人才三分’是‘時勢造英雄’。如何平亂世，人謀規劃了三分之局，則是‘英雄造時勢’。兩者相輔相成，互為因果，而總趨勢，則是前者為因，後者為果。即三國鼎立是人謀所結之果。也就是說，人謀在三國鼎立形成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東漢末年，各地的軍閥割據一方，混戰中曹操的勢力發展最快。公元203年，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政治上取得巨大優勢。官渡之戰之後，曹操統一中國北方。公元208年，赤壁之戰中，孫權、劉備勢力結盟，大破曹操軍隊。至此，形成三國鼎立之勢。
官渡之戰，曹操統一北方
東漢末年轟轟烈烈的黃巾起義被鎮壓下去之後，各方的割據勢力也日益強大起來。當時袁紹、曹操兩大集團是當中最為拔尖的兩股勢力。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接漢獻帝，遷都許縣，自始挾天子以令諸侯，威勢大增。他先後擊敗呂布、袁術，佔據了兗州、徐州以及部分豫州。而同時，袁紹也不甘示弱，有奪天下的打算。這樣一來，曹操與袁紹難免引發利益糾紛，一場大決戰在所難免。
剛開始的時候，袁紹兵強馬壯，地廣人眾，佔盡優勢。而曹操則是四面受敵，除了與袁紹有糾葛之外，關中諸將都尚在觀望之態，暫時依附的劉備也似乎是貌合神離。儘管時局緊張，但是曹操身邊卻匯聚了一大群能人志士。一眾謀士綜合分析了曹操與袁紹的優劣勢之後，認為袁紹雖然表面上看上去信心十足，但是他好謀無決，因此他們都十分看好曹操，認為局勢定會有變動。
建安三年十一月（公元198年），呂布被曹操消滅，建安四年六月（公元199年），袁術病死，同年十一月張繡投降曹操。劉表中立，孫策保守江東。局勢變得更加明朗。
建安五年一月（公元200年），袁紹率精兵10萬南下。在此之前，曹操為避免腹背受敵，已先擊潰與袁紹聯合的劉備，並進駐易守難攻的官渡。同年四月，曹操以聲東擊西之計，於白馬（今河南滑縣境）擊斬袁將顏良，敗袁軍。
袁紹初戰失利，銳氣受挫，改分兵進擊為結營緊逼。兩軍對壘於官渡，相持數月。其間曹操因兵疲糧缺，一度欲回守許都（今河南許昌東）。謀士荀彧認為，曹軍以弱敵強，此時退兵必為所乘；反之，袁軍輕敵，內部不和，相持既久必將有變，正可出奇制勝。
曹操納其言，派兵襲燒袁軍糧車；又親率精銳5000人馬奔襲袁軍烏巢（今河南境）糧屯，全殲袁軍，燒燬全部囤糧。消息傳來，袁紹所部軍心動搖，紛紛潰散投降。曹操乘機全線出擊，殲敵7萬餘，袁紹父子僅率800餘騎北逃。官渡之戰，奠定了曹操統一北方的基礎，袁紹則從此一蹶不振。
赤壁之戰，曹操為何失敗
赤壁之戰是我國曆史上一次著名的戰爭，正是這場戰爭奠定了三國鼎立的局面，曹操在這場戰爭中失敗後再也沒能捲土重來，從此勢力僅限於北方，而孫權和劉備在江南和巴蜀的勢力則得以鞏固。
那麼赤壁之戰中，佔據天時地利人和的曹操，為什麼會輸得如此之慘呢？
首先，從曹操的性格來分析。赤壁之戰之前，曹操本已經統一了北方，而且打敗了袁紹，也許正是因為已經有了這麼大的一個勝仗在前面，所以他內心開始漸漸自滿與驕傲，最終導致輕敵。曹操率領大軍來到長江後，根本不把孫劉聯軍放在眼裡，甚至一度讓孫權的探子混到了自己的軍營。還有就是曹操因為對敵人掉以輕心，並沒有識破孫、劉的兩次計謀，從而為失敗埋下伏筆。
其次，曹操的軍隊不諳水戰。曹操的軍隊大多從北方而來，對於水戰自然很陌生。況且，曹操的軍隊內部結構本身就十分混亂，都是經過一些戰爭後收編組合成的將士，真正屬於曹操嫡系部隊的人本就不多。這種背景的部隊被曹操納入編制後，還沒有從思想和心理上加以統一，所以軍心不穩。
最後，曹軍中出現了疾疫感染，即傳染病。事實上這一細節給曹操帶來了致命的打擊。據《三國志》記載，曹操部隊到達南方後，由於水土不服，軍隊中很快就發生了嘔吐等疾病，曹操沒有更多地重視這件事情，而是繼續堅持對孫劉聯軍作戰。《三國志·武帝紀》記載：“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可見在赤壁之戰中，疾病一直伴隨著曹操的部隊，讓曹軍戰鬥力大打折扣。這就更說明疾疫是這次失敗的重要原因。在《三國志·先主傳》《三國志·吳主傳》等篇章中，這種疾病困擾的記載也有很多。
三國鼎立局面的形成，是歷史的進步還是倒退
從公元220年起，在我國曆史上先後建立了魏、蜀、吳三個國家，它們各霸一方，互相對峙，這種政治局面習稱為“三國鼎立”。
三國鼎立局面的出現是歷史的進步還是倒退，主要是看其是否符合歷史的發展規律。魏、蜀、吳三國鼎立期間，雖然兼併戰爭仍舊繼續進行，但是，由於三國的統治者為了鞏固和發展自己的勢力，都比較重視社會生產的發展和社會秩序的安定。比起東漢末年那種無數軍閥割據的紛亂局面來，相對來說要好得多。
但是，如果相較於歷史上秦國第一次真正統一中國，那麼這種局面的誕生似乎又可以說是歷史的倒退。但分裂也只是暫時，正所謂“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凡分裂，總是孕育著統一的前提。況且，三個國家誰也不敢懈怠，自然競爭成為最好的動力催化劑，進步也就成為了一種必然。所以三國鼎立局面的出現，可以說是推動了歷史的進步。
從政治和經濟上講，東漢末年，軍閥割據混戰，民不聊生。而三國鼎立之後，魏、蜀、吳三國可以說局部都進人了安定狀態，而且也實現了局部的統一，這種局部的安定不僅是大戰後調養的最佳時機，而且還為局部地區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從各國之間的關係上來講，三國時期，為躲避戰亂，北方人民大量南遷，不僅為南方增加了勞動力，還帶去了先進的生產工具和技術，同江南人民一起共同開發江南，促進了生產和科技文化的進步，有利於國家的統一和安定。魏、蜀、吳三國還重視處理與少數民族的關係，進一步促進了民族大融合。
江南地區的經濟繁榮
魏晉南北朝的特點是社會大動盪，民族大融合。這跟春秋戰國近似，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民族融合的高潮，因為越亂的時候越容易融合。
六朝時期（三國孫權建立的東吳所統治的時期），江南農業的發展從江東擴展到了整個長江流域。其中，三吳地區最發達，太湖、洞庭湖、鄱陽湖流域是重要的產糧區。江南經濟的開發，使南北經濟趨向平衡，為以後我國經濟重心的逐漸南移打下基礎。原來北方的經濟水平比南方高很多，魏晉時期開始平衡，但重心還是在黃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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