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半工半讀的徐吉第一次聽說愛文學校（Avenues：The World School）時，對這一校名印象深刻：“名字聽起來很牛氣，敢稱自己是世界學校。”與紐約的百年私校們不同，這所新校在未正式招生時就表現出市場野心。
其創校團隊名單裡塞滿了各界知名大咖的名字和頭銜，除了耶魯大學前校長Benno C. Schmidt教育家，還有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科學家，哈佛教育學院教授等。據紐約時報稱，這所學校的資金投入也不少，其所屬公司Avenues World Holdings Inc.從至少兩傢俬募籌集了8500萬美元作為支持。
他們想建立一所有別傳統的新式學校，同時在聖保羅、深圳、迪拜、倫敦、邁阿密，及硅谷等世界各地擁有分校區，並允許學生在各校區之間自由流動，以培養“世界公民”。
這些大力投入與宣傳不僅吸引了像徐吉這樣的中英文雙語教師，也令它在紐約開校第一年就收穫頗豐，2012年入學人數達到七百多人。在2018年，他們在聖保羅的校區開張，一年後深圳校區也正式投入運營。
從其紐約經驗來看，持續辦學七年算是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經驗能否複製到新校區仍是未知數。以中國為例，國際教育已發展十餘年，一批競爭者也已入場，家長們選擇越來越多，這些不確定因素都為這所學校的創新實驗加大難度。
紐約模板
作為一名中英文雙語教師，徐吉在美國的職業發展常常遭遇尷尬。同樣是第二語言，中文有時還沒有西班牙語或法語受歡迎。“有種總是在別人家做客的感覺。”徐吉說，特別是在中西部，中文老師很難施展才華，更不可能成為班主任。這不僅與各地國際化程度有關，公校經費也限制著教學革新。
紐約則不同，少部分有財力的私校開始注意到雙語教學的好處，類似HudsonWay等中文沉浸式學校陸續多起來，中文課程比例甚至佔到八成以上。愛文則稍有變化，提供西班牙和中文兩種沉浸式課程，選擇中文為第二語言的學生，將接受以英語和中文按天交替授課。
愛文世界學校總裁柯欣傑（Jeff Clark）認為，中文和西班牙語是世界最常用的兩大語言，一所“世界學校”沒理由讓學生不學。甚至讓孩子從幼兒園時期學習第二語言的做法，其背後考量也與培養“世界屬性”有關。
“當孩子完全沉浸在第二語言中時，大腦會建立更多突觸連接。他們會更富有創造力，尤其是對不同文化的理解。”徐吉對界面教育解釋道。
除此之外，這所學校的課程設計也在強調“世界性”。其研發團隊搭建的課程框架，不以傳統學科劃分，而以圍繞認知世界應具備的65種“世界元素”為基礎。幼年時期，“同理心”、“創造力”、“抽象思維”等頗為重要，而到高年級“身份認知”、“人類”等要素也將融入課堂。考核以能力達到的程度作為參考，課程每兩年會還會做出更新。
從學生們吃什麼，到小學階段不給學生髮成績單，家長會以學生主導，再到成立以解決校內任何難題的研發團隊Tiger Team等等做法上，這所私校顯得有些不同。柯欣傑解釋稱，之所以要將“世界性”放在首位，是因為全球化正在倒逼學校做出改變。“未來充滿不確定，我們要嘗試將未來世界所需的工具和能力教給學生。”
對希望贏在起跑線上的家長而言，“世界理念”背後的稀缺性是誘人的，僅是多語言學習，多校區流動這兩點就已滿足一部分家庭對“國際化”教育的渴求。而從生意角度來看，這所新校的高端定位也正好切中紐約富裕家庭的教育痛點。
其校區選址在曼哈頓西側的切爾西（Chelsea），其家庭中位數收入在2016年超過104,000美元，對比紐約市家庭收入整體中位數（57782美元），是“大蘋果”較富裕的社區之一。
但紐約新貴們想要送孩子進頂尖私校的迫切願望，卻被限制著。諸如三一學校這類百年私校看重傳承（Legacy），儘管在Niche排名中常年霸榜，但對非校友子女錄取率（3.6%）比哈佛還低（5.8%）。白手起家的創業者和在紐約漂泊的“無根”新貴更樂意選擇新式學校。儘管愛文紐約校區的學費價格已從最初的每年4.3萬美金漲至約5.6萬，但2012年開校時，約有700多學生入學，今年紐約校區學生人數增至1700人。
從學校排名和其四屆畢業生去向上看，它似乎驗證了創新模式的有效性。據Niche網站顯示，在紐約最好的20所K12私校中，愛文世界學校排在第15位，其它上榜學校創建時間則在50年以上。
在紐約校區建成一年後，管理團隊開始謀劃向多地區發展，巴西和中國被列入名單中。柯欣傑認定：“作為一所世界學校，中國一開始就在我們的藍圖裡，相信本地家長也一定會認同這一世界理念。”
新實驗場
儘管比不上紐約，但深圳的新富人群也不少。據《2018胡潤財富報告》，這裡的高淨值人家庭（流動資產600萬元以上）數量已達到16.6萬人。外來人口還在不斷湧入，2018年深圳常住人口增量達49.83萬人。
教育資源仍然無法滿足。每日經濟新聞曾報道，深圳學校的學位缺口大，去年7個轄區小學與初中一年級的學位缺口近6萬個，與北京和廣州這兩個一線城市相比，教育需求呈現“井噴”趨勢。
國際學校能起到補充作用，但數量也遠不夠。除開外籍子女學校，深圳的民辦雙語學校和公辦學校國際部的數量約為40多所。愛文世界學校深圳校區校長安迪·托里斯（Andy Torris）評論道：“我曾在迪拜工作過，那裡人口約800萬，有185所國際化私校，而深圳人口超千萬，家長的選擇卻不多。”
這符合柯欣傑和拓展團隊的判斷，他們5年前在中國設立辦公室，3年前開始在深圳各區考察市場。這期間，陸續進場的新學校側面印證著需求之旺。
從定位來看，愛文學校從紐約開始就以招本地學生為主，而非外籍子女，這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其招生範圍。但它面對的是更為複雜的競爭環境：對手不僅來自本地，有些品牌同樣是漂洋過海而來。
在英國前首相特蕾莎梅訪華，並簽署5.5億英鎊的教育大單後，哈羅公學與聖比斯公學等紛紛落戶。此外，市場上甚至還出現理念相近的玩家。據不完全統計，僅在愛文所在的南山區，就有約15所國際學校。
對手們的市場策略也同樣生猛。一位研究國際學校的專家認為，一些學校背後的資方實力雄厚，甚至有新校在教師培訓上就砸下千萬元。“以前，大家是先開一所學校，等回本後再擴大投入，現在資本模式下，許多國際學校的企業化運作越來越明顯。”這位資深人士對界面教育評論道。
在紐約辦校時，營利性學校的性質決定了愛文無法通過任何籌資補貼財政，學費是其主要收入。這意味著，在實現教育初心與盈利目標之間需要找到一個平衡點。據美國媒體報道，其紐約校區在創校第一年就達到收支平衡，招生數量約700人。但其深圳校區步伐並沒邁得太快，現有招生規模還無法與其它校區相比。由於義務教育階段辦學限制諸多，愛文在深圳的校區先以幼教部為主，計劃逐年增加新年級。
“過去三十年在公立學校的運營經驗告訴我，沒有現金流就別談願景，每所學校都希望能夠達到滿額入學，但前提是，你得先拿出好的教育服務，獲得認可。”柯欣傑認為，儘管中國校區花了5年才真正落地，但在保持“世界”內核的一致性上很難求快。“通過特許經營的方式可以在全球開許多名字相同，內涵不一的學校，但這不是世界學校的標準。”
模式待驗證
儘管競爭激烈，愛文在進入中國時還是將重點放在“世界理念”的模式驗證上，最先成立了課程研發團隊。去年，它與深圳明德中學開展“大師學院”項目，紐約和聖保羅校區共同參與進來。兩校學生需要從零開始，以項目制方式製作一臺能正常使用的手機，或3D打印機。“小小世界”項目則引入教學廚房，通過烹飪項目，訓練幼齡兒童動手能力和對食物、自然界、環境的認知能力等。
“一所學校，多個校區”的承諾也在繼續。曾有香港學生通過深圳校區的面試，最終去到愛文紐約校區學習。多校區流動滿足了一些家長的需求，他們希望孩子在大學前有海外求學的經歷，為日後申請海外高校獲得加分。
教師招聘也是這所新校面臨的困擾。不過，在它進入中國之前，這已經是國際學校的行業痛點：國際學校的師資參差不齊，外籍教師流動性大，家長因此對學校運營產生懷疑。“有不少國際學校的外籍員工曾向我抱怨，他們的工作像是工廠線上的工人。常年教授同樣的內容，或是學校未提前通知就更換上課時間，而給過的福利承諾卻從未實現。”安迪評論道。
安迪曾在上海美國學校擔任7年校長，他認為這些現象的確存在，但也並非無法解決。除了提供優渥薪酬外，還得讓外籍教師看到職業發展的空間。在教師管理上，愛文試圖給教師提供兩條職業通路，既可以向專業教育專家發展，也可以向管理角色轉換，頂尖的教師與高管也無薪水上的區別。
準備工作並不是無效的，儘管數量不多，但幼教部招到學生後順利在9月份開園。“過往的失敗案例讓家長對新校產生疑惑，但他們不需要一開始就信任我，先讓他們看看我們能做什麼，感興趣的話就繼續聊下去。”安迪認為，中國家長與紐約家長並無區別，他們都擔心孩子的安全、食物，與未來。
對這所新校而言，未來還有許多待解難題。比如今年教育部出臺相關政策，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校不得使用境外教材。如果國際學校要開設中小年紀的課程，教材使用也得符合要求。另外，愛文學校是否能憑藉創新模式培養出優秀畢業生則需要更長時間的驗證。
但對徐吉和安迪而言，在中國參與這一教育實驗仍舊令人興奮。徐吉終於感受到中文教學被戴上“主角光環”，而無論在世界哪裡工作都會帶上孩子的安迪，則見證世界經驗對從女兒們成長的影響。“我們總在課堂裡給學生們介紹世界，將已有認知強加給他們，但卻忽略了他們的親身體驗。實際上，外部世界才能真正給予人們學習意義，一所世界學校也應該堅持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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