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毀祖千代詬，論衡驚儒廟
中國不乏思想家，尤其是“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代，那真叫作百花齊放；但自武帝獨尊儒術後，整個大漢一朝文人的思想似乎就被禁錮了，那“天人感應”“三綱五常”將各層次人的大腦填塞得滿滿當當，可以說，整個漢朝，無論是西漢或東漢，是找不出幾個思想家來的。
我學識自是很淺薄，就我的認知度來看，董仲舒當然是一代大家，要說還有誰能當得起有漢一朝思想家的話，那肯定是非王充莫屬了。
在我接受知識的時代，這王充可是大名鼎鼎，下鄉時除了毛選外，於學術著作是幾無書可讀，但有兩本書是可以讀的，一是范文瀾的《中國通史》，二是楊榮國的《中國古代思想史》，可以說這兩本書是我中國歷史和哲學的啟蒙教材，我反反覆覆地不知看過多少遍，不是說我認真，而是其他類似的書實在是沒有。
在這《中國古代思想史》中，王充是被大書特書之人，因為他是被譽為唯物主義思想家，是同那眾多的唯心主義者截然不同的無神論鬥士，關鍵是他對古來聖哲多有譏諷之言，所以，印象極為深刻。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東漢思想家；曾任過短期的會稽功曹，後來有刺史聘他為從事及治中等低級官職，但不久都辭官而歸，直到年近古稀時才被漢章帝重視，以賢人禮派人來接他去宮中，但他已是年老體衰，無法應聘，年70歲在家鄉病逝。
王充的先祖為先祖為河北大戶，後遷至浙江，他是出生在上虞的，18歲時“負笈京師”，到洛陽遊學，曾進入國家最高學府的“太學”學習。
那時的東漢盛行的是“圖讖之說”，也就是將來能應驗的預言或預兆的文字，輔以圖畫，使之顯得更為直觀，因此，圖讖又被稱為“圖篆”，也有人叫“圖書”，人們可以用它來預卜將來生活中的吉凶禍福，其實也就是一種迷信。
但因漢光武帝劉秀對此是深信不疑，篤信備至，將基當成了做人處事的準則，於是，此學說便大行其道；即使劉秀在臨死前，還宣佈“圖讖於天下”，即運用行政手段，把圖讖推行到全國，從而使讖緯神學在整個東漢的思想領域裡佔據了統治地位。
現在我們當然知道這個是迷信，但在那個科學不發達的年代，對很多事是無法解釋的，而且這個“圖讖之說”是有著很悠久的學術基礎的，它是緣自於董仲舒的“天人感應”之說，說白了，就是自然災禍的發生是上天給人的譴責和警告。
董仲舒在他的《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中說：“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異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
這一說法是很有基礎的，即使在當今也很有市場，它同佛教的 “報應說”一起，是深深地根植在不少人的心中的，要說比例，人數當不在少數。
王充作為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家是不這麼認為的，他說：“夫天道自然也，無為；如譴告人，是有為，非自然也。”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天人感應”的說教。
哲學問題對一般人來說覺得很高艱深，我亦是一樣，一遇到這些便覺頭大，當年當知青時也是實在無書可看，遂將這哲學書當作催眠書來看的，有時又實在是睡不著時，只能在昏暗的燈下反覆看，也不知浪費了多少斤煤油，心痛！
要想把王充的思想說清楚是不可能的，但他的中心思想還是可以大致進行歸納，概括起來講，主要有以下幾點。
天自然無為：天是大自然的產物，“天地合氣，萬物自生”，任何自然現象同所謂“天意”沒有一毛錢的關係。
天不能故生人：天即是自然，那人更是自然了，“人，物也；物，亦物也”，這從根本上將天和人之間的關係切割，“天人感應”的說法只是人們以自己的想法去比擬天的結果。
無神無鬼：人有生即有死，人死如火滅，火滅哪有光，從而對“善惡報應”進行了否定。
以上三點其實就是支撐王充“無神論”的中心思想，自是被主流社會所盛讚，但除此之外，他還有個契合當時形勢的觀點，即“今勝於古”，這可是在當時受到最為熱烈歡迎的論點。
我們那個時代的人都經歷過“批林批孔”運動，百家皆垃圾，唯有法家好，變法的都是法家，是反對泥古守成的，所以，王充反對“奉天法古”，反對“天不變道亦不變” 的思想，這當然是被捧上了極崇高的地位。
王充的主要論述都在他的著作《論衡》一書中，這可以說是古代的一部百科全書，他對很多的自然現象都進行了觀察，引入書中，以對社會的頹風陋俗進行了針砭，許多觀點鞭辟入裡，在當時即被認為是奇書，是當時最有影響的思想家。
書中有很多石破天驚的篇章，矛頭直指各大聖賢，如《問孔》和《刺孟》等等，公然挑戰儒家經典，遂引起各路人士的口誅筆伐，清乾隆皇帝就曾御批：王充“刺孟而問孔”，“已有非聖無法之誅！”
有個很有趣的問題，這王充到底是何派何支？似乎誰也說不清楚，有漢數百年，唯儒學一支獨大，王充在太學讀書，所接受的教育定為儒家經典，他的老師班彪就是名揚天下的大儒，但王充的著作在歷史上卻從未被列入儒家學術類，而一直是列為“雜家”，看來歷代都是把他看作無師無派的“一家之言”了。
然而，有人把其列入墨家，如近代經學大師劉師培說王充是“南方墨者之支派”，而在我以前的印象中，官方一直是將把王充看作是反儒家學說的，那就肯定應該不是儒家。
其實我覺得，不能因為他對祖師爺們有異議，就將王充歸於另類，說到底，他還是儒家子弟一枚，只是他的文章，或者標題太扎人心，“問孔、刺孟、非儒”這一堆的字眼實在難以將其看作還是儒生。
要說對儒家宗師有異議，這是很正常之事，自孟子起就對孔子的學說進行了改進，世間雖然都以孔孟合稱，但二人的思想和意識其實是有很大差別了，董仲舒的“天人合人”思想也遠不是孔孟學說的改進，而是將儒學作了重大的改造，然而有誰說他不是儒生？
以此類推，王充自然也是儒生，他只是公開提出了對先輩們的置疑，而不象老董那樣避而不談，所以，可以肯定的是，他也是儒者，是一位敢於標新立異，另闢蹊徑的博學奇儒。
但是，王充的《論衡》除了在建國後的特定時期外，歷朝歷代都不受待見卻是不爭的事實，尤其在經學盛行，學者們都為各種重要的典籍進行校注和整理的清朝，竟沒有一本是對《論衡》進行校訂的，這不能不說是個很奇怪的現象。
究其原因，還是在回到《論衡》的本身來考量，因為從這書中，我們可以看出端倪，這原因就是，王充有“大不孝”之嫌。
王家作為河北大名的世家大族，以前還是很有些根底的，但到了王充之時，數次遷徒，早已沒有了望族之氣勢，這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其父祖輩劣跡甚多，而這一切被王充在《論衡》一書中抖落個乾淨。
他在書中描述說：“世祖勇任氣，卒鹹不揆於人。歲凶，橫道傷殺，怨仇眾多。會世擾亂，恐為怨仇所擒，祖父泛舉家擔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賈販為事。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即充父。祖世任氣，至蒙、誦滋甚，故蒙、誦在錢唐，勇勢凌人。末復與豪家丁伯等結怨，故舉家徙處上虞。”
這就是說，他的祖上橫行鄉里，仇家眾多，為避禍而跑到會籍，從事著最下賤的“商賈”之事；又與人結怨，拖家帶口地又跑到上虞來安身。
“橫道傷殺”，這簡直就是惡貫滿盈的土匪惡霸，從王充的這段記述來看，他的祖上們不僅是紈絝子弟，敗家子，而且還是結結實實的土豪劣紳，或者就是為人不恥的殺人越貨，橫行不法之人。
王充倒是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實事求是的將祖先的各種劣跡公之於眾了，但這不僅在當時，即使是在當今也會被人所側目，在中國封建社會中，“臣為君諱、子為父諱”實為天經地義，王充之所為，與中國傳統觀念是背道而馳的。
既然王充“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夫自敘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為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中國是以“孝”字當先的國家，他的“不孝”之舉不被主流社會所接受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除了這“訾毀先人”外，在王充的著作中，各種奇葩言論也比比皆是，在他的思維中似乎完全沒有“孝”的概念，在他看來，父母是不需要孝敬的，生兒育女完全是性慾的副產品，所謂“夫婦合氣，非當時欲得子，情慾動而合，合而生子矣。”
這樣的想法不是說完全地沒有道理，但畢竟有“忤逆”之嫌疑，是不可能為大眾所接受的，不過，也還是有些人贊同這樣說法的，比如那“三歲讓梨”的孔融，就是持這種觀點的，而他被曹操所殺的罪名中，這一項便是大罪之一。
他在“毀祖”的同時，對自己倒是讚譽滿滿，但這“毀祖譽己”的作法引起了後世更加的責難，所以清代大名士錢大昕說他是“有文無行，名教之罪人也”；而現代學者王欣夫則直接說其是“自譽而毀其先，非人也”。
王充是以反孔反聖的面目立世的，所以，儘管在很長曆史階段中，他被人譴責，他的著作亦幾乎是無人問津，但到了五四運動時，因“打倒孔家店”的運勢，很多學者又開始了對《論衡》一書的研究。
梁啟超1923年在清華大學講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時就稱讚說：“王充《論衡》是漢代批評哲學第一奇書”；而我最佩服的大學者黃侃，他在《漢唐玄學論》一文中也說：
“東漢作者，斷推王充。《論衡》之作，取鬼神、陰陽及凡虛言、讕語，摧毀無餘。自西京而降，至此時而有此作，正如久行荊棘，忽得康衢，歡忭寧有量耶。”
建國以來，中國歷史上的思想家都很寂寞，因為我們遵循的是一條“古為今用”的原則，一切都為現實之需所左右，要造反了，便把“三綱五常”弄出來批判一番；要反對唯心主義了，便將代表唯物主義的《論衡》提將出來高贊一陣。
所以，王充在一定的時期內得到官方高度的讚譽，也是王充的機遇了，但在現在，提倡學國學，提倡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觀的時候，王充便又沒幾人能想起他了。
不過，王充是相信命運的，我想，他在九泉之下，對這樣的情形當也付之一笑，不會太當回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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