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東陽 王超）美國國務院官員近日在公開場合宣稱，國務院正在制訂基於“文明衝突”的對華關係框架。相關報道在美國國內引發廣泛關注。美專家認為，這種表態是對中國本身和中國挑戰的一種誤讀，非常脫離實際。面對當前形勢，美中需要繼續保持對話，以確保彼此競爭不會升級為“新冷戰”。
美國《華盛頓觀察家報》4月30日刊文稱，美國國務院負責政策規劃的主管官員基倫·斯金納4月29日在華盛頓參加“未來安全論壇”時表示，國務卿邁克·蓬佩奧的團隊正在制訂一項針對中國的戰略，該戰略基於“與一個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戰”的理念，這在美國曆史上將是第一次。
該報稱，斯金納正在領導制訂美中關係戰略，參考的是喬治·凱南（美國外交家，美國冷戰時期對蘇“遏制政策”的創始人）1947年7月化名“X”在《外交》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凱南在文中極力鼓吹遏制蘇聯，宣揚反共主義。
斯金納表示，馬克思主義源自西方政治理念，所以“美蘇競爭在一定程度上屬於西方大家庭內部的爭鬥”，而中國則是“美國第一次遇到的非白人大國競爭對手”，鑑於中國的政治體系並非是西方文明的產物，所以中國對美國構成了獨特的挑戰。
她說，美國的戰略將包括“文明衝突論”的部分教義，但會有所不同。“我認為我們必須摘下玫瑰色眼鏡，誠實面對中國威脅的實質。同時，我們還需要對中國試圖達成的目標給予一定程度的尊重。”
她認為，貿易並不是美中之間唯一的問題，從長期看更不是最大的問題。美國視中國為“更根本的長期威脅”，正在用更深、更廣的視角看待中國，而美國務院正在領導這個針對中國的、類似喬治·凱南“X”長文所描繪的更廣泛行動，“沒有立論，不成政策”。
在人權問題上，斯金納認為，美國打“人權牌”對中國的效果可能並不像對蘇聯那麼管用。“人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西方概念，它打開了一扇門，在人權原則的基礎上真正削弱了蘇聯這個極權主義國家”，但“這在中國是不可能的”。
斯金納贊同美國需要圍繞和中俄重啟大國競爭的事實制訂國家安全戰略，但表示中俄對美國的威脅程度不可同日而語，俄羅斯不過是個“全球倖存者”，而美國視中國為“更根本的長期威脅”，“中國是我們的經濟競爭對手和意識形態競爭對手，它試圖獲得全球影響力，這是幾十年前我們很多人都沒想到的”。
據瞭解，斯金納對研究冷戰歷史很感興趣，曾參與寫作有關里根執政時代的五本書，在受訪時更是頻頻提及凱南這個國務院政策規劃部門的創始負責人。
對中國存在“根本誤解”
斯金納的表態在美國國內輿論場遭到了廣泛質疑，這在當前“中國威脅論”橫行於世的華盛頓並不常見。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和媒體普遍認為，這種類似“文明衝突”的觀點涉嫌種族歧視，且過度誇大了中國威脅。
綜合來看，目前輿論對斯金納表態的分析和質疑有三個方面。
首先是政治投機。分析人士認為，為了迎合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論證特朗普政府對華全面強硬的合理性，部分美國官員不惜將這種情緒的理論性一味放大，甚至提到了“文明衝突”的高度。再加上2020年大選選戰已經“開鑼”，不難看出此類表態充斥著濃厚的政治投機色彩。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者斯蒂芬·沃特海姆通過推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尋求在對華問題上使用“文明衝突論”的邏輯毫不奇怪，可悲的是，維護“西方文明”是為數不多的幾個能夠團結建制派和非主流右翼勢力的觀點之一。
其次是不負責任。渲染“中國威脅論”一貫是華盛頓政客的愛好，但把美中競爭渲染為“文明衝突”則純屬脫離實際、蓄意誇張。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高級研究員歐漢龍在接受參考消息採訪時說，用文明衝突的框架定義美中關係“實屬不幸”，“這既不是事實，也可能讓美國的政策顯示出驚人的傲慢和敵意”。
該智庫另一名高級研究員達雷爾·韋斯特則對記者表示，相關表述言過其實，“美國和許多來自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國家都打過交道，但並沒有把自己和它們的關係變成文化衝突”。他認為，美中之間確實在經濟和安全領域存在競爭，但遠未到文明衝突的程度。
曾在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的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傑出研究員包道格表示，斯金納的說法“純屬是（對美中關係的）一知半解，且毫無幫助。相關說法用在不同星球之間的作戰還差不多”。
最後則是漏洞百出。美國智庫威爾遜中心的亞洲項目主任亞伯拉罕·登馬克發表推特稱，如果斯金納的講話準確地反映了國務院對中國的看法，那麼這就表明國務院對中國本身和中國所帶來的挑戰存在“根本誤解”。他認為，有二戰時期的太平洋戰場為證，“美國第一次遇到非白人大國競爭對手”的說法並不符合事實，“但更重要的是，這和種族有什麼關係？你可以說中國不是西方哲學傳統的組成部分，而這也並不完全準確，馬克思主義對中國共產主義的發展非常關鍵”。此外，“在冷戰時期，我們的目標是讓蘇聯崩潰。我猜現在我們對中國有不同的目標。但現在看起來樹立競爭觀本身就是目標，這不是一個有效戰略的良方”。
美缺乏對華可行戰略
多名美專家對斯金納毫不掩飾的誇張言論感到擔憂，認為特朗普政府需要進一步加深對中國的瞭解，正確評估美國面臨的“挑戰”。
包道格告訴記者：“特朗普政府現在試圖歸納出一個對華戰略，而不是僅僅羅列對中國的各種不滿。但我不知道他們是否能夠拿出有任何可行性的戰略。”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史文認為，斯金納的觀點是對“中國威脅”性質的一種駭人聽聞、基於種族主義的評估，而更糟糕的是出自國務院官員之口。斯金納對中國挑戰的“瘋狂描述”表明美國似乎走上了一條非常危險和令人沮喪的道路。
得克薩斯州三一大學歷史學者譚吉娜對美國政界當前針對中國的片面強硬言論深感厭倦，認為這些來自美國政府官員的言論會造成非常危險的後果。“如果我們將中國視為不合時宜、千篇一律和另一世界的國家，我們就是在用種族主義的觀點來看待中國，而不是將中國視為擁有複雜歷史和多元人口的國家。”
登馬克認為，斯金納試圖把自己打造成21世紀的喬治·凱南，但凱南首先是一個俄羅斯問題專家，他的戰略是基於對俄羅斯歷史及蘇聯政治和哲學的深刻和詳盡瞭解。“過去兩年間，很多中國問題專家被趕出國務院，我覺得他們非常需要這種專業知識。”
韋斯特表示，美中繼續保持對話，確保當前情勢不會升級為“新冷戰”非常重要，在他看來，“當前（斯金納的）觀點能走多遠，很大程度上取決於2020年大選。目前已經宣佈參選的政客們對中國的看法各有不同，未來美國對華政策到底怎麼走，和誰會成為下一屆總統很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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