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梁文道
本文節選自梁文道為《印尼Etc.：眾神遺落的珍珠》一書所撰的導言。
我是香港人，香港有十幾萬印尼女傭，做飯燒菜、洗衣抹地、照顧老人、帶小孩上學下課，和我們一起擠在以狹小見稱的高樓裡面，或者有自己的房間，或者沒有。這些印尼女子與我們如此親密，成為眾多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員；可是我們曉得她們的故事嗎？我們瞭解她們嗎？更重要的問題可能是我們到底需不需要認識她們？如果需要，那種被需要的知識又是什麼？
我在一個外傭中介中心的網頁上找到了答案。它對印尼女傭“特性”的介紹是這樣子的：
印傭與菲傭、泰傭的最大分別是印尼傭工的服從性平均來說較高。自18世紀以來，印尼人經歷了荷蘭人近三百年殖民地式的壓抑統治。而自1945年獨立後的蘇加諾親王及1967年接管至1998年的蘇哈托將軍，實施的亦是絕對服從的嚴厲管治，人民習慣了服從政策，服從政府、上司、長輩的安排；其次，在語言方面，印傭的英語會話平均來說不及菲傭，但學習廣東話的速度比菲傭為快。
印度尼西亞婆羅浮屠遺址。
換句話講，印尼經歷過的殖民統治和軍事獨裁政權是項“好處”，因此它的女傭比較懂得服從。這大概算是政治和社會史的分析。那麼再看看她們宗教信仰上的特點：
印尼人大多為穆斯林，有朝拜和守齋的習慣，對香港的僱主來說初時可能有點陌生，但習慣了就沒有什麼出奇。由於宗教信仰的關係，部分印傭是拒絕接觸或進食豬肉的，有些外傭來港的日子久了，慢慢亦不會抗拒；一些改變不了以往習慣的印傭，僱主則要遷就一下了。
在把印尼看作是個家庭傭工的出口大國之外，我也試過其他進入印尼的方式，比如說它跟所有華人的關係。我有許多朋友是一般中國人口中的印尼“華僑”，他們應該會比較瞭解印尼吧。但是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我發現他們對印尼的認知也很難避免一種華人的侷限。他們可能會讓我知道更多當地華人聚居地的歷史、華人社群內部複雜的情形、華人與東南亞和大陸等其他地方的往來；也可能會使我明白傳統華人對印尼其他族群的態度。當然，他們必然還會提到歷次大規模的排華運動、屠殺的慘酷，以及制度上的歧視……
最近十幾年，中國冒起，照道理講是應該更有世界觀了。然而奇怪的是，不少人恰恰因為自覺中國是個“大國”，所以反而更加集中地注意“大國關係”，說白了其實也就是中國和美國的關係。此外一切其他國家，我們看的則是它們和中國的友好程度，看它們算不算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但說真的，它們友好與否都不太重要，反正從中國的體量去看，那全是些小國罷了。
印尼在世界舞臺上的地位
印尼是個小國嗎？我們中國人喜歡講國際影響和世界排名，若是從這種角度評估，印尼的確不大。伊麗莎白·皮薩尼
（Elizabeth Pisani）
在她這本廣受好評的《印尼Etc.：眾神遺落的珍珠》裡頭，就特地說到了這點：
印尼在世界舞臺上的地位顯然並不突出，例如2012年的倫敦奧運會選手之中，僅二十二位來自印尼；換句話說，每一千萬印尼人當中，只有不到一人參加奧運競賽。雖然曾任聯合國維和部隊的印尼軍隊一度廣受歡迎，但躋身國際組織高層的印尼人屈指可數，成為這類組織領導者的印尼人更是付之闕如，也沒有任何印尼人得過諾貝爾獎。
《印尼Etc.：眾神遺落的珍珠》，[英]伊麗莎白·皮薩尼著，譚家瑜譯，理想國丨上海三聯書店2019年10月版。
在她筆下，印尼人好像根本不曾努力提升國家地位。
儘管香港和全世界都有不少印傭，可是她們的數量在這個人口約兩億六千五百萬的國家裡面，不過是滄海一粟。大部分印尼青年是沒想過出國，對外面的世界也不一定有太大興趣的。原因很簡單：印尼就已經夠大了。“何必要出國？他們只要搭船去另一座島，即可擺脫地域和宗親束縛，還能學習新舞技，嘗試新食物，而不須接觸沒學過的外語、不熟悉的貨幣、缺乏人情味的警察”。
印尼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但又擁有兩千多萬名基督徒。印尼有官方語言Bahasa Indonesia，但絕大部分人都以幾千種方言的其中一種為母語。這個國家橫跨三個時區，由一萬七千多座島嶼構成。它簡直不是一個國家，更像是一個自足的世界。
然而，必須小心上面這段描述。因為任何一個國家都難以被一句話簡單概括，任何關於一個國家“國民性”的總結也都不可能輕易立足。因為國家在這裡就像一隻漏洞百出的破碗，總是無法把它所盛載的液體模塑出一個完美無缺的形狀。
我一直聽說印尼不只擁有全球最大的穆斯林人口，而且更是舉世最為開放的伊斯蘭國家。特別是在十幾年前的“9·11事件”之後，許多西方媒體就一直把它描繪成一個“好穆斯林”的代表，以對照阿富汗與沙特阿拉伯等國的“落後”和“保守”。我一些在當地工作過的朋友也憑親身經驗見證，說它比起不斷在信仰上阿拉伯化的鄰國馬來西亞好上太多，很多年前甚至能夠容許印尼文版的《花花公子》存在。如果真是這樣，又該怎樣理解去年發生在時任雅加達特區省長鍾萬學身上的“褻瀆古蘭經”事件呢？那些擠滿大街，憤怒揮拳叫喊，甚至聲稱鍾萬學該下地獄的虔誠信徒，不也是百分百的印尼人嗎？
從前誇讚印尼穆斯林不激進的媒體，這時給出了最新消息，說印尼穆斯林這幾年原來也變了，變得越來越像正統的遜尼派信徒，也變得越來越排外
（宗教和族裔身份在東南亞常被混揉在一起，比如說華人一般不信伊斯蘭教，於是對穆斯林而言，華人就必定是異教徒，必定是外人了）
。如此看來，印尼就和過去常常也被人拿來和它放在一起嘉獎的土耳其一樣，現在真是在開“現代化”的倒車了。
不過，伊麗莎白·皮薩尼這本書卻讓我發現在“印尼到底還是不是個好伊斯蘭國家”這個問題上，原來還可以有另一種答案。沒錯，比起十幾二十年前，她觀察到，街上戴頭巾的女子數目多了不少，而且“《古蘭經》朗誦比賽和英國曼聯足球隊在印尼一樣受歡迎”，一些傳統的爪哇式三層屋頂清真寺也漸漸被阿拉伯風的圓頂與尖塔所取代。更加叫人震撼的，是有那麼多的電視佈道節目，就跟美國的基督教電視臺一樣，大受信徒歡迎，乃至於伊斯蘭教義節目成了一項龐大產業。成功的佈道節目主持人則是萬人追隨著迷的明星，他們的講道，總是叫信眾又哭又笑，手舞足蹈。但這究竟是伊斯蘭的凱旋？還是美式資本主義的勝利呢？
伊麗莎白·皮薩尼說：
有些電視臺為了物色新面孔而頻頻推出選秀節目，去年某節目的優勝者竟是一名八歲小女生，而且在整個齋月期間排滿布道活動。歐文斯比
（Craig Owensby）
是一名改信伊斯蘭教，來自得州的美國人，曾經在法威爾（Jerry Falwell）
主持的教會擔任牧師，後來與阿金（印尼一位電視講經明星）
及其他備受觀眾仰慕的電視佈道者合作，並且以每日簡短講述《可蘭經》和用手機短信傳播宗教信息的方式在印尼致富。也和美國的明星級牧師一樣，捐錢給教會往往是所有佈道活動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所以這些印尼佈道人是真會致富的。
印度尼西亞吉麗島古蹟。
印尼變得更加伊斯蘭化了？
那麼印尼的伊斯蘭政團是不是激進化了呢？好像是的。比如說一個叫做“捍衛伊斯蘭陣線”
（Front Pembela Islam, FPI）
的組織，正是去年信眾集會抗議鍾萬學省長的旗手。他們平常會以真主的名義突襲領了牌照的酒吧，肆意破壞裡頭的陳設裝修，但卻很少受到警察干預。他們抨擊女神卡卡的演唱會，說她是頭雌性怪獸，將會把印尼的大好青年變成同性戀者。伊麗莎白·皮薩尼就在她朋友艾麗絲經營的一間同志夜店遭遇過他們：
當一群穿著低腰三角褲，眼睛貼著假睫毛的跨性人舞者在店裡踱來踱去，等著上場表演歌舞秀，突然有個工作人員宣佈：“他們來了。”艾麗絲連忙拉開抽屜取出一個信封，片刻之後，一名留著大鬍子，穿著白長袍的年輕人出現了，艾麗絲迅速交出信封，他只點了個頭就閃人。“天哪，他簡直跟那些穿著皮衣跑來勒索你的自由民一樣壞。”我笑著說。“你說一樣壞是什麼意思？他就是穿皮衣的自由民，這是他們的新裝扮。”
所謂“自由民”，其實是一群流氓混混，乃荷蘭殖民時代以來就有的一項悠久傳統。他們是幫派分子，但當權者不只對他們睜隻眼閉隻眼，有時還會花錢聘請他們，去幹一些國家機器不願自己出面，和懶得去幹的壞事。直到2012年，當時的印尼副總統還在公開集會上宣稱政府需要“自由民”來完成任務。
“自由民”開始“伊斯蘭化”，則是1998年“捍衛伊斯蘭陣線”成立之後的事。彼時警方付錢給這個新興政團，要他們使用暴力對付反政府的學生運動；軍方也請過他們攻擊調查軍人施虐案件的人權委員會辦公室。這種體制交辦的維穏業務經營得多了，就算它創辦的原意特別純正，也難免會招來更多“自由民”的皈依報效，逐步將它化為一個披著白色宗教外袍的幫派。果然，在政客一時用不上他們的時候，“捍衛伊斯蘭陣線”就自己創收，用“維護公共道德”的名義，破壞不交保護費的酒吧與妓院。基本上和黑社會完全一樣，唯一的分別只在他們比一般黑幫師出有名，幹同類的勾當居然還能頂上一圈道德光環。難怪伊麗莎白·皮薩尼慨嘆：
我從“捍衛伊斯蘭陣線”和類似的組織身上，看不出印尼伊斯蘭教被阿拉伯化的跡象，反倒覺得正統伊斯蘭教被印尼化了。他們取代既有的自由民身份，為喊價最高的人出賣其神聖使命，非常符合印尼作風。
這裡的“印尼作風”四個字，不是一般的印象描述，而是具體歷史脈絡的總結。早在蘇哈托
（Suharto）
時代，一些半點也不宗教化的政客就已經把不少伊斯蘭法規和教條改成正式法案，目的只在拉攏鄉間教士的支持，叫他們去說服選民支持自己當選。這種政治權力與宗教之間的交易其來有自，如今只是擴大到金錢和流氓身上而已。每逢選舉，這類神聖同盟就會發生作用，臺上是著名教士公開違法替人助選，說不投票給某某人是違抗真主旨意；臺下則是收了錢的“信徒”群情洶湧，立誓為真主而戰。我們要是在新聞片段看到這等場面，不知就裡，自然得說“印尼真是變得更加伊斯蘭化了”。
事實上，印尼很有可能不像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那麼地“伊斯蘭”，它仍然保留了許多極不伊斯蘭的地方信仰。很會說故事的伊麗莎白·皮薩尼在全書一開頭就講了一個先聲奪人的小故事：
“小姐，進來見見我奶奶吧！”在印尼共和國東南方默默無聞的松巴島上，一位笑容燦爛的小夥子迎我入門。那是二十年前的邀約，當時天氣熱得像火爐上的煎鍋，四處灰塵瀰漫，我步履蹣跚走在一條沙土路上，口渴到快不行，心裡想著：有何不可？說不定他奶奶會講幾個故事給我聽，陪她喝一兩杯茶肯定是件愉快的事。
但是進了那間竹子搭成的房子，坐在除了一幅掛在牆上的耶穌畫像之外就什麼都沒有的陰暗廳堂裡頭，皮薩尼並沒有看見什麼老奶奶，只見一把竹椅上擱了一個像是裝著髒衣服的大布袋。莫非此中有詐？
“等一下！”小夥子摸了摸那個洗衣袋，然後順手解開袋口，拉掉覆蓋在頂端的布巾，老奶奶終於現身，她昨天剛剛辭世，依當地習俗，四日後才會發喪，中間這段時間，每天須接見前來弔唁的客人，小夥子替歸天的奶奶道了聲“幸會”，我們就坐下來喝茶。
“印尼總是充滿這類令人跌破眼鏡的奇事”。皮薩尼必須用這樣子的辦法來吸引讀者，否則大部分她所設定的英語讀者
（乃至於我們華人讀者）
恐怕是很難對印尼這樣一個偏遠東南亞國家感興趣的，除非那是一位想要了解印尼是否真如人家所說的那樣充滿機會的投資者。
在危機四伏的自然環境中求存
對於試圖尋找下一個中國或是印度的投資者而言，這本書是很有用的。還記得很多年前，連我也相信了媒體報道和“麥肯錫”
（McKinsey & Company）
之類的機構，以為印尼人口紅利驚人，天然資源豐富，“到了2030年，約有50%人口可望成為消費階層”之類的預言。但是幾年下來，這個廣土眾民的大國在經濟上卻始終表現反覆，不像原來預想的那樣一飛沖天。
為什麼？皮薩尼在這本關於印尼列島的尋訪遊記當中給出了不少答案，例如橫行無忌的貪汙
（“印尼公務員所有的額外收入，都是長官賜予的禮物。換言之，政府部門猶若一個龐大的宗族，或者有如一座上下共謀其利的利益輸送金字塔”）
，基礎建設的欠缺
（雖然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群島國家，不過它在港口運輸設施上甚至還比不上有交通管道直達海港的內陸國瑞士）
。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的觀念。大部分印尼人的日子過得並不算好，但他們並不著急，工作掙夠了餬口的數便好，悠閒度日，倘有餘錢也都拿去消費，而非儲蓄。所以“印尼有三分之一的年輕人全然不事生產，五名成年人當中有四個人沒有銀行賬戶，銀行卻不斷借錢給民眾買東西，而非讓他們拿去創業”。
這就可以說回華人和印尼其他族群的分別乃至於衝突了。我從小就聽說我們中國人遍佈天下，無論走到哪裡都吃苦耐勞、勤奮工作，然後“為當地經濟做出了巨大貢獻”的故事。後來我親身旅遊各地華埠，又在不少人處聽到華人對所住地方居民的典型投訴：“他們本地人真是太懶，好吃懶做。”真的，從東南亞一直到南歐，從印尼一直到西班牙，彷彿在華人移民眼中，沒有一個地方的人是不懶的。
但是那些當地人又怎麼看這些華人呢？皮薩尼認識的一位印尼商人說：“我替華人工作很多年以後，看到也學到了他們的優點，尤其是努力打拼。”但是這位商人也說：“他們做每件事只為了錢、錢、錢，從早到晚只想到錢、錢、錢，過著吃飯、賺錢、睡覺、賺錢、翹辮子的生活，我不明白這種日子究竟有什麼意思？”沒錯，根據我極有限的經驗，似乎只要有一個華人投訴移住地的原居民太懶，就會有一個原居民投訴華人太貪。“貪”這個字倒是我們中國人自我描述詞組當中很少用到的字眼。
但貪婪就和懶惰一樣，是種太過簡單的典型偏見。皮薩尼這本書不是為了提供更多證據來支持這類偏見，恰恰相反，她想要做的是破除偏見。所以她不只讓我們看到了生活困窘的印尼華人，也讓我們看見了在危機四伏的自然環境面前努力求存的各種印尼原居民。這種態度，乃是一個好記者的本分。
皮薩尼做過十幾年路透社記者，在牛津學習過古代漢語的她也替《經濟學人》和《亞洲時報》供稿。但她時間花得最多的地方始終是印尼，所以她能講一口流利的爪哇腔印尼語。就和許多駐外記者一樣，她也要替她心儀的國家寫一本書，好使更多人認識這片只在片段新聞裡聽聞過的土地
（或說海洋）
。於是在轉行從事公共健康顧問
（她還擁有傳染病學的博士學位）
多年之後，她回到印尼，用一年多的時間騎摩托車和搭那總是延誤的渡船
（最多可以遲到一個星期）
，走了印尼三十三個省份當中的二十六個，試圖逐步拼起一幅看起來永遠拼不成的地圖。
地圖，這確實是個問題。原來對於印尼國民甚至政府機關來說，要在地圖上弄清楚自己的國家也不太容易：
印尼涉及環境管理的國家法律、條約和政令多達五十二種，其中不乏彼此矛盾者。更糟的是，負責掌管森林的兩個政府部門──環境部和森林部──竟使用不同的地圖。2010年，印尼總統曾推動統一繪圖計劃，但毫無進展。兩部門雖一致贊同印尼有必要完成統一的國土利用分佈圖，但在討論應該根據何方資料繪圖時卻無法達成協議。一幅地圖上出現了約4000萬公頃的原始森林，另一張地圖則未納入這片叢林。換句話說，某個部門“漏掉了”一塊麵積大於日本領土的雨林。
2018年上映的印尼喜劇片《印尼飲食男女》海報。
想象的共同體
看到這裡，熟悉現代社會科學的讀者自然會想起去年過世的人類學宗師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他的名著《想象的共同體》把現代民族國家定義為一個想象出來的社群，而地圖正是實現這種想象的重要工具之一，印尼則是他建構其整套論說的田野資料來源。如此看來，是否表示印尼這個國家的想象工程尚未完成呢？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去世不久之後，我曾在一個讀書節目裡頭介紹他的經典《想象的共同體》。這並不是一本易讀的書，更不能在三言兩語之間解釋得清清楚楚，尤其我才疏學淺，結果自然不佳。
果然，有些觀眾看完之後反應很大，立刻猜想我是不是有什麼不良用心，故意用“西方人那一套來解構我們的華夏”，居然把現代民族國家形容成一種“用想象力虛構出來的東西”。
“它是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象為本質上是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對民族下的這一個定義非常有影響力，乃至於今日大家開始把任何大大小小的社群都看成是想象的產物。
但民族國家真是人類大腦想象出來的一種存在嗎？這怎麼可能？有這麼多人一看見國旗飄揚就要激動落淚，有人甚至做好了要為民族隨時獻出生命的準備，如此牽動情緒的東西怎麼能是想出來的呢？但是冷靜下來，再思量一下，我們就會發現民族國家這麼宏偉，這麼親愛的東西，還真是摸不到，聞不著，肉眼不可得見。
至少我們從來不會在路邊等車的時候說一句：“你看，國家剛剛從我們身邊經過。”所謂“想象”，最基礎而又最粗淺的理解，無非就是這種非物質存在的屬性而已。更重要的是，長年支持第三世界反殖式民族主義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從來就沒把“想象”等同過“虛構”；不，想象絕對不是虛構，想象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政治過程。說一個國家是“想象出來的”，和說它是“虛構出來的”，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
自從該書出版，國際漢學界和華人學者的真正爭論重點並非中國是不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
（這沒什麼好爭的）
，而是中國的群體自我意識是否早於現代民族國家的成立。有些學者認為，“中國”作為一種集體的自我想象和認同，很可能老早就有
（比如說宋代）
，但是直到現代，它才加入了全球民族主義的浪潮，逐步把自己建設成一個“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從一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天下王朝，變成了一個立於世界諸國之林當中的一個主權國家。換句話說，大家更關心的，其實是中國究竟是什麼時候被想象出來的。
如果說中國的情況太過特殊，不易套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說法；那麼印尼就正好反過來，是《想象的共同體》論述最完美的示範。首先，就像伊麗莎白·皮薩尼在這本書裡所說的，這是個廣土眾民、極端多元異質的一個國度：
印尼國土環繞赤道，跨距相當於從倫敦到伊朗首都德黑蘭，或者從美國的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到東岸的華盛頓特區那麼長。位於蘇門答臘島西北端的亞齊省，住著篤信伊斯蘭教、五官略似阿拉伯人的馬來族，並驕傲地給自己的居住地冠上“麥加走廊”之名。坐落在亞齊省東南方，與之相距約2500公里的省份是巴布亞，佔據了新幾內亞島西半邊大部分地區，居民皮膚黝黑。我初訪當地時，發現許多原住民一絲不掛，男性僅以葫蘆遮掩生殖器，但他們卻發展出某些複雜的農耕技術。
你叫這些語言、宗教、家庭結構以及生活方式都非常不同，並且可能直至老死都不互相往來甚至不知對方存在的人，該如何去把彼此都納入到“印尼”這個標籤之下呢？他們有任何一樣的共通的地方嗎？
有的，那就是他們全都曾在荷蘭的殖民統治之下。就和大部分脫胎自殖民地的亞非新興民族國家一樣，印尼的疆域恰恰就是前殖民地管轄區劃的一個範圍。我們不妨大膽地講，要是沒有當年荷蘭人，這個國家很有可能不會存在。
所以印尼就和一些同樣在戰後獨立出來的新興國家似的，在剛開始的時候有過一段非常不穩定的集體認同過程。比如說現代印尼的“國父”蘇加諾
（Sukarno）
，終其一生，他其實都是個“大印尼”
（Indonesia Raya）
主義的信徒，認為現存的馬來西亞、新加坡、文萊、印尼和東帝汶這幾個地方應該共建一個“大印尼”。這套現在看來幾乎是天方夜譚的主張，不僅是他個人民族意識過度膨脹的狂想，而且還是當年很多馬來西亞民族主義者的構思，甚至得到些菲律賓人的支持。直到今天，我還認識一些當地左傾華人知識分子信仰這種理念。更加奇詭的，是一部分戰時真心信仰“大東亞共榮圈”的日本士兵，他們在日本戰敗之後不肯撤離，或者留在馬來半島加入馬共，或者參與印尼獨立戰爭，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有義務協助“亞洲人脫離殖民統治”，建設一個偉大光榮的“大印尼”。
由於印尼太大太複雜，又由於連對該建設一個怎麼樣和它的面積到底該有多大的共同體都沒有共識，難怪全文寥寥數語的印尼獨立宣言會在“我們是印尼子民，在此宣告印尼獨立，將盡快完成權力轉移”之後，帶點無厘頭地補上了一句“以及其他事宜”。這個“其他事宜”，自然就包括了國家的建設，或者說是一個國家的想象。
推翻蘇加諾之後，軍事強人蘇哈托上臺，他的辦法很簡單，就是鐵腕鎮壓不認為自己算是印尼人的任何地方分離主義，同時向全國列島強行輸出爪哇島的一切，例如它的語言、文化和人口。幾十年間，政府不只由爪哇遷出了大批跨區移民，還把爪哇蠟染等地方文化特色推廣成了全國統一象徵。但他成功了嗎？伊麗莎白·皮薩尼在2000年之後造訪以人人帶著一把大刀上街，曾經發生不少流血暴力事件的松巴島，她特地在市區尋找一張全國地圖，結果僅能找到一張放大得非常細緻的島上分區圖，卻硬是尋不著一張印尼全圖。於是她只好慨嘆：“在松巴島，國家不存在。”
《印尼Etc.：眾神遺落的珍珠》可說是一個外國人對印尼獨立幾十年後在建國等“其他事宜”上的表現考察報告。在這份報告書裡，固然有像亞齊人這樣逐步放棄獨立，於後蘇哈托時代民主分權的大勢當中找到和平統一新定位的可喜情況。但卻還有更多讓人憂心印尼會不會漸漸走向分裂的跡象。例如各個地方政府在更大權力之後，開始自作主張、互相爭權奪利的情況。但是伊麗莎白·皮薩尼依然樂觀，因為“將全國牢牢系在一起的幾條線不會輕易被拆散”。其中一條就是龐大的官僚體系，那個經常被外人詬病，貪腐不堪的利益網絡。
她說：
印尼十分重視人際關係，私人義務與公共義務往往交纏在一起，集體合作也和利益輸送、營私舞弊產生牽連。雖然許多國際觀察家譴責印尼因為貪汙而付出高昂代價，但也有少數人認為，利益輸送促使印尼將破碎的島嶼和不同的族群結合成完整的國家，是國家統一過程中必須投入的代價。
所以印尼確實是“想象共同體”的好樣本，因為這幾乎是個不可能存在、更不可能統一得起來的國家。然而，通過一連串將會產生實質效用的政治過程，這一萬三千多座島嶼上的居民卻可以把大家都想象成彼此利益攸關的印尼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讀者要是看到伊麗莎白·皮薩尼這個判斷，想必會記起《想象的共同體》當中關於殖民地官僚遷升的那段有名段落。他們各自帶著不同的背景和文化，共事於一座金字塔式的層級結構當中，不斷升降，不斷遷移，最終可能會走到雅加達。在這個體系裡邊，他們既認識了來自各個地方的同僚，又對整個體系所覆蓋的國土產生了具體的感知，同時還結下了千絲萬縷的關係。對這些貫通各地，掌控全國命脈的官僚而言，那種關係就是印尼。所以印尼，當然是存在的。
本文節選自梁文道為《印尼Etc.：眾神遺落的珍珠》撰寫的長篇導讀，小標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獲得出版方授權刊發。
摘編丨徐偉
校對丨薛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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