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這一段故事，源自近90年前的一封家書。它的背後除了有堅定投身革命的青年，也有失去丈夫之後堅強生活的妻子，用半個世紀尋找父親的女兒，還有他們的後人如何在當代的生活中去理解先輩的選擇，傳承他們的精神。

奶瓶 • 家書

93歲的周美瞻拿著父親青年時代的照片

周美瞻的童年時代，“父親”一直是個空缺的概念。

周美瞻：“對父親沒有印象，完全不知道。我當時還不到兩歲，妹妹比我小一歲半，父親就走了。但是我記得四五歲的時候，我和妹妹在家裡的櫃子裡翻東西，找到了兩個玻璃的奶瓶，兩個奶瓶。不是豎直的，是橫著的，像一隻牛一樣，母親說這是父親買回來給你們倆吃奶的。”

兩隻玻璃奶瓶，幾乎成了父愛的惟一證據。那是上個世紀30年代的四川合川縣，周美瞻和妹妹與母親張永芬相依為命。初中畢業，周美瞻要離家去上高中了，母親告訴她，祖母那裡有父親留下的一封信。

家書片段：

家書開頭

這封1930年3月從上海寄出的信，是父親留給家人最後的消息。和信一起保存下來的還有他的一張黑白照片，這是周美瞻第一次看到父親的模樣和字跡，此前的十多年，只有夢裡的想象。

周美瞻：“照片也是第一次看見，那是第一次知道父親的樣子，好激動啊，那個時候已經初中畢業比較懂事了。”
記者：“在看到那封信那張照片之前，您想象當中的父親的樣子是什麼樣的？”
周美瞻：“有時候做夢會父親有信來，高興得不得了。”
記者：“夢到他信裡寫什麼了？”
周美瞻：“模模糊糊的，主要就是一心一意地想知道他的一點信息，哪怕是瞭解到一點信息也是高興得要命，結果醒來，哎呀，也是一場空。”

名字 • 傳言

按照父親的叮囑，母親讓周美瞻和妹妹周美純上學識字，她們的名字也是父親留下的，美好的美，瞻仰的瞻，純潔的純。“瞻”字對學生來說太難寫了，但周美瞻堅持不改名。

周美瞻：“我記得我讀書的時候那個‘瞻’字很不好寫，一般人也不懂，有人就說跟你改個名字吧，我說不改，就叫這個名字，這是父親給我取的名字，我一定不改，這樣父親來找我才能找得到。” 

周美瞻的母親張永芬

父親最終沒有回來找周美瞻。而幾十年後周美瞻去尋找父親，才知道他的名字從信件落款的“周先哲”，鄉鄰們熟知的“周禎”，到上海的“周際可”，然後又改了一個字。改名的原因，跟周美瞻從小聽到的傳言有關：

周美瞻：“別人說，周禎是共產黨，是共匪頭目，特別是他跟家裡面中斷了聯繫之後，那兩三年當中說他的就更多了，‘周禎肯定是共匪頭目，你們得要注意噢。’我妹妹都很害怕，在家裡哭，我媽媽就說你不要害怕，相信你父親一定是好人。”

這一份相信，只能藏在心裡。周美瞻不敢跟同學提起父親的身份，也不敢多問母親。

周美瞻：“什麼都不知道，我們平常也不敢多問，怕媽媽傷心，不敢問父親的情況。但是沒有信，她也沒有辦法，只有盼望和等待。”

埋怨 •鼓舞

她們懷著盼望和等待迎來新中國成立。從五十年代開始，因為說不清父親的情況，周美瞻遇到了麻煩。她說，過去的二三十年，對父親不在身邊沒有怨恨，直到這個時候，才有了一些委屈和埋怨。

周美瞻：“對他沒有任何怨言。後來工作當中不順利的時候，反而有了一點兒埋怨的情緒，不管是犧牲了也好，總該給我們留個信息吧？因為始終無法交代父親的下落，自己背上了黑鍋，好像被人懷疑成了反革命後代，特別是幾次申請入黨都過不了關。懷疑我父親到底是叛徒？是特務？還是國民黨？” 

即便如此，周美瞻還是一直把父親的信和照片帶在身邊：

周美瞻：“簡直這幾十年來都是隨身帶著，好像什麼寶貝一樣一直帶在身邊。我都不知道是怎麼保管下來的，特別是有時候，心情不好的時候，碰到挫折的時候，覺得爸爸講的那些話很鼓舞。覺得他目光遠大，不怕一切困難，不計犧牲自己的一切。那封信影響了我們一生。”

那封信裡，周美瞻的父親除了為家人規劃未來，也提到了自己的安排。

家書片段：

家書結尾

尋訪 • 下落

但事實上，他並沒有去北方，也沒有出國。五十年代，周美瞻曾經給上海有關部門寫信查詢父親的下落，還在當地的報紙登過尋人啟事，都沒有迴音。

1983年，合川縣劃歸重慶市管轄。這一年的一次黨史徵集座談會上，有人提到50多年前，在上海的入黨介紹人周際可。另一個人提出：

根據這條新的線索，周美瞻先後去了上海、湖北、北京和江西，尋訪到周際可在上海的地下黨同志，以及周吉可在紅四方面軍和紅十五軍的老戰友，最終證實：周際可和周吉可，就是那封家書中的周先哲，周美瞻失散了五十多年的父親。

周吉可和兩個女兒的照片

黨史資料記載，周吉可在1930年5月，也就是寫完那封信之後不久，就受中共中央委派離開上海，到鄂東南參與組建紅軍，先後擔任紅十五軍政治部主任和紅四方面軍政治部秘書長，隨軍轉戰鄂、豫、陝、川邊境，參與和組織創建川陝革命根據地，以及反“圍剿”鬥爭。1935年，他隨紅四方面軍開始長征，4月渡過嘉陵江，6月在懋功（今小金縣）與中央紅軍勝利會師。

這位革命青年一路上的細節，沒有更多記載。但從地名可見，那幾年他其實離家鄉不遠，但最終都沒有回到親人身邊。

1988年，周美瞻拿到了父親周吉可的“革命烈士證明書”。這是他寄出訣別家書之後的第58年，犧牲之後的第53年。——1935年8月，周吉可29歲的生命，終止在長征途中的川西高原。

國家追認周吉可為犧牲在長征途中的紅軍烈士（圖片來源：陽新縣檔案館）

2019年7月底，“記者重走長征路”的報道，正播到川西高原的雪山草地。“重走長征路”報道片段：

小金縣史志辦主任王學貴：“紅軍當中曾經有人走不動了的時候，就用數數的辦法走。比如說走100步就停一下，再走100步又停一下，後來沒法走100步了，走50步就必須要停一下，再走30步，慢慢就走不動了。但是不能停，一停下來有的戰士就永遠起不來了。”

周美瞻和家人一直關注這些報道：

周美瞻：“我天天都看的，特別關心他們重走長征路，每天都看。”
女婿張學思：“那天我們看過草地，因為外公就是過草地的時候犧牲的。”
女兒周曉林：“我們還在打算，什麼時候我們開著車也去走一走長征路。”

周美瞻的女兒、女婿退休之後，接替母親去尋訪外公當年的足跡：

女婿：“有了這一份親情在裡面之後，每到一個地方，凡是有紅軍的我們就要看一下，更進一步地瞭解紅軍的歷史。”
外孫女姐妹倆張詩佳、張詩佩：“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去北京，我媽帶我們去那個軍事博物館，說去找一個人的名字……”

而在更早的時候，他們帶一對雙胞胎女兒去北京的軍事博物館參觀，也找到了“周吉可”這個名字。

外孫女姐妹倆：“後來外婆寫了很多材料，都是手寫的，讓我們在電腦裡打出來，那個過程中我們也瞭解了不少。”

“絕情” • 理解

這兩代人，出生和成長在新中國成立後以及改革開放後，沒有經歷過周吉可當年那樣國家危急存亡的時代，似乎也不用面對那樣生死訣別的選擇。

外孫女姐妹倆：“本來覺得長征都是課本上的，離自己特別遠，後來知道原來我們家還出過這樣一位人物，就覺得比較自豪，但還是覺得很不容易，這麼小就離開家庭，把小孩還有妻子都拋在老家去幹革命，我覺得還是很勇敢很有勇氣的。” 

記者：“但是作為一個妻子來講，如果收到丈夫寫來這樣的信……”
外孫女姐妹倆：“會很崩潰吧，(笑)。”
女兒：“肯定說，唉，幹什麼去了，到哪去了，怎麼會扔下這麼大一個家庭不管呢？我帶兩個孩子那麼辛苦，壓力那麼大，你說走就走，肯定不理解啊。”
周美瞻：“現在有些人就是不理解‘你父親怎麼那麼狠心呢，把你們丟下不管’，他們不理解啊，不能理解。”

重慶一家媒體報道周吉可的故事和周美瞻尋找父親的經歷，在標題中用打引號的“絕情“來形容那封信。周吉可在信中請母親保重身體，安慰她不久之後就能再見面。但在結尾表示，自己以後會很少再寫信。

家書片段：

周美瞻的孫子周雨龍今年24歲，跟周吉可當年寫信時一樣的年紀。他說，結尾這幾句，是整封信的三千多字中，他印象最深的部分。

孫子周雨龍：“剛看到的時候覺得很疑惑，為什麼會是對家人那麼決絕的一個態度？後來也是慢慢才逐漸去理解的，很多年之後才理解到。可能還是設身處地想了一下他當時身處的環境。肯定是會有很大的掙扎的，他之所以表現得那樣決絕，我覺得一方面是想說服自己接受這樣的決定，另一方面決絕地不去聯繫，是對自己家庭，也是對整個革命隊伍的一種保護吧。”
外孫女姐妹倆張詩佳、張詩佩：“他也會意識到，如果我去參加革命，有可能就和家裡人再也見不到了，會有一點訣別書的意思。但是我又希望家裡不要太掛念，所以就用一種‘謊言’的形式告訴家裡我要去幹什麼，但是不需要你們特別的掛念，但是自己心裡面肯定還是很想這個家裡的。我覺得能夠為國家做出這個偉大的選擇的話，他對家庭肯定也是有揹負這個責任的，只是當時他選擇了這個大家。”

周美瞻與家人合影

姐妹倆接受採訪的時候，妹妹的兒子喊著來找媽媽：

周美瞻女兒：“你唱首歌吧。”
曾外孫李樂城：“啦啦啦，啦啦啦，我是賣報的小行家……”

他唱的這首《賣報歌》，創作於上個世紀30年代，周吉可離開之後的上海，不知道有沒有傳播到長征路上。眼前3歲半的孩子還唱不清歌詞，他應該很難再見到街頭叫賣報紙的場景了，也不需要經歷“吃不飽，睡不好，飢餓寒冷只有我知道”的生活，只用把開頭的“啦啦啦”當作歡快的表達。這可能就是八、九十年前，他的母親的母親的母親的父親離家不再回來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