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佈接受“波茨坦公約”。9月2日，日本在“密蘇里”號戰列艦上向盟國投降。9月9日，日軍在南京向中國正式投降。從二戰的結束到現在為止，中日自身都發生巨大的變化。雖然中日之間早在1972年就實現了邦交正常化，但“戰爭罪責”這一問題卻始終在兩國之間徘徊。70多年過去了，那場戰爭的見證者大多已經不在了。現在的我們經常聽到有人說，日本從來就沒有反省和道歉，從來都不承認敗給中國，這種說法正確嗎？
在戰敗前，日本根本沒有“戰爭責任”這一概念，日本人也從來沒有考慮過。當時的戰爭觀認為，國家發展想要取得殖民地是正當的。在戰後一段時間裡，日本皇族企圖通過“一億人總懺悔”的口號，把戰爭的失敗分解到每一個日本人身上。正如國際社會批評的那樣，這種所謂的懺悔只是在為下一次戰爭中絕對不失敗而進行的戰爭準備。
不久，“東京審判”開始了。在褫奪與戰爭相關人員的公職，對日本的政界、軍界進行責任追究後，日本社會才開始了考慮自己和“戰爭責任”的關係。對於多數人本來說，正是戰敗後的審判才使得他們接觸到“戰爭責任”的一概念。
其中一部分日本人從自己的戰爭體驗出發。他們認為戰爭的罪魁禍首是日本政府、軍部等政治領導，而普通民眾則是被欺騙的，所以他們要從受害者的立場對“戰爭責任”進行追究。
另外一部分日本人從日本對外發動侵略的角度出發。他們認為要對包括日本民眾在內全體日本人進行“戰爭責任”的追究。毫無疑問，中、韓等亞洲國家都是從這一角度追究日本的“戰爭責任”。
討論並沒有隨審判的結束而結束。
在日本戰敗後的第一個10年裡，多數日本人基於戰後日本被佔領和社會崩潰的現實，接受了從政治與法律層面徹底追究軍部、戰爭指導者責任的主張，其中還有一部分人指出天皇的戰爭責任，甚至主張天皇退位。
在日本戰敗後的第二個10年裡，曾經戰爭的參與者成為戰爭責任反思的主要力量。他們針對當時自己儘管並不積極支持戰爭，但必須和國家保持一致的違心現象進行反思。他們認為當時日本人的“主體意識”已經喪失，才在政治高壓下集體轉向。知識分子群體也開始反省自己的不作為，日本很有影響的政治學者丸山真男甚至提出“悔恨共同體”的主張。
60年代中期，日本關於戰爭責任的反思轉向現實。日本政府出臺了靖國神社國家管理法案，還對日本歷史書應該如何記述侵略做了大量的討論，日本知識界還對南京大屠殺和東京審判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所以在1972年中日關係正常化的聯合公報中才會有這樣一段話：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反省。
冷戰之後，海外戰爭受害者的聲音傳到日本，促進了戰爭責任問題的對外交流。1995年8月15日，當時的日本首相村山富市發表談話，首次代表日本政府向亞洲的戰爭受害國道歉，並且表示 “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此後歷屆日本政府都把“村山談話”作為在歷史問題上的正式立場。
與此同時，日本的和平運動接受了國際社會立足於維護人權和婦女權的立場對“慰安婦”為代表的戰爭犯罪的追究，以一批法律工作者為中心思考對戰爭受害人的“戰後補償 ”問題 ，推動從法律和政治層面對中國、韓國戰爭受害人予以戰後補償的訴訟。
日本對中國態度轉變是從中國變強大之後。一些別有用心的政客、右翼分子歪曲歷史、美化侵略的言行、鼓吹中國威脅論，使日本政客採取了掩耳盜鈴、欺騙輿論的做法。日本右翼牽著日本政府的鼻子走，日本政府的態度推動右翼團體向前走。兩者交相為用，便形成當今日本政治右傾化的危險局面。
第一次組閣時還向中國示好的安倍再度上任後，開始對華採取強硬的路線，不僅在釣魚島問題上堅持錯誤言論，還公然提出了“侵略待定論”，並且還試圖改變 “村山談話”對戰爭責任反省的立場。與此同時，多數國民對這一問題認識不足和保持緘默使日本右傾化在日本社會幾乎沒有受到阻力，大行其道。
其實日本對於二戰的所作所為並非毫無悔意，只是好了傷疤忘了疼的人越來越多。如今的日本青年，大多已經不關心那段歷史了。他們和我們的80後、90後一樣，更加關心自己的現實生活。記得有一次在南京參加了一個旅行團，團裡有一個總是笑眯眯很溫和的日本女孩子。路途中休息的時間大家閒聊，同學在交談了不超過三句話之後直接就直接問：怕不怕大家討厭你，畢竟你們殺了很多中國人。小姑娘很無辜的說，我從來都不知道這件事情。上學時，老師都會故意跳過那段歷史。
公平地講，先輩的錯誤當然不用他們承擔，但是先輩的錯誤他們也不能否認，更不能忘記那段歷史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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