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常以現代人思維方式看待那時的文人交往，認為既然陳寅恪思想相對保守，被視為“文化遺民”，又主要從事中古歷史和古代文學研究，理應和新文學作家“老死不相往來”。其實不然。陳寅恪與胡適、魯迅、傅斯年、俞平伯、朱自清、許地山、戴望舒等很多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和著名作家都有過較為密切的交往，有些如傅斯年、俞平伯、許地山等甚至可稱為莫逆之交。就他們而言，是否值得交往的最重要因素就是這個學人的人品和學問如何——當然如果在治學上有共同語言或交叉之處就更容易交往了。就陳寅恪而言，他判斷一個學人是否值得交往除卻上述兩點外，還有就是家世如何或者是否學有淵源，也就是極為看重這個學人的家學或師承傳統。
說起陳寅恪和魯迅的交往，陳寅恪常被視為民國時期遺老遺少人物，而魯迅是新文化運動領袖，他們好像水火不相容才是。但事實並非如此，而且魯迅與陳寅恪關係非同尋常。1902年與魯迅同船赴日本留學者就有陳寅恪和其大哥陳衡恪，而帶領他們出洋者是陳寅恪的大舅俞明震，他曾在魯迅上學的礦物學堂任總辦，自然是魯迅的老師。此人思想開明，屬於新派人物，魯迅在《朝花夕拾》中這樣描述他：“但第二年的總辦是一個新黨，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著《時務報》，考漢文也自己出題目，和教員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華盛頓論》，漢文教員反而惴惴地來問我們道：‘華盛頓是什麼東西呀？’”魯迅後來棄醫從文，應該與受到俞明震影響有一定關係，魯迅在日記中也一直稱其為“俞師”。魯迅與陳寅恪兄弟到日本後又同在東京弘文學院學習日語，直到1904年畢業。魯迅和陳衡恪回國後，又同為教育部職員，此時陳衡恪在書畫方面已頗有名氣，但和魯迅一直保持密切交往。後來陳衡恪成為民國有名的大畫家，甚至齊白石也是在其推薦下才逐漸被世人所知，所以齊白石曾多次表示陳衡恪才是他的知音和伯樂。陳衡恪和魯迅一直保持好友關係，直至其患病去世。魯迅日記中有很多他與陳衡恪（字師曾）一起逛古玩店、書店、互贈禮品和吃飯的記錄，魯迅甚至請他代寫壽聯，竟“攜至部捕陳師曾寫訖送去”，這一個幽默的“捕”字就充分表現他們兩人的親密關係。至於陳寅恪，由於小魯迅九歲，魯迅大概一直視其為小弟弟，不過周氏兄弟翻譯的《域外小說集》第一冊和第二冊出版後，魯迅還是送給陳寅恪一套，並鄭重記入日記。後來陳寅恪遠赴歐美留學多年，魯迅則在五四前後投入新文化運動併成為領袖人物，兩人交往自然停止。陳寅恪從未對魯迅其人其作有任何評價。但他們的緣分並未結束——陳寅恪任教清華期間已是大齡青年，恰好有人把唐篔介紹給他，兩人相識不久，即很快結為夫妻。除卻兩情相悅因素外，其實也和陳寅恪一直看重的出身門第有關，因為唐篔說起來也是名門之後，其祖父唐景崧曾為臺灣省巡撫，而陳寅恪祖父陳寶箴曾為湖南巡撫，恰好算是門當戶對。且說唐篔畢業於金陵女校體育專業，後執教於北京女高師，曾是許廣平的老師，算起來還是魯迅的同事，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數吧。20世紀50年代，許廣平南下香港途經廣州時，還特意去中山大學看望唐篔，此為後話。
此外，就學術專長而言，魯迅雖主要成就在創作，卻以一部《中國小說史略》奠定了他在古典小說研究領域的開創者地位。而陳寅恪雖主要研究中古歷史，卻也曾對古代小說演變有精深研究，在這方面兩人有一定交叉甚至互相影響，只是這種影響並未公開，而是採取一種我稱之為“潛對話”或“間接對話”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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