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空無一人的武漢長江大橋，到人群稀疏的北京地鐵，這個冬天，整個中國都因瘟疫籠罩在一種巨大的恐懼之下。
瘟疫，在人類歷史上從來都不是稀客，可即便人類曾經歷過數次規模巨大的瘟疫，在2020年，科技與醫療都得到極大發展的今天，人類對瘟疫的恐懼心理依然不減。
波蘭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曾對恐懼作如下定義：
“當恐懼是擴散的、分散的、不清晰的、不附著或不固定在某個東西上的、自由浮動的、沒有明確的地址或起因的時候……當我們應該害怕的威脅隨處可見又無處可見時，它是最可怕的。'恐懼'是我們給自己的不確定感以及自己對威脅和應該做什麼茫然無知起的名字。"
這像極了我們大多數人當下面臨的境況：我們既害怕身邊存在著大量尚未發病的潛伏者，又為自己的無能為力感到沮喪。
在這些負面情緒交織的狀態中，我們不妨對人類的恐懼心理及其衍生出的恐懼文化做一些簡單的瞭解，以期早日贏得這場疫戰。
《恐懼：推動全球運轉的隱藏力量》
[英]弗蘭克·菲雷迪
“恐懼文化"是個比較新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用以表達一種先前就有並普遍存在的焦慮和不確定感。即使是那些並不接受《恐懼文化》中提出的論證的批評家也明白，恐懼和文化已經密切糾纏在一起，這種發展趨勢對公眾的生活已經產生了顯著的影響。
當時，面對眾多令人擔憂的事件，如艾滋病蔓延、未成年人失蹤、宗教儀式性侵害、汙染和犯罪等，人們要麼危言聳聽，要麼無所適從，這表明，社會已經熱衷為恐懼氣氛推波助瀾，人為地製造恐慌情緒。其後，更多讓人擔心的事情接踵而至。
接下來的一些年，社會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在諸如全球恐怖主義、全球變暖、流感大流行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等令人矚目的災難性威脅之上。與此同時，與對大肆渲染的威脅感到擔憂相應的是，人們對更加庸常和普通的日常生活風險的焦慮不斷增加。對飲食、生活方式、生兒育女以及日常生活的其他眾多方面，現在人們都重新審視以發現可能給人類帶來的風險。
恐懼本身已經被政治化到了這樣嚴重的程度，人們辯論的內容很少是我們是否應該感到恐懼，而是應該對誰或者對什麼感到恐懼。
在日常生活用語中，"恐懼文化"一詞有多重含義，包括多種感受：從對令人討厭的話語或壓力感到的不自在、不舒服到強烈的不安全感、無力感，再到受到脅迫的感覺。"恐懼文化"更多是一種修辭手法，而不是一個精確的概念。其含義非常模糊，通常用來描述人們對各種現象的情緒反應和恐懼。
研究表明，修辭習語如果能喚起可被納入公眾想象的眾多形象，就能被廣泛使用併產生巨大的影響力。大量穿著白色防護服、戴著防毒面具的形象或超市佈告牌上頻繁出現的失蹤孩子的照片，常常成為人們藉以發揮想象力進而表達恐懼的視覺風景。
<strong>媒體與文化
最近，我在世界各地做了大約 80 場有關恐懼文化的報告。不管是在新加坡、澳大利亞、美國、荷蘭，還是在英國，聽眾不可避免地提到的問題是“媒體在讓我們感到恐懼方面發揮的作用多麼重要？"。
這種擔心並不令人驚訝，因為大多數關於恐懼文化的報道認為，媒體在傳播危言聳聽的信息方面扮演著關鍵的角色。目前的恐懼氣候是媒體造成的——這種說法經常得到呼應，以至於它已經不言自明。
媒體，尤其是社交媒體，幾乎應該對恐懼文化負有全部責任——這一假設也常常成為學界評論家研究這一課題時的指南。
匹茲堡大學的社會學家瑪吉·科爾認為，媒體和“我們獲得新聞的直接性“是"我們現在為何比兩百年前更加恐懼"的原因。科爾指出，不斷瀏覽新聞“會讓人感覺更有激情"，他說：“一旦災難發生，我們就開始在手機上接到通知，所以我們有一種在 150 年前沒有的虛假參與感。"
毫無疑問，媒體傳播信息往往通過引發人的焦慮和恐懼而抓住觀眾的注意力進行的。媒體種種聳人聽聞的伎倆有據可查。媒體和近來的社交媒體對日常生活中的行為的影響顯而易見。然而，人們的思考、行為和感到恐懼的方式並非消費媒體信息的直接結果。
人們能夠與鄰居和朋友談論媒體傳播的最新恐怖故事，並對這些內容進行反思和分析，但未必受到它們的嚴重影響或因此改變他們的行為。例如，對媒體報道氣候變化終將導致世界末日的研究表明，這類恐懼訴求往往是無效的。評論家認為，對氣候變化誇大其詞、連篇累牘的報道很可能會讓人不勝其煩。
<strong>那麼，媒體和恐懼文化之間是什麼關係呢？
當今，大眾傳媒已經成為一個獨特且強大的公共機構。大衛·阿什德坦言，大眾傳媒是“我們最重要的社會機構"，這不無道理。
它對公眾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是人們瞭解生活中日益增多的各種問題和威脅的主要媒介。
當代社會強調的恐懼完全不像過去那樣基於直接的經驗；對於人們沒有直接經驗的事情，媒體是人們獲得信息的主要來源。
<strong>從這個意義上說，媒體的主要成就是為公眾提供一個不斷演變的腳本，告訴人們該如何體驗全球威脅並做出反應。
作為一種機構，媒體在恐懼風景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顯著的作用。正如斯蒂芬妮·格魯普所言：“一直存在著一種普遍的轉變——恐怖的生活轉變為擁有恐怖媒體的生活。"
然而，與其說媒體制造了恐懼，倒不如說它提供了讓人們間接體驗到恐懼的媒介。
目前還沒有強有力的證據證明媒體的傳播“造成當今大部分的恐懼"。親身體驗、個人環境、社會背景和情感傾向都對個體的恐懼體驗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某項研究表明，年齡、性別、社會階層和教育背景在人們如何應對諸如犯罪或氣候變化等威脅方面發揮著關鍵的作用。
<strong>恐懼和文化
到底什麼值得恐懼？
錯誤的選擇可能會帶來悲劇性後果。自古以來的大量故事和傳說中有很多例子證明風險評估不當可能導致悲劇性後果。
修昔底德寫於公元前400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生動地描述了雅典人在肆虐城邦的瘟疫中“害怕錯誤的東西"所造成的致命後果。恐懼和恐慌導致許多市民逃離家園，轉移到擁擠不堪的城市小屋裡。過度擁擠加快了疾病的傳播，正如修昔底德所寫：“他們中的死亡率太嚇人了。"
無論如何，即便採用最精確的風險評估技術，也無法將恐懼情緒及其鼓勵的行為方式轉化為一種理性工具。人們的恐懼程度與其面臨風險的嚴重性和可能性之間並沒有必然聯繫。
“疑病症"患者（本沒有患病且不需要接受醫治卻堅信依自己的病情需要接受治療的人）越來越多這一事實則說明了這一點。人們對犯罪的恐懼或對健康的焦慮普遍存在。與此相關的研究表明：在西方社會，最富有、最節儉和人際關係最為穩固的人往往最擔心自身的安全。
一方面是前所未有的繁榮和安全，另一方面卻是恐懼氛圍無處不在。數不清的評論員努力要為二者的共存提出合理的解釋。
正如挪威哲學家拉爾斯·斯文森所言：“人們都說，現在我們的安全相對於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有保障，而恐懼文化卻是在這樣一個時刻出現。恐懼文化的悖論性特徵莫過於此。"曾有人將“安全社會的悖論"解釋為繁榮安定促使人們患得患失並竭盡所能地規避風險與損失。
毫無疑問，認為繁榮與規避風險和損失相關的觀點不無道理。然而，繁榮與人們的恐懼傾向之間不見得有直接的因果關係。歷史上的鼎盛社會——古代雅典、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19 世紀的英國—都是最傾向於實驗和熱衷冒險的。在本書接下來的章節中提出的論點是，導致人們規避風險以及對不確定性感到恐懼的並非繁榮，而是占主導地位的文化規範。
縱觀歷史，哲學家、神學家、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都一直在努力弄明白恐懼的原理。
<strong>正如弗洛伊德所寫：“可以肯定的是，恐懼問題是許多重要問題的交匯點，它是一個謎，謎底的徹底揭曉將為精神生活帶來一片光明。"
本文節選自《恐懼：推動全球運轉的隱藏力量》，內容有刪改。圖片來源於網絡。
《恐懼：推動全球運轉的隱藏力量》
[英]弗蘭克·菲雷迪 著 | 吳萬偉 譯
聯合讀創 | 2019年12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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