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黃小波
都說母愛是不計回報的，可是大部分母親還是收到了回報：看著兒女長大、成人、成才，享受他們帶來的歡樂和孝心。而對於哈市75歲的老人張玉琴來說，53年前大女兒降生之時，她就知道這種平凡的幸福於她而言已是一種奢望。
半個多世紀前，還是一個不規避近親結婚的年代，“姑做婆”、“姨做婆”的傳統婚配方式還很盛行，年輕的張玉琴嫁給了自己的表哥。婚後她先後生下了兩女一子，結果這樁婚姻成了近親結婚危害的最活生生的例子。
這對錶兄妹夫妻的基因裡顯然有一種傳女不傳男的病根，兩個女兒——老大黃小波和老三黃小紅生下來都患有嚴重的軟骨病、先天性心臟病、智力被鑑定為二級智障。“老二是兒子，基本健康，但是腦子也不靈光，做事反應慢。”在那個還沒有計劃生育的年代，因為擔心下一胎再生女兒，張玉琴夫妻倆不敢再生了。
“我帶她們去看病，一個老中醫驚訝得不得了，說我看了一輩子病，從來沒見過你家這樣的孩子。”當時家裡到處都是棉花，這是包裹兩個女兒的“神器”，因為孩子們渾身都是軟的，腳面隨時就會翻到後面去，胳膊直接能搭到後背，只能用棉花固定住。兩個女兒都是10歲左右才勉強能走路，卻不停的摔倒，不到20歲便徹底回到了輪椅上。
兩個女兒出世後，張玉琴就再也沒法上班了，她不得不用全部的精力來照顧孩子，一家人的花銷只能依靠孩子父親一個人的工資。“一家五口每個月就指著30塊錢的工資，有燒的沒吃的，有吃的沒燒的。”
張玉琴的四妹張玉華告訴記者：“孩子父親在世時還好，他從工廠退休，有點退休金。2015年，孩子父親去世了，這筆收入就沒有了。我姐年輕時還能撿點破爛，現在歲數大了也撿不動了。街道低保是姐妹倆兒每人500元，這1000元就是娘三個一個月的全部收入。”
在張玉華的印象中，這娘仨兒每天只喝一點粥，吃點鹹菜，啥也吃不上。“老大小波是結婚了的，丈夫也是一個智力有點問題的人，但是不嚴重，有他搭把手我大姐還能輕鬆點，可是這個男人幾年前突然跑了，不見人影，照顧女兒的重任全都落到了我大姐身上。”
雖然生活拮据，可是在張玉琴的精心照料下，兩個女兒不斷突破醫生預言的生命極限，如今都到了知天命的年紀，這實在算得上母愛創造的生命奇蹟。“反正吃不上好的，也餓不死，攤上了，當父母的就得認。”張玉琴說起這半個世紀的生活，語氣雲淡風輕。
她很感恩，坎坷的人生路上總是遇上好人。“鄰居都心眼兒好使，看到我一個人整倆兒孩子忙不過來，就有老太太主動幫我看孩子。前兩天自來水管壞了，屋裡到處都是水，我自己根本整不動，掃樓道的老頭聽說了，進門幫著收拾了。等自來水公司的人來維修，看到我們家這情況，又帶著東西來慰問。”
母親張玉琴和妹妹黃小紅
張玉琴是家中的老大，兄弟姐妹幾個都很惦記她，經常給她一點接濟。四妹張玉華退休後跟隨兒子定居北京，可是因為惦記大姐一家的生活，一有空閒她就回哈爾濱看看。“我小妹妹在哈爾濱時，也總是忙完自己家的事就過來，幫著我大姐照顧一下。”張玉華說。
張玉華自己的退休金不高，不過攢點兒就給大姐郵來。“本來她70多歲了是需要人照顧的，現在坐著想要站起來都要人扶，可是因為兩個孩子不能自理，她反而要照顧別人。我經常擔心，我大姐身體不好，要是再沒了這倆孩子咋整？”
張玉華說，隨著年齡的增長，兩個外甥女的身體越來越差。“窩吃窩拉，你來之前我特意開窗戶放味，要不這屋裡人都呆不了。我們也知道偏遠地方的房租便宜，可是兩個孩子每年都會住院，這上下樓我們都整不動，要是離醫院再遠，誰能跑得起？”
張玉華嘆著氣說：“這麼多年了，兩個孩子還不認識我，打電話會說：‘四姨你回來吧，我想你了。’其實就是想要好吃的，我要是沒帶好吃的就不高興，還是跟小孩似的。可是見到我了卻總忘了我是幾姨，經常叫我‘三四姨’。”
更折磨人的是，由於常年吃藥，兩個女兒的肝都不太好。張玉琴說：“總髮脾氣，她倆到一塊就吵架，所以租房子也只能租兩居室的。有時候大半夜的，一個說夢話，另一個被攪和得睡不著，就氣惱地大罵，整得我們都沒法睡。”
記者提出想要給姐妹倆兒照個合影，妹妹小紅嫌棄地說：“我才不照呢，她身上有味。”兩個女兒的任性，張玉琴早已習以為常，她更多的是心疼。“她們的思維都是亂的。那個大的已經雙目失明，癱瘓在床，連輪椅都坐不了，這個小的最近吐血拉血，得了病也沒錢治。”
張玉華說：“我姐一輩子沒工作，所以也沒有退休金，甚至連低保都不能辦，因為她有兒子，不符合規定。兒子雖然不算殘疾，但畢竟腦子不好使，經濟能力有限，所以也沒能力贍養她。”
在這個老人是主要“勞動力”的特殊家庭，記者看到，房間收拾得很利索，看得出女主人在艱難的生活中還保持著體面。希望這樣一個特殊的家庭，能夠得到特別的照顧，讓苦命的母女三人得到更多的救濟，生活能有保障。本報記者 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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