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別喜歡英國作家托馬斯·霍奇森·利德爾的《帝國麗影》一書，不僅因為它文字優美，描述了1907年從香港到山海關的晚清中國的真實風貌，更加重要的是作為知名畫家，利德爾在這本書中插入了大量他親自寫生的圖畫，“給我們留下的是最接近原貌的百年前的中國形象，提供了生動的撫今追昔的憑藉”。這本書我常置案邊，隨時翻閱都會有獨得之樂，尤其是當發現利德爾描繪的景緻迄今未變時，就會有一種穿越了滄海桑田的感慨萬千。只是由於世事變遷，文物在板蕩的歲月裡多遭毀壞，是以這樣的機會不多，而國子監的琉璃坊算是難得的一個。
利德爾手繪之國子監琉璃坊，出自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帝國麗影》一書
“倒宮門”郵票上的琉璃坊
位於安定門內成賢街的國子監，是我國古代職掌教育的機構，是元明清三代的最高學府，也是掌管國學政令的機關。國子監是根據“左廟右學”的封建禮制設計建造的，成宗大德六年（1302年）先修的孔廟，大德十年（1306年）孔廟建成後，在西側建國子監。最初，國子監最重要的場所是彝倫堂（元代稱崇文閣），不僅是藏書之所，還是皇帝“臨雍”（講學）的地方，彝倫堂前西側臺階下的那棵古槐，據史料記載，是元朝大教育家、曾兩次擔任國子監祭酒的許衡親手種下，據說這棵古槐的一枝向下垂地，皇帝每次臨雍的時候卻不扶自上。徐國樞在《燕都續詠》中說：“儒宗學府資清望，分秩宜崇左右師，記取臨雍垂盛典，老槐也識展臣儀。”雖然諂媚，卻也說明這一傳說在舊時廣為人知。
明初建都南京，這裡改稱北平府學，明成祖朱棣遷都後，重新定為國子監，規模也逐漸完善：嘉靖五年（1526年）修建敬一亭，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裝上青琉璃瓦頂，乾隆二年（1737年）又改成黃色琉璃瓦。但對於國子監而言，最重要的年份無疑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因為在這一年裡，國子監開始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重修擴建，而且其最具代表性的兩座建築——琉璃坊和辟雍，先後建成竣工。直到這時，以辟雍為中心，左右建築對稱整齊，中軸線上從南往北依次為集賢門、太學門、琉璃坊、辟雍、彝倫堂、敬一亭的國子監建築群才算真正落成。
琉璃坊為磚石結構，十分高大，圓形劵門三座，廡殿式坊頂，配以黃色琉璃瓦，琉璃紋飾為蟠龍花心，四脊分列各種琉璃瓦走獸，每個走獸都精工細作，形態生動，坊壁上亦雕有飛舞盤龍，雕工細緻，體態威嚴。牌坊的前後各有一匾額，南面為“圜橋教澤”，北面為“學海節觀”，均為乾隆皇帝御書，以示向學重教。整個建築顯得精美秀麗，具有極高的藝術性。民國二年發行過一套通稱為“帆船”的郵票，共三種圖案，十九種面額，其中1元、2元、5元、10元、20元的大面額郵票的中心圖案，就取材自這座琉璃坊，通稱“宮門票”（即學宮之門），其中一版面值兩元，中心圖案印倒的錯版票，就是大名鼎鼎的“倒宮門”，是民國郵品中的四珍之一，價值非常高，由此亦可證明國子監琉璃坊在北京建築中的極具代表性。
利德爾在《帝國麗影》中繪畫的琉璃坊與今天沒有什麼不同，只是坊前的一株樹木和幾蓬亂草，使整座建築更顯滄桑。利德爾對它由衷地讚美道：“在大門內幾英尺之處有一座巨大的琉璃牌樓，牌樓的三個拱門用大理石鑲邊，樓的上部呈綠色和黃色，頂部絢麗多彩，蓋的是黃色瓦——整座牌樓是一件華麗非凡的工藝品！”
辟雍實現了“方形圜以水”
利德爾的國子監之旅，一開始並不順遂。當他站在大門口的時候，發現大門緊閉，裡面寂靜得彷彿沒有人煙，他使勁敲了半天門也無人理會，正當他準備放棄這次探訪的時候，“一個行動拖拉的看門人打開了大門”。那時正值大清苟延殘喘的最後時光，對宗廟文物根本無暇管理，竟成了一個個供人撈錢的場所，國子監也不例外。看門人向利德爾收了一些銀子，就放他進了去。
“這個地方長滿了雜草，確實非常安靜，也許正是這種在中國稀有的安靜，使我認為這是個心曠神怡的地方。在這裡，我可以坐上幾個小時都不會有人來打擾。在喇嘛寺（指雍和宮），我身邊總是擠滿了喇嘛教徒和其他的人群。經歷了那種喧譁之後，這裡的安寧令人陶醉。”除了琉璃坊外，令利德爾震驚不已的還有一幢“在大理石的階梯和行廊上立起的精美的建築物”。這座建築物的四周是一個由大理石欄杆圍起的池塘，池水平靜，長滿蓮荷，幾座大理石橋從水塘上越過。“窗戶和支撐雙層屋簷的大柱的木工十分精緻，建築物的頂端是一個碩大的金球，球上的黃金仍在陽光中閃耀著光芒”。
通過“頂端是一個碩大的金球”這一特徵，可以知道利德爾描述的，正是國子監最重要的建築：辟雍。
辟雍是皇帝講學之所，乾隆之前的帝王們也想建造，但卻都因為沒有水而作罷——我國古代認為辟雍必須方形圜以水——乾隆年間國力強盛，乾隆自己又是個死要面子的人，認為沒有辟雍是盛世之瑕：“北京為天下都會，教化所先也，大典闕如，非所以崇儒重道，古與稽而今與居也”！於是下令打了四口井，從井裡把水汲上來，從暗道裡注入，通過四個龍頭（螭首）噴到白石砌就的水池裡，於是石池中涵空照影，波光瀲灩。接著又建起一座面闊三間四周有迴廊的黃琉璃瓦重簷攢尖頂正方形建築，是為辟雍。辟雍四面無牆，均裝槅扇，以便講學時敞開。環繞辟雍的圓形水池，四周用潔白的雙層漢白玉欄杆圍護，欄杆花紋精雕細刻，圜水四面架起四座石橋，通向辟雍四門——用巧奪天工的設計將哲學思想付諸實現，正是我國古代建築學的絕妙之處。
天子臨雍，在乾隆之前是到彝倫堂舉行，而辟雍建成後，乾隆在每年的二月和八月，帶領王公大臣和國子監師生，先到旁邊的孔廟祭祀孔子，然後到國子監臨雍。整個儀式隆重，前面的鐘樓裡撞鐘，鼓樓裡擂鼓，殿前的四個大香爐裡燒著檀香。乾隆走入辟雍內的講臺，坐上寶座，講《大學》或《孝經》一章，臣子和學子們跪在石池的橋邊洗耳恭聽……也許這真的是中國古代教育史上值得銘記的一幕，直到140年後，日本學者丸山昏迷走進國子監，來到這處“皇帝親臨舉行講學的地方”，依然對那個“至今仍原樣保存的當時的寶座”感到神往不已。
因何成了“十可笑”之一
說來奇怪，這樣一個國家以重金營建、皇帝以親臨示範的地方，在清人筆記《戴鬥夜談》中竟成了世人皆知的“十可笑”之一（光祿寺茶湯，太醫院藥方，神樂觀祈禳，武庫司刀槍，營繕司作場，養濟院衣糧，教坊司婆娘，都察院憲綱，國子監學堂，翰林院文章），而究其原因，緣於在國子監學習的學生們的“品質”實在是太差了。
依例，國子監學生的總數限制在三百人以內，學生來源分舉、貢、蔭、例四類，前兩類尚算正途出身，“蔭”是八旗三品以上官員子弟或為國盡節官員的子弟中的保送生，“例”則是有錢人“捐資入監就讀”，其素質可想而知。而且國子監雖然入學難，但一旦進了門，不僅學習鬆散，趕上考試反而因為“通曉門路”，比外面的考生更容易買到試題和請槍手代勞，所以“國子監學堂”才在人們的眼中成了高高在上又不學無術的笑談。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光緒皇帝下令廢除延續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成立了設學部，把國子監所管事物並於學部。國子監也就此日益冷落，美國作家阿靈頓在《古都舊景》中回憶，“民國後這裡完全衰敗了”，雖然古柏依舊參天，但圜水裡已經不見金魚和蓮花，院子裡堆著“三百餘塊正反面都刻著字的石碑”，這些就是根據雍乾年間著名書法家蔣衡手書後刻成的十三經（又稱“乾隆石經”），雖然無比珍貴，卻只落得個散落庭院的境地……直到新中國成立後，隨著人民政府對文物保護工作的不斷加強，特別是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關懷和過問，國子監才得以不斷修繕、煥然一新。
2014年，我曾經在位於小街橋附近的一家雜誌社工作，午休時喜歡到雍和宮大街上游走。狹窄的街道雖然永遠是車水馬龍，但街道兩邊出售各類宗教用品的小店和素食餐館，以及它們共同散發出的幽幽的檀香，讓人產生一種異樣的舒適感。雍和宮對面的成賢街，因為華美的牌樓和成蔭的綠樹，更是我格外喜歡流連的地方。偶爾我也會買張票到國子監裡面散散步，利德爾說這裡有一種令人心曠神怡的安靜，我對此深表認同。我喜歡站在琉璃坊前回想利德爾描繪的百年前它的模樣，我喜歡繞著圜水的漢白玉欄杆從不同的角度看辟雍的莊嚴肅穆，四周沒有旁的遊人，不知從哪裡飄來若有若無、時斷時續的古琴聲，讓我在縹緲而生的思古之情中，忘卻了生活的煩惱和憂愁。
去年三月，《北京晚報》在國子監舉辦創刊六十週年展覽，我也去參加了相關的活動。活動結束後，我看到一群穿著漢服的孩子們走過琉璃坊，一邊走一邊在老師的帶領下背誦著什麼詩句，聲音稚嫩而整齊……近年來我特別喜歡聽孩子們的琅琅讀書聲，特別是在國子監這樣的地方，特別是瞭解了它從輝煌到衰敗又復興的歷史之後，就愈發覺得這聲音充滿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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