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自己的角色滿意，
一旦天賜良機，
為了他人的幸福願把這條生命拋棄。
《索爾德羅》——羅伯特•布朗寧
鼠疫來了
1910年至1911年冬天，一場肺鼠疫在中國東北（那時候還叫滿洲）各地蔓延，其可怕程度，讓人想起歐洲中世紀的黑死病。黑死病，the black death，從英國蔓延到歐洲，斷斷續續肆虐了三百多年，如同死神的召喚，無法逃脫。僅就英國而言，三分之一的人口因此喪生，人民生活在恐慌之中，誰都擔心，下一個會不會是自己。
當年的東北，是東亞強國的角力場，俄國、日本火上澆油。自鼠疫開始流行以後，日俄在各自控制區積極防疫的同時，不斷指責中國政府的無能。俄國當局不但以哈爾濱的主人自居，對中國人進出嚴格限制；而且威脅中國政府，如果疫情繼續發展，“將用軍隊保衛哈爾濱”。俄國外交大臣沙查諾夫向德國外交代表主張，制止鼠疫的“唯一辦法是俄國在中國北部中心駐紮軍隊”。
日本人藉口保護僑民，在瀋陽設立防疫總局，在長春、鐵嶺、遼陽、安東、大連等地設立分局，處處表現出過分的“熱情”，以至於連美國公使都認為他們純屬“招搖過市”。日本人所辦的刊物公開宣稱：“中國忽視消滅流行病向全世界表明，中國應該被解除他對滿洲的責任”。當時日本軍國主義的狼子野心，人盡皆知，以至於有人議論，是日本人在井水裡下毒，傳播鼠疫。清潔水井的工人因此十分忙碌，就連工錢都漲了4倍。
那麼，中國的政府做些什麼呢？再不有所作為，恐怕要被其他各國和民眾的輿論唾沫星子淹死。在重重壓力之下，1910年12月初，清政府命令民政部和郵傳部聯合辦公，商議防疫辦法。攝政王、軍機處多次下令東三省總督、直隸總督等切實辦理防疫事宜，尤其提醒要注重交通防疫。中央政府還於1910年12月25日，在內廷召開特別的防疫會議，由守衛大臣、內務府、民政部、郵傳部、法部、陸軍部、大理院等各大臣共同參加研究防疫對策。各級防疫機構開始設立。
臨危受命：伍連德
內憂外患之下，急迫需要一個有豐富醫學經驗的人到東北疫區，以控制疫情並瓦解日俄兩國的陰謀。這個人，就是伍連德，伍連德的頭銜有太多太多了，中國現代醫學的先驅，中國第一個諾貝爾獎候選人，哈爾濱醫科大學首任校長……
關於伍連德，有這樣一段概括的大事年表：
伍連德，馬來西亞華僑，公共衛生學家，醫學博士，中國檢疫、防疫事業的先驅，中華醫學會首任會長，北京協和醫學院及北京協和醫院的主要籌辦者，193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候選人。
1910年末，東北肺鼠疫大流行，他受任全權總醫官，深入疫區領導防治。1911年，他主持召開了萬國鼠疫研究會議。在他竭力提倡和推動下，中國收回了海港檢疫的主權。1918年，創建北京中央醫院（今位於白塔寺的北京醫科大學人民醫院分院）並首任院長；1922年，受奉天督軍張作霖委託，在瀋陽創建東北陸軍總醫院（現中國人民解放軍202醫院），該院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座大型軍醫院；1926年，創辦哈爾濱醫學專門學校（哈爾濱醫科大學前身），並任第一任校長。
他與顏福慶等發起建立中華醫學會，並創刊《中華醫學雜誌》。
公共衛生領域的嘗試與進步
不僅是滅鼠，還要隔離
在收到清政府的邀請之後，伍連德不假思索，即刻起身前往東北。現代醫學是講證據的科學，不是靠盲目的猜測。在大膽假設之上，必須小心求證。因此，伍連德想要對病人的屍體進行解剖。解剖？這是多麼大逆不道！中國人可是講究入土為安，死者為大。想要解剖中國人，沒有那麼容易。於是，伍連德解剖了一位日本籍女病人的屍體，由此確認，死因是鼠疫桿菌引起的肺部感染。於是，大家開始展開轟轟烈烈的滅鼠行動，以為消滅了老鼠便萬事大吉。
然而，滅鼠並沒有讓疫情的控制達到很好的效果。死亡仍在繼續。經過一系列對比，伍連德發現所有病人，幾乎都是在密閉的環境內染病、死亡，也就是說，患者當時所處的環境，空氣並不流通。另外，這次鼠疫的另一個流行特點，是一家一家地大面積傳染。再結合已捕殺的老鼠，一例鼠疫桿菌都沒有檢測出來，伍連德得出一個大膽的結論：此次鼠疫流行，並非是通過老鼠、跳蚤等媒介傳播，而是一種人類從沒未過的飛沫傳播。就此，伍連德給這次的鼠疫命名為肺鼠疫。
交通隔離
找到了問題的真兇，想要控制疫情，伍連德決定切斷傳染途徑。他謹慎地給朝廷發電報，稱此次防疫的當務之急，是要切斷傳染途徑，主張政府應當停止捕鼠，轉而對哈爾濱全境封鎖。在疫情面前，清政府不再以為的軟弱，即刻與日俄談判商議。清政府同日俄鐵路公司商定限制東北的鐵路運輸。鑑於鼠疫大多在社會下層中發生、傳播，南滿鐵路幹線各個站點“停賣南去車票，往北者以僅一二等車，北來亦如之。” 京奉鐵路停也開二三等車，限制人口流動。不久，安奉線也採取同樣措施。在防疫的緊要關頭，長春日站禁止南運一切貨物。1911年 1 月 15 日）起，京奉鐵路又停開所有客車及貨車。隔斷交通所造成的地區間相對隔絕，有效地阻止了鼠疫的傳播。
區域隔離
除了交通隔離，區域內也進行了隔離。隔離患者與疑似患者。政府發佈公告，凡有患病及病死者，必須立即報告。病者不準在家治療，必須住院隔離醫治，由政府負責食宿及醫藥費用，疑似患者亦必須隔離觀察治療。確診鼠疫患者的住處，即派兵嚴守，禁止交通，消毒 7 日後才准許出入。患者家屬日常所需物品，由防疫會代購，家貧者由防疫會供給。封禁疫區內的茶館、戲園、妓院、客店、遊戲場等公共場所。各級地方政府多次發佈禁賭告示，嚴禁賭博。位於非疫區者則隨時檢查，防止鼠疫傳染。
發明口罩
病人與家屬可以隔離，但是醫生總是要戰鬥在第一線。在防疫工作的進行期間，伍連德發現，幾乎所有的醫護人員，都完全暴漏在跟病人密切接觸的環境當中。既然自己判斷可能是對的，那就應該避免二次傳染。於是，伍連德利用雙層紗布，內置一塊吸水藥棉。在一小時甚至更長時間，都不會產生不適感。這就是口罩，口罩的成本僅需要當時2分半錢。佩戴之後，果然大大降低了醫護人員的死亡率。
集體火葬
為了扼制疫情擴展，除了採取阻斷交通、修設防疫所隔離病人外，執行起來最為困難的是對於仍具有傳染力的疫屍的及時處理。當時採用了建立專門的瘟疫死者墳地、焚化疫屍和疫死者遺物等幾種方法，最有效的是火化疫屍和疫死者遺物。
然而，中國人的傳統喪葬方式是土葬。病死的人太多，棺材供不應求，天寒地凍，掘地困難。病人死後，其家人擔心全家被隔離，往往偷偷棄屍不報。使得哈爾濱郊外浮厝的屍首排出幾里地之外，放眼望去，屍橫遍野，景象慘不忍睹。怎麼辦？為了防止來年春天屍體腐爛致使疫情復發，伍連德醫生上報政府，請旨下令，准許火葬。
奏準火化疫屍後，宣統三年一月末，僱用 200 名工人將屍體分成 22堆，每堆 100 具，於次日（正月初一），強令將這些疫屍澆上煤油，集中加以火化。一日之內將 2000 餘具屍體疫源掃蕩殆盡，將骨灰深埋。同時，防疫局發出傳單，號召全城燃放爆竹，驅邪接運，利用爆竹硝煙為全城空氣作一次消毒。這次集體火葬，有效地控制了疫情蔓延。
增強防疫
在伍連德研究的啟示下，清政府“以東三省鼠疫流行，命于山海關一帶設局嚴防，並拔款於奉天添設醫院檢疫所”，加強檢疫工作。從1911 年 1 月 27 日起，由各省各海口到上海船隻，亦須照章停候查疫。這些防疫手段，對疫情的控制十分有利。
在整個鼠疫防治過程中，清政府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各級防疫組織，災情嚴重的東北三省建立了體系完備的防疫機構。當時全國的防疫機構主要有：奉天防疫總局、奉天防疫事務所、北部防疫分局、吉林全省防疫總局、江省全省防疫會（江省，指今黑龍江）等。
宣傳科普，讓每個人，都去了解鼠疫
當然，在各種預防措施中，最關鍵的應是促進每個人的覺醒，每個人都瞭解鼠疫，有意識的去注意防護。清政府的各級防疫機構開始重視宣傳的作用。張貼各種佈告、告示外，還採取發放各種預防、治療、病理的各種印刷品，其中英國專家德來格所著《鼠疫論》就被大量的印刷發放。
奉天高等實業學堂，設立防疫宣講所；奉天的商會也設立防疫衛生宣講所。選派專門人員演講、宣傳，如在吉林省城，“由於人民未知防疫，特令宣講員逐日演說，……前往聽講者頗為擁擠。”在哈爾濱，“此外擇口齒伶俐者，教以衛生之大旨，使至各處演講，勸導人民遵守衛生執法，可免死亡，再印傳單佈告識字者，後且出日刊，上載關於防疫之事。”
不朽的伍連德
在這場生與死的較量，國運的抗爭之中，伍連德打破了中國人尊重身後事的習俗，打破了中國入土為安的禁忌。他發明了傳染病封鎖隔離方法，發明了口罩。因為在東北鼠疫防治中的出色工作，攝政王載灃代表皇帝溥儀在北京接見了他，並授予他二等雙龍出身，賜進士。之後，他一直戰鬥在醫學的前線，並拒絕為日本人服務。1935年，伍連德被推舉為這一年的諾貝爾獎候選人之一。
1997年， 29位醫學專家向哈爾濱市人民政府提出建議：在伍博士創建並工作了22年的哈爾濱鼠疫研究所、東三省防疫管理處舊址建立“中國防疫事業奠基人伍連德博士紀念館。2000年9月，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為紀念第一任院長而塑立的伍連德博士銅像揭幕，並將學院學術報告廳命名為“伍連德講堂”。今天，有鼠疫病例時，伍連德又被提起……
梁啟超說：“科學輸入垂五十年，國中能以學者資格與世界相見者，伍星聯博士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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