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陷阱”之下，巴西貧困人口激增，圖為巴西里約熱內盧羅西尼亞貧民窟。新華社記者翁忻暘攝）
當前，一些人將工業視為必然被歷史淘汰的產業，還提出要學習西方的“先進經驗”，搞“去工業化”。但是，從現實來看，工業的發展與一國的繁榮緊密相連，“去工業化”的結果只能是令自身發展陷入困局。
曾經邁入中等收入國家門檻的巴西就是這方面的典型案例。早在1970年代末，巴西便跨入了中等收入行列，人均GDP比“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韓國還要高，但在之後卻因“去工業化”而逐漸陷入“發展陷阱”。進入1980年代後，巴西的工業在整體經濟結構中的佔比降幅明顯，至2017年，其工業在GDP中比重已經下降到21%，而作為第三產業服務業的佔比卻大幅提升，在2017年已經高達72.8%，比日本（68.78%）、德國（68%）、韓國（52.84%）等一批公認的發達國家還要高。這種變化令巴西製造業產生的崗位及從業人員迅速減少，在世界上的工業地位也一落千丈。如1970年代，巴西是僅次於日本的世界第二大造船國，鼎盛時一年造船產量達72.9萬噸，提供的直接就業崗位近4萬個，還帶動10萬個間接就業，而到
1998年，造船業直接就業人數萎縮到1880個，到現在巴西在全球船舶製造業的分量已經微乎其微了。如此這般所帶來的直接後果是把就業人口“趕到”了第三產業，而在沒有高端製造業的支撐之下，巴西的服務業也只能被困在較低水平，陷入了經濟發展的困境。至2017年，韓國的人均GDP是巴西的3倍還多，在沒有工業充分吸收就業的情況下，巴西貧困人口高達5480萬，佔全國總人數的26.5%，尤其是在經濟落後的東北部，有超過40%，乃至近一半的人處於貧困線以下。實際上，“去工業化”的苦果不僅在巴西有所展現，在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也並不少見。在美國，隨著“去工業化”，大批工人階級失業，而美國金融業者、會計師、律師、醫師的教育成本和門檻異常高昂，這些崗位的稀缺性和專業性造成子承父業內循環的情況異常普遍，階層流動趨於停滯。為了扭轉這種情況，從美國前總統奧巴馬至現任總統特朗普，一直在強力推動製造業迴流美國計劃。奧巴馬在第二任期的首份國情諮文中提出“讓美國成為新增就業和製造業的磁場”，鼓勵製造業迴流；特朗普政府則要對以美國市場為主的海外製造企業和基地設在外國的美國公司徵收高達35~45%的關稅和罰款，其共同目的就在於恢復製造業的繁榮，期望用強大的工業振興美國。再如英國，當其遭受金融危機和歐債風暴影響之時，英國前首相布萊爾曾向德國總理默克爾詢問經濟成功的秘訣，默克爾悠悠地回答：“我們至少還在做東西。”
由此可見，正如已故北大教授、中國現代化理論化研究開創者羅榮渠先生所言：工業化是現代化的核心。因此，我們要以各國工業化發展為鑑，在工業領域持續精進。這既是後發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必經階段，也是國家間競爭比拼的基礎實力。
（參見：《“去工業化”的巴西，早已落入了“發展陷阱”》《製造業對中國崛起到底有多重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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