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公司於2016年設立，犯罪嫌疑人王某、張某於2018年收購該公司後，分別佔股70%、30%，二人聘用犯罪嫌疑人李某作為公司總經理，後李某招募若干人員作為鑑定師、部門經理及業務員。2018年3月，各犯罪嫌疑人以拍賣古董為誘餌，將被害人邀約至公司，與被害人簽訂委託拍賣協議，後謊稱將客戶藏品照片發至海外進行拍賣，騙取被害人拍賣手續費，至2018年5月案發詐騙金額達50萬元。
對於各犯罪嫌疑人的行為是否構成單位犯罪，存在兩種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本案應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單位犯罪司法解釋》）第二條的規定“個人為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設立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實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設立後，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的，不以單位犯罪論處“，本案應認定為個人犯罪。第二種觀點認為，本案被害人是與H公司簽訂了委託拍賣合同，犯罪反映的是H公司集體的意志，犯罪所得歸H公司，應認定為單位犯罪。
我同意第二種觀點，首先，《單位犯罪司法解釋》中所稱的設立是規範的術語，公司設立是指公司設立人依照法定的條件和程序，為組建公司並取得法人資格而必須採取和完成的法律行為，公司設立是一個公司從無到有的過程。本案中H公司於2016年設立，2018年王某、張某收購H公司的行為不應評價為《單位犯罪司法解釋》中所稱的設立。如果將收購行為解釋為設立，不屬於刑法上允許的擴大解釋，而是屬於類推解釋，而對犯罪嫌疑人不利的類推解釋是不被允許的。眾所周知，認定為個人犯罪相對於認定為單位犯罪而言，對犯罪嫌疑人更為不利，將收購解釋為設立屬於對犯罪嫌疑人不利的類推解釋，故不被允許。其次，H公司在被王某、張某收購之前從事的業務，本案偵查機關並未查清，所以即使王某、張某收購H公司後，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也不能認定H公司設立後，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故本案也不屬於公司設立後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的情形。
因此，本案不應適用《單位犯罪司法解釋》第二條的規定，如果從事犯罪活動是H公司集體的或者領導層的意志體現，並且犯罪所得歸單位所有的，應該依照《刑法》第三十條的規定，認定為單位犯罪，並且以合同詐騙罪追究H公司及各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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